亚投行的前景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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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投行筹备与建立相并行的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的贸易融资货币，亚投行可能成为一个去美国化的多边投融资平台，而人民币将成为其中主导性货币。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在筹备之中，日本和印度还没有进入成员国行列，日本媒体认为这是中国在独自搭台。筹建亚投行的建议是主席去年10月份访问印尼期间提出来的，今年4月份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中国财长楼继伟透露已经就此问题开过两次会议，而外媒则披露亚投行的成员国包括东盟10国在内的16个成员国。
日本醋意大发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在经济崛起时代与美国合作组建了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的金融秩序重构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亚投行的建立显然会对亚洲开发银行形成一定的制衡，当然亚投行是专业性投资开发银行，将实现亚洲储蓄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转变，减少亚洲资金向发达国家金融系统“倒流”，推动资金从虚拟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转移。
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无论亚洲、非洲还是发达经济体都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巨资，夯实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基础。当然，基础设施投资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利器，亚投行无疑是将中国经济增长经验实现国际化的一个多边平台，同时对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有不小的推动作用。
基础设施投资时代来临？
依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增长，而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症也常常受到学者们的批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重要任务是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可能存在投资过度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也存在同类问题，相反，包括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长受制于基础设施的匮乏。巴西因公交车票涨价而出现了百万人的大游行，根源就在于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公共交通供给不足，仅仅因为公交车费涨价就引发巨大的民怨。
回到经济增长的“常规轨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无非是将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得到更多的产出。每个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各不相同，但是将过剩人口导入市场是基本的原理。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认为，将赋闲的劳工和低利率加在一起就是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好时机。美国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比如州际高速公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也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再次进行投资，再工业化意味着大量的资金要从金融领域转移到基建领域。
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的林毅夫教授曾提出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他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一个路向，可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赢的目标。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一结论已经被中国的经验所证实。在基础设施建设期间，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市场，提高就业率，中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借助“铁公机”以及房地产得以拉动，笔者家乡因铁路修建而使当地的劳动力价格瞬时涨了近一倍。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缓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而基础设施本身就是一种固定资产投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私人资本的形成。一条公路的修建能够节省人员与货物流动的成本，清洁的饮用水能够减少在健康方面的投资，人力资本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
从农业向工业的大转型意味着统一市场的形成，而市场就是一个流通与交易的空间，没有交通方式的互联互动，市场网络就是碎片化的，只能是地方性市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基础设施并不足以支撑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非洲有些国家还没有通铁路，国家之间没有航空联系，甚至需要假道欧洲才能到另一个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的匮乏是经济增长的一大障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本身说明过度金融化会带来全球性危机，如何使用全球海量资金关系到全球经济的稳定，欧美多次量化宽松并将利率降为零，但资金依然在金融领域“空转”，这一点足见经济改革之难。同时，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计划是中国经验的体现，而主流的经济学依然是以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为基础，林毅夫供职于世界银行时主要负责发展经济学问题，他提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应，而5年过去了，基础设施投资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经历了国际经融危机的洗礼，表现出超乎意料的韧性，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对外投射能力越来越强，而高铁等基础设施出口又成为中国本届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
力促大联通
基础设施投资的必要性已经越来越受到认可，问题的关键是，钱从哪里来？按照2011年的估算，发展中国家每年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是4000亿～65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认为未来10年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8万亿美元，不同机构对非洲的预测有很大出入，每年大约需要400亿～10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发达国家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美国要维持目前的基础设施需要投入2万亿美元，欧洲也差不多如此。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提出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谓正当其时。令外界惊诧的是，自2013年10月主席提出这一倡议后，2014年1月和3月，中国已经与多国就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行了两轮磋商，预计今年秋天将签署相关文件。
中国财长楼继伟认为，亚洲和全球缺的并不是资金，而是动员能力，此言不虚，亚洲地区是全球外汇储备的集中地，东亚贸易国和西亚的产油国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直逼4万亿美元。总理访问非洲期间也坦承，超额外汇储备是不小的负担。亚洲的外汇储备多数回流到欧美市场，变成了美国的国债，这对亚洲的政体发展并不利，使亚洲在金融货币领域依附于美国，亚洲的资源通过金融市场“补贴”发达经济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政府间的地区多边投资合作平台，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专业便利的融资渠道，既能够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难的问题，也能提高资金的利用率。
亚投行的建议得到了不少亚洲国家的呼应，亚投行的资本金规模暂定为500亿美元，中国将是主要的出资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要控股，中国坚持开放的多边主义精神，如果其他国家认筹更多份额，中国可以降低自己的比率。
但从现实而言，中国将是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并且是具有否决权的股东。如果说IMF和世界银行是欧美主导世界经济的象征，那亚洲开发银行则是日本在东亚崛起的“地标建筑”，但日本毕竟是个半国家，亚洲开发银行依然有美国的魅影。而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也从资本匮乏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三大投资国，中国资本“走出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中国以“贸易国家”的战略实现了经济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20个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基础设施的大联通是自由贸易体系的关键一环。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在印尼巴厘岛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贸易便利化，加快通关速度。
基础设施的联通无疑能够推动货物的运转速度，中国政府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经济带，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孟印缅经济走廊等概念，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也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体系的“外溢”。中国已经在国内建立了世界最长的高铁网络，将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网络延伸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从而实现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是本届政府的重要目标。
中国处于重化工业的后期，而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也使中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利润率下跌问题。按照产品周期的理论，中国的产业转型与升级需要实现产业的转移。最近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环境污染的现象越发显现，一些成熟的产业需要淘汰和转移。产业转移也需要好的营商环境，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外资进入，除了廉价劳动力之外，还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在装备制造业领域逐渐形成自己的优势，比如高铁、支线飞机、工程建设等。在第五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上，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认为，铁路是中国基础建设领域的长项，目前已在发展中国家土耳其成功建设并开始运营，未来更大的愿望是把中国高铁和其他装备制造业形成产业链推向国际市场。
装备制造业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相互促动的，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使二者有了可行性。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关系尚不明确，二者有竞争关系，但亚投行更关注基础设施的投融资，而且亚洲开发银行已经表示有意愿参与其中。在不挑战亚行地位的前提下打造一个专业性的多边开发银行是中国金融外交的一大成果。另外，亚投行未来将走出亚洲，成为更大范围的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对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亚投行是将亚洲的高储蓄变成高投资的中转站，无疑会对以美国为主导的金融秩序形成一定冲击，虽然初始的资本金规模只有区区500亿美元，但这是亚洲地区走向自主的一个象征。与亚投行筹备与建立相并行的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的贸易融资货币，亚投行可能成为一个去美国化的多边投融资平台，而人民币将成为其中主导性货币。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这种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与贷款的形式实现了美元的国际化，奠定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坚实基础。当下中国处于一个从贸易国家向金融国家的转型时期，需要为人民币走出国门铺设通道，而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边合作机制为人民币的出海创造了机会。与之并行的是，人民币与多种货币签订了互换协议，人民币国际化的蓝图已经比较明朗。
亚投行的建立既是中国经济模式的向外延展，也顺应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趋势，同时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环。当然，亚投行不仅触碰了日本的亚行，也多少挑战了美元霸权的神经。可以预见，亚投行的发展一帆风顺，因此需要强大的国家政治意志与娴熟的专业技巧共同推动。
（作者为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供职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文章不代表本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