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需加强财政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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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国财政监督制度建设首先要加强专职财政监督建设，同时要进一步推进财政信息公开透明。

财政监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财政范畴，在监督公权运作中是一种相对特殊的客观存在和制度形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与作用。

西方财政监督：分权制衡

由于财政监督的专业性、边缘性、社会性、综合性，财政监督在不同国家制度设计不完全相同。“分权制衡”国家财政监督通常以立法机关外部监督和财政部门内部监督并重方式设计制度。其中，立法机构的财政监督既是“分权制衡”国家立法制约行政、议会监督政府的核心内容，也是共和制政体的关键所在，还是政府预算制度产生的根源，更是“分权制衡”国家监督政府、监督财政文化氛围的根本。同时，“分权制衡”国家也在财政部门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专职财政监督体系，实时、全程监管政府及部门财政资金的收、支、存业务动态。这些国家的专职财政监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专职财政监督是高级别的、重要的国家经济监督

即专职财政监督以相对的专业和监管优势，并列于议会监督、司法监督和审计监督。如荷兰、巴西专职财政监督与议会监督相结合；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希腊等专职财政监督与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相结合，且财政监督和审计监督都各自向部门、地方派驻人员，并列执行监管业务。法国专职财政监督则与议会预算审查监督、审计法院事后监督相并列。

专职财政监督是相对独立和高于同级部门的专管或专员监督

如美国联邦财政部设由总统任命的财政总监，直接对总统和国会负责监督财政政策执行和检查中的重大财税违法乱纪；同时联邦政府所有用款部门都配备一名由总统任命的财政总监对总统和财政部负责，部门每项支出必须经财政总监签字才能拨款。法国在财政经济部设直属财政部长管理的财政监察总署，称为财政部长“别动队”，主要负责根据部长指示对涉及国家财政收支及其他有关事项的专项监督。

专职财政监督普遍实行不同程度的派驻或派出制

派驻或派出制和专管或专员制都是垂直监管方式，但派驻或派出制与上级专管或专员制相对应，是向下级政府或单位派驻或派出的机构及人员。

可见，一般的财政监督制度建设兼顾融合财政监督的专业性和社会性特征。但囿于信息不对称或社会性、新闻性偏好差异，我国媒体和学界相对关注财政监督中监督政府、监督财政的内容，而相对忽略专职财政监督制度建设及其在政府监督、财政监督中开展的业务工作。由此形成一种对国外财政监督重新闻及社会效应，而略具体业务制度的认识偏差。

我国财政监督：各类经济性行政监督作用突出

未实行“分权制衡”体制

我国并未实行“分权制衡”体制，立法监督主要是人大对政府及部门例行的程序性监督，社会监督是媒体、民众和社会机构参与的纳入政府相关部门管理的补充性国家监督，由于受实际业务的参与限制，这两类监督的实效并不突出。

财政监督在改革中渐进稳步发展

根植于国情的专职财政监督在改革中渐进稳步发展，自1979年国务院要求建立健全各级财政监督机构和恢复财政监察工作后，1995年财政部在各省设立财政监察专员办，1998年取消年度全国性“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地方财政监督工作陆续展开。目前，各级财政监督机构基本建立健全，各级财政监督机制已深入相应的领导及决策事项，如自2000年起四川省级财政就实行财政监督专员进入厅党组参与相关项目决策及会议的制度等。一个中央地方纵横交织、深入决策与业务的专职财政监督体制，基本形成并正在逐渐趋于健全完善。

各类经济性行政监督作用十分突出

在政府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以及政府纪检监察机关为核心的国家监督体制下，各类经济性行政监督如金融监管、证券监管、工商监管、财政监督等作用十分突出重要。特别是财政监督作为政府及国有经济的监督，是国家监督体制中重要、核心的经济行政监督。近年我国重大反腐事实表明，财政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结构中，既是业务密度大，又是监督密度较高、监督需求较大的行政监督；财政监督涉及的事或人通常具有多种轰动效应，是国家监督体制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和监督前沿。

监督环节的关键性和监督内容的核心性

与审计监督、司法监督、人大监督的外部性、查账式、诉讼式、程序式特征相比，专职财政监督从政府资金分配和再分配环节，内在于政府行政业务及管理流程，具有资金管理这一关键环节的内生性、参与式、全程式、全覆盖监督特征。

专职财政监督以政府资金分配和再分配为内容，反映、制约、监督全部政府行政活动，紧紧扣住资金这一核心要素，从资金分配直接督促政府行政的法制规范目标实现。这或许也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财政监督与审计监督、议会监督并列为国家重要经济监督的基本原因。

建议：加强专职财政监督，推进财政信息公开透明

参照国际惯例，提升专职财政监督地位，加强专职财政监督队伍建设

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国际惯例相比，我国专职财政监督制度建设差距十分巨大。我国专职财政监督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既是财政监督的专业性本质决定的必然选择，也是财政监督社会性本质决定的必要措施。因为我国的高度集权体制转变自1980年代政府权利分化开始，到2000年代已进入政府权利规范约束时期。只有加强财政监督才能适应新公共管理所要求的公开化、透明化和政府绩效评价及管理的发展趋势，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要求。

健全完善适应国情的专职财政监督工作制度

建立监管业务融合的专职财政监督方式，在财政业务及管理流程基础上设置或增加专职财政监督业务，如预算编制的预算初审监督，收入的及时性监督，库款安全性监督，支出拨款与支付、支出合规性与绩效性监督，会计核算及账务监督等。建立财政业务及管理流程节点监督，如财政业务受理前的监督审查等。建立参与业务监督，如专职财政监督参与预算编制、执行、变更、追加和相关管理及会议，以及项目立项、论证、实施、招投标及绩效评价等。

健全完善适应国情的专职财政监督派驻派出制度体系

专职财政监督派驻派出制度是财政资金跨级使用的产物。上级财政资金经财政转移支付由下级财政及其他政府部门使用是通常的，实行相应的派驻派出专职财政监督是普遍的。我国地域辽阔，各类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中央对地方各级、地方上级对下级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大、种类多、管理难度大，健全完善相应各级专职财政监督派驻派出制度，加强分级财政体制下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结构复杂、规模庞大的跨级财政项目及资金的监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推进财政信息公开透明，提高外部财政监督效率

财政信息公开透明是外部财政监督实施前提，我国人大监督、社会监督等效率不高，原因正在此。政府行政信息公开透明，我国与国外的差距还很大，许多只能逐渐解决，无法一蹴而就。

（作者单位：西南财政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相关链接：财政监督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改革财税体制”、“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这为开展财政监督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