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流向古罗马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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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奥地利科学家在一次埃及考古中发现，第21王朝(公元前1080年前后)的一具木乃伊头上看块残锦，经证实这是一块来自中国四川的蜀锦。这一发现令人对四川与国际世界的交往历程、交往程度充满遐想

从成都发达的丝织史，我们能感受到丝绸那典丽的历史肌理，它温软时缎面滑向海内，滑向海外，作为川派文化的标记之物，它沿着山高水长的南丝路，被坚韧的马背驮向天涯的尽头。

华丽的川派丝绸滑向昨日

作为南丝路的起点，崇丽的成都是一座丝绸之城，它的别称叫锦官城，它的母亲河叫锦江，它的著名街道叫锦里。在弥散着丝绸暗香的送仙桥蜀江锦院，我们采访了2007年6月被文化部授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称号的刘展曦师傅。刘师傅的工作室在蜀江锦院二楼，窗外是一池碧水，一树火红的石榴花探上来，几乎依上了窗棂。身材瘦小的刘师傅站在窗前指着绷子对我说，他正在结本，在蜀锦织造中，“挑花结本”是最重要的一道工艺。刘师傅干蜀锦这一行已60余年了，他爷爷那一辈就开始织锦了，解放后成立蜀锦厂，他父亲是蜀锦厂操作花楼织机的锦工。1958年，13岁时，刘展曦进了蜀锦厂，学习蜀锦织造的关键工艺“挑花结本”，他告诉我们：“前，蜀锦厂的花楼织机就已经出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能改善我们传统的东西，但有一点要坚持，就是在学习时要保留传统，保留我们传统的技艺。蜀锦属于编织工艺，而机器生产的现代化的数码织品，不是织锦，只是丝织化产品，这种织品的组织结构是一个变化组织，不是纬显花，所以始终达不到锦缎的效果。因此，不管是从保持蜀锦的品质来看，还是从保留传统技艺来看，花楼织机手工织锦这个工艺都是有保留、传承价值的。”

也许正是基于要保留这种传统技艺吧，当蜀锦厂改制后坠入萧条后，刘师傅和原蜀锦厂的6位老艺人接受了蜀江锦院的邀请，再次回到了蜀锦织造的世界。这些老艺人当时最小的60多岁，最大的已经80多岁，都是1949年前就开始学技习艺的。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如今依旧还在继续做的，就只有刘晨曦师傅了。

蜀锦工艺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是挑花结本，一是花楼织机的织造，虽然自幼便与织机相伴，但刘师傅结缘更深的还是“挑花结本”。 为了学好“挑花结本”，刘师傅费尽了功夫，他近年来既仿照宋代纹样翻制了八搭晕、灯笼、云龙等传统纹样，又仿唐代蜀江锦风格制作出了方方锦，并创新设计出了太阳神鸟(用蜀锦传统的“方方锦”来衬托太阳神鸟)等多种新纹样。

交谈过程中，刘师傅打开抽屉，取出几张他设计的纹样。有龙、凤、麒麟、牡丹、太阳神鸟等，这些纹样或传统，或创新，色彩鲜亮，让人不难想象出它们织出来后的华美效果。他告诉我们，蜀锦以用料考究、工艺复杂、纹样华美著称，现在我们所见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纹样，有灯笼、八搭晕、落花流水等。这些纹样大多是宋代以后的纹样，宋代以前的，因为四川空气很潮湿，保留下来的蜀锦不多，所以更多的只能从古书典籍中的描述去了解。

事实上，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的蜀锦有着极为久远深厚的历史，有可能四川就是丝绸的发源地，传说中蚕桑丝织的发明者嫘祖即是四川盐亭人(一说为河南西平人)， 川人的丝织业可上溯古蜀国时代。战国秦惠王时，蜀地就以布帛的丰饶闻名于诸侯。到了汉代，巴蜀更是“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蜀锦畅销全国，当时各地的锦，以“成都独称妙”。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大力提倡种桑养蚕，以蜀锦作为军费来源，以致成都出现了“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的壮观场面。为了更好地管理蜀锦生产，蜀汉政权设了“锦官”之职，专门来管理蜀锦的生产。唐代时，蜀锦冠绝一时，成都为武则天的女儿安乐公主定制的单丝碧罗笼裙，用细如发丝的金线缕为花鸟， “飘似云烟，灿若朝霞”，令当时人叹服，称其为“妖服”。 宋代时，朝廷在四川成立了“成都锦院”，曾一度用蜀锦来换取西南各地的战马。清代后期，清政府将江宁织造府从南京迁到成都，蜀地的机坊迅速发展到400余家，这一时期生产的“方方”、 “雨丝”、 “月华三闪”等名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工艺，锦史上谓之“明清三绝”。

从成都发达的丝织史，我们能感受到丝绸那典丽的历史肌理，它温软的缎面滑向海内，滑向海外。作为川派文化的标记之物，它沿着山高水长的南丝路，被坚韧的马背驮向天涯的尽头。

丝绸微妙地改变西方

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元鼎三年)，蓬勃的汉风吹向西北。这年，一个挑开东方和西方间铁幕的人在长安去世了，他是代表汉王朝访问遥远的乌孙国归来一年的博望侯张骞，当时，他刚被提升为位列九卿的大行令。这个雄健的陕南汉子曾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大夏国)看到产自四川的邛竹杖、蜀布，惊奇之余他了解到这些东西是从身毒国(今印度)流通过来的。根据印度学专家雅各比的考证：公元前4世纪时，印度孔雀王朝的国王旃陀罗笈多时期，当时来自中国的丝绸已贩运至印度；丝绸在当时的印度除了做衣服外，还用作帝王的旌旗，丝绸是运八印度的货物中首屈一指的畅销物。雅各比说的这些丝绸，极有可能产自四川，沿着南丝路上的“蜀身毒道”运了过去。印度古代著名的史诗《摩诃婆罗多》里有对中国丝的记载，古老的梵文中已出现不少与丝有关的字，可见中国丝对古代印度之影响。

作为南丝绸之路的象征性物品，美丽光洁的丝绸尽显旧时代的传奇。我们今天在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可以看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飘逸动人的丝绸衣装。公元前一世纪时，著名的埃及艳后克利奥巴特拉曾穿着当时尚罕见的艳丽绸衣在公众前显耀自己无与伦比的华贵。古罗马人把中国称作“赛里斯”(seres)，即丝国之意。公元1世纪前后，性喜奢华的罗马人开始狂热地迷恋从帕提亚人手中转手取得的中国丝绸，这优雅的异国情调引发了一场时尚革命。普林尼曾挖苦被丝绸搞得神魂颠倒的罗马贵妇阶层说：“这完全是为了能在一种透明的薄纱下卖弄媚态。”当恺撇身着丝绸长袍出现在剧场里，朦胧的烛光将红色的袍子映成梦幻的紫色，全场观众尖叫着沸腾起来，他们被凯撒身上恍若天物的美丽绸衣惊呆了。在古罗马市场上，丝绸价格一度上扬至每磅约12两黄金的天价，造成罗马帝国黄金大量外流，迫使元老院断然制定法令禁止人们穿丝衣，理由是穿戴丝织品很不道德： “丝绸衣服如果不能遮掩人的躯体，也不能令人显得庄重，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们没有注意到她们放浪的举止，以至于成年人可以透过她身上轻薄的丝衣看到她的身躯。” 但这一举措并没能阻挡贵族阶层对丝绸的狂热欲望。

古罗马人相信来自神秘东方的丝绸是从树上摘下来的，取自某种树叶上的柔软绒毛，“赛利斯人(中国人)从他们的树林中获取这种丝品而闻名于世。他们将从树上摘下的丝浸泡在水中，再将白色的树叶一一梳落。”公元2世纪时，一个叫宝撒尼亚斯的罗马人断言丝绸是由一种大爬虫织成的，同蜘蛛结网是用样原理，但这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大爬虫，他却想象不出来。

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时代，为了摆脱波斯人高价垄断经营中国丝绸的局面，请与安息国邻近的突厥可汗派使者调解，不料波斯王不但不听调解，还毒杀了使臣，矛盾被激化后，东罗马联合突厥可汗于公元571年攻伐波斯，战争长达20年之久，未分胜负。这就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战”。

据有关资料，由于和波斯断绝了关系，东罗马境内价格飞涨，丝织加工业几乎陷于停顿，查士丁尼急坏了，几个刚好在君士坦丁堡的印度僧人便来到王宫向查士丁尼说，我们在中国住过很久，曾用心研究过这种蚕虫的繁殖饲养方法。将信将疑的查士丁尼答应事成之后给予重赏，几个印度僧人于是再次前往中国将蚕桑种子和养殖技术偷偷带回到君士坦丁堡，欧洲各国的养蚕业从此由东罗马逐渐传播开来。也有人认为，丝绸制造技术被中国政府视作高度机密，长期以来禁止透露给外国人，东罗马查士丁尼时期，几个东正教教徒将蚕种和桑籽藏在竹杖内偷偷带到了君士坦丁堡，丝绸的秘密终于被西方人所破解。公元12世纪时，南意大利王罗哲儿2世从中东俘虏了两千名丝织工人，把他们带回意大利去养蚕、缫丝、织绸，意大利的丝绸技术从此获得迅猛发展，并成为欧洲丝绸工业的中心。

从中国流出的丝绸，微妙地改变了西方。古道，骡队，大江，雪山，南丝绸之路与著名的北丝绸之路一样，是秘境也是母地，是文化的苦旅之地，是亚欧大陆璀璨的人文谷屯。从文化史的角度上，这两条史上著名的国际商道也可被称作“亚欧大陆桥”，它让人不禁想起沟通欧亚两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曾无数次在家乡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上驻足沉思：这座横跨两大洲的桥梁是欧洲和亚洲两大文化板块之间关系的缩影――它沟通两者，但沟通本身表现为反复的、长期的冲突，这种冲突同时是不同文化传统交融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