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产业角度看上海世博会的后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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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闭幕后，总结世博会经验，充分发挥世博会的后期效应成为一个重大课题。世博会对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由世博会，上海的都市文化空间在全球化格局中被重塑，文化旅游中的身份认同得以重写。世博会也为上海产业园区的集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与可能，给会展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关键词：上海世博会；后期效应；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327－06

举世瞩目的2010上海世博会给中国的经济、政治、科技等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如何在世博会闭幕后使该效应获得可持续发展成为政府与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与理论问题。而上海为了利用好世博的后期效应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文化大都市战略”，文化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成为大势所趋，此即新世纪真正能够引领世界的文化产业。那么，从文化产业角度而言，世博究竟留给上海哪些宝贵遗产，又带来了怎样的有利契机?

上海世博会期间，旅游人数屡屡刷新记录，而世博后的世博园区保留下来的“一轴四馆”(世博轴、中国国家馆、世博会主题馆、世博中心和世博会文化中心五个标志性的永久建筑)，经过二次开发后仍是游人看好的去处。世博观光何以有如此之大的魅力?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既给越来越多的国人提供了出行的闲暇，同时也给其提供了相应的财力，于是，旅游逐渐成为普及开来而且愈益兴盛的文化实践。而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旅游与文化的结合，文化部及国家旅游局在2009年联合了《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结合，有助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也就是说，文化旅游必须要有足够的文化含量或历史底蕴，以此为前提发挥文化与经济的互动、联动效应。上海恰好具备文化旅游需要的这种坚实基础：在全球化的格局中，上海通过与过去殖民现代性截然不同的主动现代性而完成了一次巨大的文化空间重塑，而且，这一重塑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本雅明曾把19世纪的工业博览会看成是商品拜物教的朝圣地，是唯一真正现代性的节日。今日世博会，无论就规模还是内容而言，都不同于以往的工业博览会，而是集工业、技术、艺术、商业、文化多样性以及生态文明于一体的巨型空间景观，是现代性物化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全面呈现。”也即是说，从首届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始，世博会很长时间内都在展示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与现代性的工业文明成就，现今的世博会仍然沿着这一现代性基本理念的道路前行。因为突飞猛进的技术无疑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刷新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及交流方式，科技让人类对明天抱有更为美好的展望。历届世博会中琳琅满目的新创意、新发明都会让身临其境的观众体验到现代性物化体系强大的同化力量，令人对现代性与科技的同构产生直接认同感。德波曾批判技术不单极为明显地改变了日常生活，而且它“倾向于降低人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生活于是“减变为一种与稳定的重复性景观的义不容辞的消费密切结合的纯粹的重复性琐事”；而韦伯干脆就把现代工具理性笼罩下的日常生活看成一个铁笼子。然而，在看到技术引发的负面效果的同时，不能忽视正面的成果，尤其是当我们不是简单地把技术看成生活的外在因素时，技术的感性及审美意义也会随之凸显出来。这突出地体现在每届世博会所留下的建筑艺术遗产上，譬如1851年英国世博会的“水晶宫”、1889年法国世博会的“埃菲尔铁塔”等。后者初建时曾被斥为是一座毫无意义的怪物，而建成后的埃菲尔铁塔显得既气势挺拔又轻舞飞扬，且渐与巴黎的其它建筑景点和谐交融，因而最终成为巴黎的象征。“城市建筑是知识形态、观念形态和艺术形态的完美结合。任何城市建筑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因而城市建筑本身必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观念文化是城市建筑文化的内核，知识文化是其丰富的骨肉，艺术文化是其外在的画面。”本届上海世博会的整个世博园则俨然一个充满艺术珍品的超级公园，尤其是永久保存的世博会中国馆“东方之冠”构形雄伟壮观、含蕴悠远丰厚，而且，它作为个体建筑与上海市其它建筑群区构成了对比、呼应。

大致说来，上海市的现代建筑有三大群落：外滩、浦东新区、世博园。外滩自1845年、1849年分别被英法侵略者抢占后，一直到20世纪加年代期间都是两国的租界。外滩是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大本营，是当年各国领事馆的聚集地，可谓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汇聚了不同国家风格各异的建筑，譬如英国古典式、法国古典式、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中西合壁式等，因此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现今人们看到的外滩虽然大都经过改建，但保留了之前的基本风格。它们在在表征着“殖民地的现代性”。现代性是西方在民族国家兴起及工业革命后，不断进行海外扩张的历史过程，这使得现代性染有十分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色彩。就是说，现代性与殖民性两者水融，因为现代性一直伴随着欧美国家的海外扩张而散布到世界各地，而且被用作殖民统治合法化的精神工具。从现代性的最初成形到渐趋发展，现代性内部充满对抗与冲突，“现代性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的持续的可变性表明，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与西方先发的、主动的、乐观的现代性相比，上海的现代性则是后发的、被动的，带有被殖民的伤痛印记。在欧美及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利益的争夺与领土的觊觎博弈中，上海被全球经济收编为一座半殖民城市，其都市化也是半殖民主义的副产物。所以，此时的都会文化与殖民文化纠缠在一起。正如史书美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要描写都市文化，那么即便他是以某种闪烁其辞的方式，这座城市的多元种族、多元民族主义及其殖民机构结构也都必然会被表述出来。的确，如果去除了西方风格的剧院、舞厅、咖啡厅、赛狗场、进口轿车和好莱坞电影，上海的都市风景还能剩下什么呢?”于是，都市的魅惑使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土，资本主义的天堂，充满欲望与罪恶的城市。波特莱尔、本雅明等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都市现代性的一些普遍主题――商品化、碎片化、孤独的人性等――也在上海颇为流行，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一批小说对此做出了生动的诠释。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直至现今，在民族主义者的想象中上海特别是外滩建筑铭刻着中华民族的耻辱、见证了所遭受的殖民剥削，即便通过改换建筑名称等方式可以进行意识形态改造，但仍然无法抹去深层的被殖民无意识。

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宣布开发、开放，20余年间浦东新区注意把国际化思路与本地特色相结合来探索城市发展的新模式，高起点地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全力打造成为现代化新城区。浦东的变化翻天覆地：由阡陌农田到林立高楼、从

穷乡僻壤到繁华街区，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科技馆、东方艺术中心等建筑为浦东文化旅游的必修科目。某种意义上，享誉世界的“东方明珠”浦东成为上海现代化进程的缩影，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如果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那么，这一次的上海是主动去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去接受现代性的洗礼。而上海世博会可以看成现代洗礼成果全面而集中的展示：“一是由技术引领工业、市场的现代性物化体系；二是世博物化结构的艺术呈现以及由世博历史促成的现代艺术世界；三是文化以及文明多样性的诉求及呈现；四是深入人心的生态文明理念。”换言之，世博会炫示的不只是先进的技术，还有深厚的艺术，对世界的包容，对自然的尊重。雍容华贵、大气磅礴的中国馆寓意“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是中国综合国力与文化实力的展演，象征着全球化格局之中泱泱大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从外滩到浦东新区再到世博，这三大现代建筑群突显了百年中国的衰兴史。

旅游是借助空间的位移而开展的视觉审美体验，旅游的奥秘在于“旅游者主体与旅游目的地的景观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这种互动关系集中体现在旅游者凝视的辩证法上：旅游景观是凝视的客体，它需要游览者的凝视，影响其视线；而凝视常常追寻能够满足旅游期待的景观。旅游者的凝视带有其自身文化的投影，“旅游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看的对象包含甚至就是他自己及其文化”。所以，世博期间及其后的上海文化旅游观光实际上意味着在一个新的全球化文化场域中对自身、对民族、对文化的凝视与反省。“全球化指的是通常被称为文化的过程，即在全球舞台上与意义赋予有关的过程。”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全球化引发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身份认同问题：“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权力常发挥作用，其中一个文化有着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时尤其如此。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全球化是一种共时平面结构中的关系互动，而世博园区与外滩、浦东新区还构成了一种纵向的历史关系。具体而言，上海拥有数量众多的国际电影节、音乐节、戏剧节、艺术节等，是电影、油画、话剧、交响乐等源于西方的文化形态在我国的发祥地，世博期间各类中外文艺演出多达两万多场次，上海还拥有传统文化的精粹，如京剧、沪剧、越剧、评弹、滑稽戏等，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上海的多元文化之间在频繁交流中暗地博弈，上海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就无以回避。理解文化身份有本质主义式的，它坚持文化身份是一个既成的现实，有一个稳固的本质，只需将它挖掘出来便万事大吉；还有反本质主义式的，它主张以历史的、开放的姿态来理解身份，也就是说，身份是一个不断被制造、不断生成的不息旅程。“真正的文化家园的回归不会再有了。在一个越来越以流亡、移民和流散为特征，充斥着不稳定和混杂的世界中，纯粹的、真正的绝对性已没有立足之地。”因此，上海的身份也总是在新的实践关系中被重新塑造，这就要求既不能自卑于过往，也不能自满于当今，必须清醒地抵制本质主义的诱惑，与时俱进、在全球与地方的交叉网络中刷新自我认同。

世博后的浦东成了上海的“政治分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和国际会展中心”，深刻影响了城市的空间结构、文化氛围。世博不只更新了上海的城市形象，同时也吸引长三角很多城市积极接轨、学习、借鉴以发挥世博效应。譬如，杭州市推出第十二届西博会等诸多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接轨世博；舟山市依托丰富的海洋文化致力于营造“海”文化时代，并力图成为“海上后花园”以增强文化观光的吸引力；丽水市立足于优美的自然风光、生态环境及与其相关的生活质量等城市发展的优势，在旅游产业中增强后世博商机；衢州市则一面以南宗孔子文化吸引世界各地游客，一面发展面向未来的城市经济与文化，打出儒文化牌为后世博注入传统元素，给中国传统儒文化添加新特质。

世博为上海的创意产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起跑线”，提供了诸多难得的机遇，而建设文化大都市就是从宏观层面对这些机遇的积极响应。为了提升上海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吸引力，为文化大都市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增强上海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上海应该立足“世博后”的资源，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这个核心部分的跨越式发展，而产业园区的集聚化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由之路。所谓“创意园区”是指“在城市内的小空间中，透过密集的内部与外部互动、生活与专业紧密结合后交织形成的社会和空间胶合体，可进一步经由连续性消费空间、文化事件和联盟关系的发生，催生创作、生产与消费的网络，并孕育跨部门的活动和效益产生，是城市创意空间的体现。”上海不但要以现有的15家文化产业示范园区、80家创意产业集聚区为基础，同时还须顺应全球文化产业和创意经济的发展潮流，全力开发新型的园区形态。就是说，产业园区的发展要努力接受后世博效应的辐射。根据世博效应的特定规律及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的发展思路，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尽力引导园区企业吸收、消化世界各国在世博会期间所展示的与创意产业发展关系密切且利用价值高的优秀科技成果，以提升园区的产业层次与竞争力。其次，促进世博永久性场馆设施在长效管理期间所释放的会展等综合性效应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当然，世博会本身就是一次规模最大的会展，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会展。世博后需要总结经验，充分发挥世博会的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上海会展业多样化、专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发展，最终使上海成为长三角会展业的龙头、亚洲最大的会展城市群。第三，充分利用上海世博会提升的城市知名度及影响力，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园对外开放的步伐，建立更加规范、稳定、持久的对外经贸合作关系。以上美好的构想最终要靠创意人才来贯彻实施，因为创意人才是文化产业的基础与关键，上海世博会其实就是世界各国创意人才智慧的一次大型而集中的巡演，而世博会促进了产业园区的集聚化，这也为创意人才提供了进一步施展才能的广阔空间。

世博会比拼的是高度的文化原创力，而这“依赖文化的创新意识，对文化创造力和创造型人才有迫切的需求”。实际情况是，硬件建设往往很受重视、投资力度很大，而相比之下本土的原创能力、人才培养则远为逊色。尽管上海世博会刷新了我们的文化创意观念，也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譬如大型项目的创意策划人以及大型活动的系统管理者，但正如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局的报告所指出的：在文化创意方面，与国际文化大都市相比，上海在衡量文化创新能力的几个硬条件上差距都还很大，譬如文化原创成果是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文化品牌是否具有影响力、有否领军式的文化人才等，而在人才方面则严重缺乏文化产业发展所急需的创意策划、经营管理、经纪、文化贸易等方面的领军人才，特别是缺乏兼备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实施文化大都市战略必须有步骤地克服这些缺陷，否则这一战略就很难落到实处。而针对上述弊端，上海市也提出了“柔抓文化人才”的路径，将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措施以加大文化人才的引进力度，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人才来沪创业。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需从我国文化创意人才培养的高度入手，吸取、借鉴其它国家、地区成功的经验并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譬如，最早提出“创意产业”概念的英国非常重视并大力扶持创意产业，首相布莱尔亲自担任1997年成立的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主席。该小组以成立就制定了三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措施，位居第一的即是给有才能的人士提供培训机会，其别强调培养青少年的艺术创造力。2005年，英国提出建设“全球创意中心”的远大目标。2008年，英国又了“创意英国――新经济中的新天才计划”的战略研究报告，提出应从长计议培养一流的创意人才，应从儿童教育抓起来激发公民的创意才能，并对青少年、成人创意才能的培养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对策。除了这种宏观的国家整体规划，政府各个相关部门都齐心协力、积极参与培养创意人才。我国台湾地区也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建设必须“向下扎根”――从青少年文化产业教育抓起，并把文化创意教育纳入大学通识教育之中，通过“大学教学卓越计划”、“重要特色领域人才培训改进计划”等构建人才培养体系。这启发我们应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制定合乎国情、切实可行的文化创业产业规划，特别是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发动政府、学院、企业、社会的联动效应共同培养复合型人才，打造完整的文化创意产业链，稳步增强文化创意的竞争力，真正实现城市的文化与经济“双核”驱动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