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和号贩心照不宣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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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元专家号被炒至上千元

和其他所有计划资源一样，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从中央辐射到地方。从城市分流到农村，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造成分配体系最末端往往难以得到医疗资源质量保障。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而北京，作为金字塔的最顶端，聚集着绝大多数的知名专家和顶尖仪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访一般。层层逆向而上。由农村到城镇，由城镇流向省会。最后形成进京看病的大军。

进京看病的洪流加剧了北京医疗资源的紧缺。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透露，北京一年的“专家号”约178万个，而2008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患者则为1.2亿，其中有70％以上是来自于外地。进京看病大军加剧北京医疗资源紧缺的同时，也催生了庞大的看病经济圈。

一个只需14元的“专家号”，经号贩子之手竟被炒至上千元。附生在走样的医疗体制上的号贩，在供求极端失衡下，给没有关系的进京看病者一个“昂贵的市场途径”。10月11日，卫生部医管司表示。医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开展预约挂号。然而如何确保医疗体系公平给予患者救治，仍将是一个难解之题。

“排队也别想拿到号”

蔡建超是地方乡镇干部。妻子是小学语文老师，都是“有单位”的人，在无数上京看病的人中，他们是相对有财力的幸运者。不过他很快发现，上京看病需要运用的人脉资源，远远超出一个乡镇干部的活动能力。他于10月4日、5日和6日，分别到北京协和医院西院排队挂号。最终都无功而返。第一天，他早上6点半赶到医院时，队伍已经蜿蜒至挂号厅门口；第二天凌晨2点，他再次赶到协和，发现打地铺排队的人躺了一地，保安告诉他，这些人都是前一天的中午就开始排队。

在排队无果的情况下，他只能放下面子开始寻找“关系”。他找了在、公安部、林业部、农业部工作的老乡们，结果发现没有医院内部的关系根本进不去。蔡建超很难想像世界上有这样拥挤的医院，在他的老家江苏省沛县，医院冷清得很。

排队意味着等待，“关系”也走不通，蔡建超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挂号了，最后的途径只能是花高价找号贩子买号。

带着儿子去过青岛、南昌看病的沈盛华，也从来没见过如此规模的看病人群，北医三院门口绕几圈的挂号长队令她感到震惊。只不过没有关系和钱，她唯一的选择就是排队，从前一天中午开始彻夜地排队。

“你排队也别想拿到号，我们有专门的人昼夜排队。”一位自称“张伟”的号贩子明确告诉假称要看病的记者，交钱会使一切变得顺利起来。张伟说，需要哪位专家的号，只要该专家没有出国开会照常上班，头一天预约，第二天就能找他见面拿号，手续费视专家名气、职称和出诊数量的多少而定。如果只要求看上病，不挑医生，价格相对便宜，手续费在200元～400元之间。如果一定要看知名专家，最高要价可能达到1000元以上。北京各大三甲医院的价格相差不多。

目前国内门诊正式的挂号价格相当低廉。普通门诊知名专家仅为14元，正教授是9元，副教授7元，主治医师5元。住院医师4.5元。这一价格从30年前由物价部门制定至今都没有发生改变。

供需缺口催生挂号买卖黑市

在北京几大医院门口，层层分工、组织严密的号贩子网络已经形成。一位在北医三院周边开旅社的唐山老板告诉记者：号贩集团里有老大、二号贩子、三号贩子和四号贩子，四号贩子是最底层的，一般他们偶尔也会自己排队挂号，更经常的是以每人每天30元的价格雇佣在京待工的外地人昼夜排队。每一级号贩向上一级号贩提交一部分提成。

医生和号贩心照不宣的事实是――看病权最终在医生手上，挂号只是看病规则中医患见面的途径，而在现实中，医生可以临时加号。一个号贩子告诉记者：通常如果放出10个号，那就意味着起码还有5个左右的号可“灵活运用”。在协和医院东院和积水潭医院，记者都看到一些没挂上号的病人，直接向号贩子缴纳400元获得了医生的加号。

张伟告诉记者。一个号赚得的300块钱左右利润，其中起码有一半作为医生的红包，另有三分之一交给自己的上线，剩下的才归其所得。

事实上比挂号更困难的是入院，北京部分三甲医院住院部床位长期接近饱和。多名住院病人向记者反映，为住院并尽早实施手术，他们只能通过送红包的方式打点关系。其中一位北京本地的肿瘤患者称向某知名三甲医院医生支付了1万元，半个月后才住院，一周之后进行手术。“1万元基本上是‘市场价’，而且只是把你优先，也不能保证你马上住上。”

正式规则无力约束的领域，关系、金钱、权力成为主流，这一切构成了一条榨干病人口袋的流水线。

真正的问题在于失衡的资源配置

为解决挂号难的问题，打击号贩子，政府部门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北京市卫生局在8月份宣布，从9月份起，在不取消门厅挂号服务的基础上，北京市所有三级医院将开展实名预约挂号服务，并逐步推广至二级医院，然而，北京市卫生局长方来英也坦承。实施预约挂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挂专家号难的问题。

国务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刘国恩认为。在现有条件下，从技术层面上解决号贩子倒号卖号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号贩子只是附生在走样的医疗体制上的一个瘤子，真正的问题在于无法填补的医疗资源供应缺口和失衡的资源配置。

当沈盛华和蔡建超这些病人，被一张薄薄的挂号纸挡在医院之外时。办公室里的医生面对拥挤的病人同样苦不堪言。

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名医和专家扎堆于大城市，但各个社区都有水平不逊于专家的全科医生，公众看病首先是去社区看全科医生。全科医生解决不了。再转诊到上一级专科医生，专科医生解决不了的病，要预约大医院的专家会诊。这个过程大约有一两个月。大医院根本不设门诊，只接受转诊。

海量的进京看病人群带来的冲击，已经令北京三甲医院医生成为全世界劳动量最大的群体之一。

面对苦衷的一声叹息

以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为例，10个大夫每年看6万个病人，最多的时候这十个大夫一天看350多个病人。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说：“这里大部分病人都是从外地来找协和医生解决疑难杂症的，手上的病例经常厚得像一部长篇小说。”

以风湿免疫科为例。全国加起来专科数量仅在50～100个之间，却有多达1亿的患者，其中数百万的患者聚集到北京看病。曾小峰是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专家，他向记者介绍了他一周的基本工作：四个半天的门诊，两次病房巡查时间。数次行政会议，数次学术会议，另有6～7名博士生的教学任务，还有一个“十一五”科技项目课题，他认为。“看病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问题，真正的情况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生忙得要死，而地方医院却闲得发慌濒临倒闭。说到底是资源结构不均衡的问题。

与巨大的工作量相对，医生们也在抱怨，付出的医疗服务并没有在正式渠道上得到足够的回报。医生基本工资由国家人事部统一标准制定，正教授级别工资为3000元。另一部分收入是科室奖金，与医院效益挂钩，好的医院一般在3000～4000元左右。此外挂号也能获得提成，但挂号费用相当低廉。

紧张的医疗资源和失衡的资源结构，也导致了近年来病患关系紧张加剧。“我有时去网上看，也有很多病人骂我，说看病时间太短”，曾小峰说：“我很理解病人通宵排队才换来一次就诊机会，他想获得更多的诊断时间，协和的愿望也是让更多的病人能看上病，但是当病人达到一定数量，分配在每个病人身上的就诊时间就少。”

“现在经常有报道说医生见死不救，实际上是制度上出了问题”，曾小峰举例说，“来了病人要急诊，要抢救，必须到药房里取药，医生自己也没办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赤手空拳怎么救啊?有一些好心的医生最后还得给病人垫钱。”自负赢亏的医院本身的困境变得十分突出，一位协和医院的专家向记者算了笔账，整个医院有5000名医生。每年看的病人以千万计，而国家每年给的拨款，只有2000多万，如果要使医院支出和收益基本打平，拨款起码应在2亿左右。

刘国恩认为，国家出于保护老百姓的“善意”而进行的价格管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双输的结果。对病人而言，很难享受到低挂号费用的福利，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向号贩子交更多的钱。而对于医生来说，提供医疗服务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激励，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医生不得不更多转向从“灰色收入”弥补劳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