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化”的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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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几次偶然的关于“小沈阳”表演的话语交锋，媒体和一些非演艺名人最近纷纷开扯“俗文化”与“低俗表演”的话题。

感觉提娱乐，言必称“文化”是件挺可怕的事。因为文艺中确实存在“单纯的娱乐”这一项，一概往文化上升华，许多东西就没了活路。比如民间曲艺，它里面确有许多不适于在现代文明生活中继续存活和推广的幽默（如模仿残疾人、嘲笑傻子等），那类东西跟“文化”八竿子都连不上。可非有学者热心，发掘出个“俗文化”，提携艺人登堂入室，其实把事情搞得更加混乱。

“小沈阳”的小品《不差钱》本来便是一个“单纯的娱乐”，但它内容里那种“我感谢你八辈祖宗”这样有着超级暴笑效果的台词，又确实不太适宜在大雅之堂上推广，导致这种矛盾的出现不在艺人的思想境界，而在编导本身的文化敏感。许多批评和争吵的人，把这种关系弄拧了。

单纯的街头或舞台“俗文化”，不一定处处强调文化含量，毕竟这里面有着受众有限和舞台即兴发挥等方面的因素在宽容和制约着。但电视上的“俗文化”，却一定要强调文化含量，因为它的平台和信息传输方式是现代媒体与高科技，而且还属于“媒体行为”，受众通往无限，集体脑力成本的付出又奇高，稍有不慎，就会弄出费力不讨好。所以来自影像方面的钱，好挣，又不好挣。

《我的团长我的团》刚热炒完不久，南北几个城市又开始为新近热播的《潜伏》大作文章，约写评论的电话也一再打来。我住的城市该剧放得早。人家在别的城市看《潜伏》时，我已通过碟片开始日以继夜在赶看孙红雷演的另一部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了。感觉这三个剧集恰好可以用来“代言”影像版俗文艺在文化质素上的三种不同形态。

《潜伏》可以用来“代言”那种“健康的娱乐”――戏好、表演精彩、无害；《我的团长我的团》可以用来“代言”那种具备一定的文艺实验性、拥有轰动效应，主题倾向却可供商榷的娱乐（把抗战过程中的艰苦简单演绎成“《二十二条军规》式的惶惑和消解”，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轻慢和错误诠释），放到剧集上讲，这类可供商榷的热播剧过去还有《大明宫词》和《士兵突击》；《人间正道是沧桑》则可以代言另一种“俗文化”――在不失精彩的同时，承载着今人对历史的冷静反省，乃至对文明和过往民族忧患的正视，这样的剧集，过去还有《无悔追踪》、《走向共和》、《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它们代表了华语电视剧不同时期在制作和内容深度这两方面结合上的最高水准。

这三种形态（其实还有别的形态），缺了哪一种，都很难构成娱乐业和整个文艺的繁荣，但高、下之间的分别，多少还是有的。观众，尤其是那些娱乐业的管理者、经营者，对它们不一定非要强求哪个，但辨识的眼光却一定要具备。因为通过电视以及其他媒体的放大，它们会对社会智识“成色”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俗文化”的凝重，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