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非正规金融存续发展原因的博弈均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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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是农村金融环境的产物。在这个金融环境中包括以下几个主体：政府(或监管部门)、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主体(个人或者机构)、农村资金的需求者以及农村资金的供给者。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如图所示，可以概括为：
第一，政府对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具有行政干预的权力，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在存贷利率设置、贷款方向及规模、审计报告等接受政府的规定、调控和指导。第二，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但政府往往对其进行相机管制，即一般情况下政府对其选择放任：而当非正规金融发展规模过大，其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时，政府则采取取缔的手段对其打压。但由于执行力不足等方面的原因。政府政策目标经常难以完全实现。第三，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在接受存款与发放贷款方面存在替代竞争的关系。第四，农村资金供给者通过对风险收益和便利性的比较分析决定向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或者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存款。第五，农村资金需求者根据成本收益以及可得性分析决定向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或者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贷款。
(一)农村正规金融的策略选择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作为合法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其职能之一是满足广大农村资本需求者的借贷需求，但商业化改制之后，其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根据其自身的制度约束及成本收益分析，继续留在农村，风险大，成本高，所以。退出便是其理性策略选择。
首先，正规金融面对的制度约束。正规金融所面对的制度约束主要是来自政府的硬性规定，比如对农村正规金融的存贷利率、贷款目标方向等强制性规定，这些规定使正规金融无法按照农村资金供需状况、风险收益状况等对利率及贷款规模与结构进行弹性变动。
其次。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服务所面对的高风险高成本。第一，农业本身的高风险性。农业是弱质产业，受自然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大。农民又是弱势群体，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对农民还贷能力的预期。所以，正规金融机构在利率固定的条件下只有尽量避免高风险的项目。第二。信息不对称风险。正规金融对农村借贷者的信息不对称，往往把贷款贷给还款风险较高的借贷者。第三，交易费用高。由于我国农户数量巨大，有贷款需求的农户又较分散，要保证贷款的安全就需对借贷者进行较严格的审查。这大大提高了交易费用。第四。管理成本高。正规金融对农民单笔放贷的数量有限，但其相应的固定管理成本并不随贷款数量的减少而成比例的降低。资金投放的规模效应无法显现，利润空间减少。
再次。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后的利润导向。农村剩余正规金融机构大都进行了商业化改革，资本的逐利性开始发挥作用。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由于支农放贷的相对低收益，正规金融机构往往把经营的核心转移到金融资源聚集的城市和大企业。对农业生产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处于萎缩状态。
(二)非正规金融的策略选择
正规金融根据自身的制度约束与成本收益分析理性选择部分退出农村市场，但随着经济发展，农民对资金需求的不断增加，农村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资金缺口(见下表)。据测算，近些年资金供需缺口不断扩大，2000-2003年，每年都有超过5000亿元的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2004―2005年，这一数字又扩大到了8000亿元。有关方面预测。到2020年。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新增资金高达15-20万亿元。这就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空间，
同时，非正规金融自身的一些特点，也有利于其降低放贷成本，提高放贷收益。首先，利率的相对灵活性。非正规金融在贷款利率方面具有相对灵活性，可以根据贷款者的需求强度、同行的竞争程度以及贷款者还贷的风险大小等进行确定，一般可以比国家确定的基准利率高出3-10倍，特殊情况下，可以更高。这种高利率不仅可以保证非正规金融高收益，而且可以相应提高存款利率。吸收大量存款。其次，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村的借贷者大都存在地缘、血缘以及业缘关系，彼此比较熟悉，通过很少的信息搜寻成本便能掌握比较充分的信息，可以有效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再次，风险规避优势。一方面，农村借贷者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农村社区大部分是相对稳定、封闭的社会组织，在这种社会组织中，信誉、风俗、惯例等深入人心的非正式制度起着重要作用，规范着组织内部成员的经济社会活动：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的硬约束。当非正式制度不起作用的时候，在无法获得法律支持的情况下，非正式金融机构的硬约束就会发生作用，如使用暴力催还等。最后，经营方式优势。非正规金融由于上述优势，在交易过程中，一般手续简便，小巧灵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贷款者的条件随时变通和创新。
(三)农村资金需求者的策略选择
农村资金需求者的借贷行为大都出于消费性的目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自身相对收入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这两个因素致使农民一旦遇到大病大灾或者其他对大额货币具有硬性需求的情况时。无力通过自身的经济能力加以解决，必然进行借贷。农民进行借贷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向正规金融借贷。另一个便是非正规金融。但是农民在向正规金融进行借贷时，一方面面对的是正规金融的理性退出，另一方面面对的是与现存金融机构的高交易成本。比如手续繁琐、效率低甚至交纳“速度钱”，往往无法满足紧急用款需求：更关键的是，农民到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往往需要有严格资质的担保抵押品，而农民在这方面能力往往不足，所以很多时候，农民在正规金融机构根本就贷不到款。这种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较弱的资金可得性，促使农民理性地向非正规金融进行借贷以满足对资金的硬性需求。
(四)农村资金供给者的策略选择
随着民间可支配资金的大量增加和农户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民间资金的趋利性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民间资金不满足于正规金融机构的储蓄收益。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在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得到发展，农村居民能够参与交易的金融商品有限，渠道单一，投资国债、股票受到基础设施等多方面限制，对各种衍生金融产品，如期货、期权交易等更是闻所未闻，农户的资产多样化选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民间信用的高利性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由此形成对民间信用现实的资金供给支持。
(五)政府的策略选择
政府也是“经济人”，其行为会遵循成本收益分析的原则，对非正规金融采取相机管制，即通常情况下政府由于监督能力弱、管制收益相对低等原因会默认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而当非正规金融存续的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时，政府则取缔之。但又往往由于执行力不足等方面的原因，政府政策目标难以完全实现。
首先。政府管制非正规金融的原因。由于非正规金融游离于正规金融体制之外。政府很难对其进行监管掌控，但其产生的大部分负外部性都由政府承担，比如非正规金融对中央货币政策效果的抵消。因此，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对非正规金融进行管制。
其次，政府放任非正规金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非正规金融存在的正外部性。非正规金融的存在虽然会产生上述提到的诸多社会成本，但在正规金融理性退出农村市场的前提下，它的存在也产生了一定的正外部性，即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正规金融的职能，弥补了农村正规金融供给的不足，满足了农村资金需求者对货币资本的硬性需求，维护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可以说，现阶段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社会收益大于其社会成本，这符合政府利益取向，故放任之。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规制能力不足。原因有二：其一，非正规金融本身的隐蔽性。这种隐蔽性使政府在打击非正规金融方面处于信息弱势。搜寻成本巨大，导致打压管制的利益无法弥补为此付出的高额成本；其二，正规金融部门在打击非正规金融方面的激励不足，而且很难跟掌握合法暴力的公安部门形成合力，所以政府对非正规金融的管制效果并不明显。这种管制高成本和相关部门的执行力不足。也就使政府在一定限度内不得不纵容、默许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综上所述，非正规金融所涉及的五个利益主体在各自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内，都采取合乎理性的策略选择：农村正规金融退出、农村非正规金融进入、农村资金的供给者给非正规金融提供资金、农村资金的刚性需求者向非正规金融借贷和政府相机管制。五方主体博弈均衡的结果便是非正规金融的存续和一定程度的发展。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