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中期小说萧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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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小说是一代显学，著名的四大奇书是后世文人孜孜不倦的谈论对象，但如果认真观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四大奇书中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问世于洪武初年，而《西游记》与《金瓶梅》则出现在万历年间，这中间有长达200多年的萧条期，在研究明代文学史时经常忽略这段萧条期，尤其是人们往往将重点放在研究作家作品时，这段萧条期无法关注到。但如果考察整个明代文学发展状况，就应该对这段时期正确把握。
小说的创作要受到时代背景、社会状况、经济情况及作者本身的特点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如人们在研究《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往往会联系作家处于元末明初之际，社会战乱、政治腐朽及作家自身的创作经历均对小说创作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明中期的小说创作萧条期也与这几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社会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国之后，利用政治上的高压政策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不仅杀戮大批开国功臣，还对文人思想严格控制，著名诗人高启就因诗文创作被处以腰斩，其他因为文字狱被革职、抄家、流放的更是数不胜数。另外，朱元璋还下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于是，中国文人传统的“隐”的权利被剥夺了。这就在思想上严格控制了文人，不仅在小说领域，其他的文学体裁诗、词、曲、赋也都受此影响，没有出现优秀的作品。诗歌领域只有以雍容典雅、歌功颂德、应制酬唱为特色的“台阁体”统治诗坛百余年。戏曲的创作与表演也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朝廷曾规定“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朱棣还亲自批示：“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因此此时期的戏曲内容均是神仙道化和忠孝节义类的作品，如《吕洞宾花月神仙会引》和《五伦全备记》。说书这种艺术形式因为娱乐性较强没有被统治者禁止，甚至连朱元璋本人也会听说书来消遣，但是他对于这种行业也是十分鄙视，说书艺人在台上风光无限，但是在台下却被人看不起。有则材料就表现了说书艺人的可怜，“陈君佐，扬州人，善滑稽，太祖爱之。尝令说“一字笑话”，请俟一日，上许之。君佐出寻瞽人善词话者十数人，诈传上命。明日，诸瞽毕集，背负琵琶。君佐引之见上，至金水桥， 大喝曰：“拜”！诸瞽仓皇下跪，多堕水者，上不觉大笑。”从朱元璋如此轻视说书艺人的生命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一行业的鄙视。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各种文学形式的创作都落入低潮，小说也不能例外，小说家的才华不能被统治阶级所认可，在清人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施耐庵，钱唐（塘）人，与刘基相契。明太祖搜罗人材，刘归荐耐庵，命访之。适耐庵作《水浒传》甫竣，刘阅之，遂不言荐。报太祖曰：‘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矣，用之何益？’”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刘基以及朱元璋都对从事小说这个行业的文人不予重视。小说家身份不受人重视，文人创作小说的热情自然减少，这也是继《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优秀小说之后竟没有出现小说创作高潮的一个原因。
二、传播环境
通俗小说由于篇幅巨大，因此如何传播一直是小说家们困惑的大问题。一般情况下小说在流传初期是以抄本形式供人们阅读，但是因为小说在文字数量上动辄就是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因此抄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工作量极为繁重，像《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样的小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抄写完成，由于抄本数量少且在抄写过程中极容易出现讹误，给读者阅读造成许多不便，这都极大影响了小说的质量。因此后来当印刷业兴起之后，通俗小说对印刷业就产生了极大的依赖，可是将一部小说刊印成书也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书坊主们在刊印一部小说时首先考虑并不是将一部小说风貌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而是重点关注刊印小说之后的利益收入，所以在印制小说之前书商们都会对投资数额及利益回报作初步估计，如果估算出小说发行后能有高利润回报，那么书商是极为乐意刊印小说的，反之，小说刊印就不能被书商们接受。这种经营模式使得一批短、中篇小说被大量的印刷出版，但是长篇小说的刊印依然成问题，很多长篇小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无法与广大读者见面。长篇小说因为篇幅巨大、数量太多而造成所需投入的前期成本过多，像一部《三国演义》洋洋洒洒七十多万字，按照明朝的出版模式，先由工匠雕刻与校勘，之后还要经过刷印、折叠、装订等几道工序，这一系列程序下来即使是一个规模不小的书坊，刊印一部《三国演义》的时间也需要一年，而且在这一年当中，书坊的其他生意都不能再接了，所以印刷长篇小说对书坊来说是不小的挑战。书商虽然比一般人接触的文学作品要多，具备的文学素养也较高，甚至有些书商本身就是小说家，如凌初等，但是他们最看重的还是利润回报，因此在难以把握销路时，书商们并不热衷对于长篇小说的刊印，这就使得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优秀的长篇小说没有出版的途径。出版小说当然也能够自筹经费，但是由于大部分小说家都是穷酸书生，很多人甚至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要拿出大把的银子去刊印小说了。不过如果能碰到有钱人的出资赞助，情况就又不一样了。像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就是当时的建宁知县张光启出资刊刻的，并且在书前自题：“笑余刻枣非狂僭，化俗宁无小补功”。但毕竟这类人是少数的，所以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能说是这部小说的幸运。因此虽然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些小说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由于与之相适应的传播方式及渠道等物质基础无法跟上，导致这些长篇小说在很长时间都是以抄本形式流传，而抄本形式传播面较窄，所以广大读者没有见到小说的原貌，长篇小说的传播就依然是无法逾越的大问题。
三、读者群难以形成
中国传统的诗词文赋是由文人创作的，读者群往往也是有一定文学基础的人，但是通俗小说的读者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俗小说特点是语言通俗、故事生动、情节跌宕且娱乐性强，这本应为通俗小说增加更多的读者群，使小说成为雅俗共赏，全民皆可娱乐的大众读物。如《三国演义》的语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万历时期的刻本封面就刻有“句读有圈点，难字有注音，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甚至有些刻本直接采用了上图下文的方式，这就使得本来就以通俗著称的《三国演义》更加通俗化，书坊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招揽更多的顾客，使平民百姓也成为通俗小说的消费群体。但是在明代中期这种方式却很难推行下去。明代中期，由于刊刻的成本较高，造成书价过高很难让人接受。如《封神演义》定价为二两银子，二两银子在当时是购买一亩地的价钱，相当于一个六品官员一个月的俸禄，一个六品官员买本《封神演义》要一个月不吃不喝，更不用说平民百姓，要让一个小百姓为了买一本书要卖掉一亩地，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再说那些囊中羞涩的穷书生们，他们大部分连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老婆孩子都养活不起，就算把全家东西都当掉买一本书也很困难。这样通俗小说就流失了大量的读者群，大部分官员、市民、文人都无法成为通俗小说的读者群主流。于是最有财力的商人成了书坊主乐于服务的群体，他们的经济基础雄厚，很多商人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是也能够读懂通俗小说并且乐于享受通俗小说带给人的娱乐感，可是由于明初时期的“厚本抑末”政策，即明政府为了防止商人的势力膨胀而采取的抑商政策，严格控制商人的经营活动，甚至逮捕、流放一些由元入明的商贾巨富，使得商人随时处于被迫害的阴影中，高压环境造成了本来最有可能成为读者群的商人也无心再去购买小说消遣娱乐。这样通俗小说就遭遇了如此尴尬的局面，缺乏固定读者群，书坊无兴趣用高成本刊印小说，于是通俗小说的刊印就进入了恶性循环，这严重影响了小说的传播同时也打击了作家创作通俗读物的热情。
明代初期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为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选取素材、布局谋篇、塑造人物、情节处理等方面都有可取之处，但就在这样良好的文学条件下，通俗小说的创作却偏偏落入低谷，甚至连《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传播过程中也困难重重，这是由政府的高压政策、传播环境和读者群难以形成等一些原因综合造成的。
参考文献：
[1]吴志达：明清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2]龚鹏程：中国小说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