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是道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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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是一道加减法，做好了，是给迁出地“减负”，更是给企业自身和迁入地“加码”。

搬迁是城市重新布局发展空间和谋求产业转型发展的必然，是机会，而不应是负担。

从2011年1月13日首钢举行“北京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停产仪式”算起，首钢搬迁完成已经两年多的时间。对于北京而言，首钢的存在代表了这座城市工业发展的一段历史。如今，石景山首钢工业区的钢花铁焰已经不再，这里也不再是钢铁工人每天蜂拥而至的生产区域，而成了许多怀旧影视剧的拍摄基地。

首钢搬迁，首要的原因在于每年几万吨的可吸入颗粒物排放带来的大气污染，其次在于它大量的煤炭消耗，以及对于这座本就严重缺水的城市的工业用水需求。这一切，让北京不堪重负。

一面是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国企，一面是要跳出旧有的工业经济牢笼，谋求产业转型的首都，所以“要首都还是要首钢”，曾经是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的背后，是一家大型国企存与离的艰难抉择，也是一个城市转型取向的综合考量，它远没有把一家企业从A地“照搬”到B地那么简单。

首钢搬迁到曹妃甸，虽然在原料供应和港口运输上极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显示，首钢项目从2009年投产至今连年亏损，累计已经超过100亿元。至于亏损的原因，一方面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持续下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曾妃甸的超前规划、产业同质化、政策摇摆等原因有关。特别是钢铁类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的行业，波动异常，这也不在搬迁能解决的问题之列。首钢搬迁的成功与否，现在断言也许还为时尚早。

就首钢本身而言，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其在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效。搬迁以前，首钢没有高端板材生产线和高端板材技术；搬迁以后，高端板材产品占了六成。而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进行搬迁的首钢，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并对生产过程中的余热、余压、余气、废水、含铁物质和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基本实现了零排放。五年来，首钢从长材生产为主成功转向了高端板材和精品长材市场。

我们对重化工业忌惮颇多。事实上，作为一国经济重要支撑的重化工业并不可怕，它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缺乏严格的管控制度，放任自流，又或者有严格的标准，但不遵照执行。这样的事例，在国内许多布局重化工业的城市都可以找到样本。

新加坡也有着大量的重化工业，但这个国家却并没有因此成为“雾霾之国”、成为重度污染国家，相反，人们喜欢去这个国家旅游，因为它有一个好听且切实际的名字“花园城市”，这难道不值得国内许多城市反思和借鉴吗？

回头看北京，首钢的外迁并没有还给这座城市一片想象中的洁净天空，相反，它大量的尾气排放等因素，使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所以，一座城市对环境的整治，并不在于是否把重污染企业搬迁了出去，也不在于引进了什么重化工业。其在于，这座城市是否有着严控环境污染的系统化、精细化和规范化的管理，搬迁的企业是否执行了严格的排放标准，还在于相关区域和相邻城市之间是否能形成一种污染治理的共识、标准和体系，来共同应对和消除污染，而不是让污染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

在城市依托工业寻求迅速发展的时期，首钢等大型国企的存在，曾是一座城市经济发展的象征与荣耀。随着城市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迈入，它们更注重城市质量和环境质量的改善，更偏重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城市饱和的空间里，传统工业企业就需要为城市新的工业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腾出发展的空间和资源，这也正是包括青岛在内的诸多城市实施老企业搬迁的原因所在。

但如果只是简单的“异地复制”，搬迁实现的也只能是“污染搬家”。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特别是在各地加快产业园区建设的今天，许多产业园区仍着眼于GDP的增量，“摊大饼”式的大包大揽，对项目的管控缺乏严格的标准和要求，缺乏与园区前景规划想匹配的污染治理和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导致本着集约治污原则的产业园反而成了城市新的“藏污纳垢”之地。这既不符合产业园区规划建设的初衷，亦使得搬迁企业丧失了进行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的绝佳机遇。

搬迁是一道加减法，做好了，是给迁出地“减负”，更是给企业自身和迁入地“加码”。搬迁是城市重新布局发展空间和谋求产业转型发展的必然，是机会，而不应是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