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要面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死”要面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晚清政治格局一大特点是地方势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渐渐大权旁落，此乃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多多，其中……竟然把外交这种现代国家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国家政治、最重要的权力交与“地方”处理，哪个地方有此大权，哪个地方自然要崛起、“坐大”。

中国向来以自己是位于“天下”之中、文化最为发达、优越的“华夏之邦”自居，四周都是文化、制度远不如中国的“蛮、狄、夷、戎”，中国是“天下共主”，而周边各国都是中国的“藩属”。在这种“宗藩”关系中，中国皇帝是“天子”，有“德化蛮夷”“涵养四方”的责任，藩属国要到中国来朝贡，藩属国立新王也要经中国皇帝册封。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观念，自然也没有外交机构。在传统关系中，对外的交往就是“宗主”对“藩属”的管理，所以管理对外交往的机构就是“理藩院”。总之，当时只有“理藩”而无“外交”。

鸦片战争开始后，这种状况渐渐改变。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被英国打败，但清政府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此时的西方列强为传统“藩属”，不屑也根本不想与之“外交”。不过，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剧增，南京条约中被要求开放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

然而困难在于，列强绝不承认自己是清王朝的“藩属”，因此坚决不同意“理藩院”与自己打交道；但清政府心理、观念、面子上仍自认为是高他国一等的“天朝”，绝不可能成立现代意义、各国平等的“外交部”与各国打交道。无奈之中，清政府终于想出了解决此难题的“妙招”，在1844年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由于这“五口”都在南方，广州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此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五口通商大臣改为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合中国传统体制。而且，从观念上说，这样清政府仍有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即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或曰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

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又是中国惨败，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英法等国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另外，在列强的压力下又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由原来的五口增设为十三口，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清政府于是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演变称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演变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为“通商”而设，反映出当时仍想保持与“狄夷”只有“通商”关系而无外交、政治关系（因其无资格）的名分。

由于与北京近在咫尺，再加清廷仍是尽可能将对外交涉活动局限于地方，所以北洋大臣在天津设立之初实际就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与外国许多条约的签约地都是天津而不是首都北京，有些国家的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坚持要他们到天津。各国外交人员只能在中国的“地方”、并主要是与“地方官”打交道明显不舍国际惯例，引起各国强烈不满。但清政府为传统观念所囿，一直坚持与各国的交涉只能在国门天津而不能在国都北京进行。若想进京交涉，必须先在天津等候，由北洋大臣先向朝廷呈报获得批准后方可进京。这些规定使北洋大臣深深参与国家外交，因此，北洋大臣李鸿章被外国人称为没有外交部长头衔的“外交部长”。

进一步说，负责对外交涉的南北洋大臣本无兵权，但由于是督抚兼领，既有兵权又有地方行政权，现在再加外交权，权力爆增。就南北洋的重要性而言，本来是“南重于北”，后来由于外交重心北移。北洋大臣更多地参与全国外交，渐渐地“北重于南”。

“北洋系”终成清中央政府难以驾控的巨大政治力量，对清末、乃至民国政治都影响殊深。晚清政治格局一大特点是地方势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渐渐大权旁落，此乃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多多，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即清政府在“欧风关雨”的侵袭中已经风雨飘摇，却仍固守于自己是“天朝上国”虚幻观念，竟然把外交这种现代国家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国家政治、最重要的权力交与“地方”处理，哪个地方有此大权，哪个地方自然要崛起、“坐大”。许多年后，正是北洋大臣袁世凯成为满清王朝最重要掘墓人之一。

如此结局，是当初为维护传统“礼制”和“面子”、想把外交局仍限于“地方”而设南北洋大臣的清廷万难想到的。囿于陈腐观念而终将害己，此又一例，真乃俗语所云“死”要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