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 近年来，翻译研究领域后殖民主义思潮兴起后，许多翻译理论家开始关注和重视隐藏在翻译文本中的权力差异和历史语境，着手研究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文化身份、翻译与殖民主义霸权之间的关系等热点问题。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对外展示自我的窗口，可是长期以来，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东方只是透过窗口去欣赏西方文化，而自我的展示却处处受制于人。而作为翻译学和社会学等其他人文学科跨学科结合的后殖民翻译研究为此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本土化翻译吸取归化和异化之长，使“他者”文化和本土文化得以和谐共存，为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平等交流带来了曙光。
关键词： 翻译 后殖民主义 本土化 权利 差异
1?郾引言
20世纪中叶以来，建立在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或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在翻译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了独具范式的语言学派。90年代初Bassnett和Lefevere等学者把翻译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文化领域，他们认为：“翻译的单位不再是词语或句子，甚至不是语篇，而是文化。”（Susan、Lefevere，1990：8）因此，“文化转向”和“文化派”开始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当代翻译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要求把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翻译的外部历史环境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把理论的触角伸向西方以外的世界，以其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契合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郭澜、郭韵，2006）。采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将翻译活动置于更广阔的政治文化视野内进行审视，注重探讨隐藏于翻译文本下的权力关系和历史语境，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为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个方向。
2.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概述
后殖民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后期趋于成熟。“它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法农（Frantz Fanon）的民族文化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又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的深刻影响”（吴琳，2008），其理论成熟的标志是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
在《东方学》中，萨义德讨论的并不是对东方本身的研究，而是研究一种存在于西方人脑中、作为一种观念的“东方主义”（孙会军，2005：29）。一方面，东方在他们眼中是一个神秘、具有浓郁异国风情、令人向往的国度，另一方面，东方文化在他们眼中又是愚昧、落后、缺少文明教化的代名词。对于欧洲殖民者主义者来说，前者引起了他们对东方的占有欲，后者又给他们带来了文化优越感。这样构建起来的东西方文化概念，背后隐藏着的是东西方之间文化地位的差异，以及文化间的权利斗争，而这正是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问题。
对于后殖民主义这一学术术语，道格拉斯・罗比森在《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一书中作了系统的归类，他认为后殖民研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在20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怎样适应、抵制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从16世纪起到现在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三是研究20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因此，后殖民研究包含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殖民主义开始之后的文化状态，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利关系。”（Douglas，1997：13―14）
后殖民理论与后现论相呼应，以其对文化、政治的批评性和对意识形态的解析来考察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对其旧有殖民地文化、政治上的影响，以及这些殖民地又是如何应对这些影响的。
3.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问题
3.1后殖民翻译研究。
随着翻译研究从最初的语言学转向，之后的语用功能转向，到如今的文化转向，许多学者开始把注意力置于后殖民视角，把翻译放在社会文化、政治权利、意识形态等外部环境中进行研究，同时也把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第三世界的反文化殖民主义抵抗运动等宏观的影响纳入研究范畴,由此“深刻揭示了难为人们所洞察的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权利、翻译与文化霸权、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历史共谋关系”（郭澜、郭韵，2006）。
后殖民翻译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探讨了翻译活动中的权利关系和历史语境，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翻译就是帝国的殖民工具。世界各名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差异性正是翻译存在的基础。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一个纯粹客观的过程，它不涉及价值判断，只是一种以语言转换为手段、平等互惠的文化交流活动。其实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在观念上已经“从独白走向对话”，翻译过程也变成了“一种对话参与”（吕俊，2000）。“人们日益感到翻译不应局限于纯粹的语言转换而忽视其跨文化维度……翻译的功能相当于文化过滤器，通过隐瞒和挪用的手段，阻隔或进行更为直截了当的跨文化交流”（孙艺风，2008）。
如上所述，后殖民主义视角使翻译研究由传统的技术层面走向了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结合，对翻译的外部宏观因素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种族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关注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权力运作。它强调翻译的文化和政治功能，关注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自身文化的保护。由于权力的差异，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对话，而后殖民语境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利差异。来自弱势文化一方的文本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被删减、修改的情况，这样就比较符合强势文化的审美心理，而强势文化被翻译到弱势文化中去时，这种情况就较少出现，更多是保留了其自身的特色，以显示其标新立异。处于强势文化候中的译者在翻译弱势文化文本时，由于自身的优越感和东方主义的影响，会采取殖民式的翻译策略，并且有目的地对弱势文化文本进行筛选，这样一来，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就不可能是平等对话的关系。由此，就出现了“归化”和“异化”之争，以及“他者”的概念。
3.2归化、异化，以及他者。
在翻译实践中，归化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相反，异化以源于文化为归宿。归化的翻译方法主张译文应该尽量适应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读者的阅读习惯，扫除异族语言文化的障碍，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异化的翻译方法实际上就是韦努蒂提出的“抗式翻译”（龚雪竹，2008），即不流畅或疏远的翻译风格，使译者在翻译上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制约，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和表达习惯，更好地凸显源语的特点。韦努蒂认为归化主导了英美的翻译文化。正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对殖民地与前殖民地之间权利关系差异所照成的文化效果非常警觉一样，韦努蒂对归化现象感到痛心，因为这种策略“根据种族中心主义思想，迫使外语文本符合英美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Venuti，1995：20）。这就要求翻译必须以透明、流畅和隐形的方式进行，把译文的“异质”或“他者”成分减到最少。归化策略精心选择有利于采取这种策略翻译的文本，从而更进一步掩盖了对本土化文学经典的遵从。另一方面，异化要求选择一个外语文本，并采用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所排斥的翻译方法。施莱尔马赫将其描述为这样一种策略：“尽量让作者安居不动，使读者靠近作者”（Schleiermacher，1813/1992：41―42）。韦努蒂将异化方法视为“一种对目的语文化价值观种族偏离性的压力，显示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特异性质，把读者推到国外”（Venuti，1995：20）。
“异质”或者“他者”对应的英文是“otherness”，代表差异或者不同。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中，“他者”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者们制造的一个词语，用来专指有别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东方文化。现在在翻译领域，一切不同于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不符合目的语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本土文化不相符的东西都属于他者的范畴（王军平、史光孝、张德霞，2010）。所以，后殖民理论下的他者，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地位和话语权力不平等的产物。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的问题，实际上都源自于如何对待这个“他者”的问题。在后殖民理论下，各种文化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关系，翻译从来都不是一个公平的文化竞技场，它是西方殖民意识的输出渠道，是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
3.3去殖民化
翻译的最原始初衷，是引入他者，表现不同的文化，通过本土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对比，来丰富本土文化，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引入的他者文化又往往充满了殖民主义的成分，过度引入可能会颠覆本身的主流文化。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翻译过程中，主张保持本土文化的学者就主张用异化的策略来“去殖民化”，所谓“去殖民化”，是指的是解除殖民化的有害影响，从被殖民走向独立，摆脱宗主国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殖民统治的过程（王军平、史光孝、张德霞，2010）。然而一味使用异化翻译会使得译文生硬难懂，不但没有传达原文的意思，而且让读者失去了阅读兴趣，从而丧失翻译的初衷。
4.后殖民环境下的翻译何去何从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更有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的精神控制的要求，而精神的自由往往比制度的变革艰难得多。这一过程中，异化翻译策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借助翻译策略的文化社会功能来颠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归化异化非此即彼那么简单。任何翻译，无论表现为语言形式的归化异化，还是体现为价值取向的归化异化，都不可避免地会向目标语输入一种他者文化，都是一种文化侵略，因此都会对目标语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只不过异质成分的输人量不同、针对的目标文化不同，所形成的颠覆力有所不同而已（王东风，2003）。
翻译的美好初衷是积极吸收他者文化，既可以给目的语带来新颖的语言表达方式，填补其表达的空缺，又可以通过引入他者文化，领略异国文化的别样风情，在交流的同时，双方共同发展。如果一个民族为了抵制被文化殖民而处处以异化翻译为媒介进行文化交流，就只能导致交流中断的悲剧，即便逃脱了被殖民的命运，最终会因为无法吸收到丰富的他者文化的养料而固步自封。所以在翻译时应该同时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因素和如何保留并展现本土文化的特点和丰厚文化底蕴，保留本土文化的差异性，确立本土文化身份，抵制强势文化的霸权主义。
因此，我们提倡翻译本土化而不是归化。对于翻译的本土化，孙艺风指出：“翻译本土化不同于归化，所涉及的翻译策略比归化更为广泛……本土化和归化都追求本土文化的整合，但是归化的产物在本质上或相当程度上并未被改造。归化处理几乎不大理会文化协商，主要是硬性替代。本土化则意味着两个文化体系间在价值、观念和经历等方面，与归化相比进行更为系统的、概念性的和充满活力的互动和交流。”（孙艺风，2008）对此，可以用著名的后殖民学者巴巴（Bhabha Homi）的文化“杂合”概念来阐释。他引入该词，是用来反对传统理论范式中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他“认为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当异域文化‘他者’与本土文化交流时，双方如果不是在一个‘第三空间’进行谈判和翻译的话，是不可能获得互相理解的”（王东风，2003）。但是文化殖民意识和霸权意识伺机而动的当前历史环境，还不是文化杂合最理想的“第三空间”，因为他者文化中总是不可避免地附带殖民主义成分，所以文化杂合的过程不可能是自然而然进行的。杂合的过程需要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去掌控，广博地吸取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他者精华，为自我的发展注入来自异域的文化养料，同时又要为自我作新的定位。在重新认识本土文化的基础上，用本土文化的策略来进行去殖民化，然后再与外来的他者文化进行协商，实现翻译的美好初衷。
5.论语
后殖民主义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利身份等在后殖民语境中的新面目”（王东风，2003）。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更加突出了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强调抵抗强势文化，目的在于提升弱势文化话语权力和文化身份认同。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注意避免目光偏狭和思想过激的倾向。在选择翻译方法时，不能简单地使用归化的手段，而应该采取较为和谐的本土化翻译策略，保持结构的完整，突出民族的语言特色。因为倡导积极的本土化翻译策略，争取获得对外翻译的主动权，可以在避免被殖民的同时，让西方听到真正的东方之音，同时吸收借鉴外来的他者文化，增强本土文化抵抗殖民文化的能力，为积极参与更为激烈的文化竞争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Douglas，R.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1997.
［2］Schleiermacher，F.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A］.R. Schulte and J. Biguenet （eds）.Theories of Translation［C］.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3］Susan，B and Lefevere，A. Translation，History & Culture ［C］.London： Pinter，1990.
［4］Venuti，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5.
［5］龚雪竹.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J］.天津外国语学院报，2008，（3）.
［6］郭澜，郭韵.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J］.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育研究，2006，（1）.
［7］吕俊.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外国语，2000，（5）.
［8］孙会军.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9］孙艺风.文化翻译与全球本土化［J］.中国翻译，2008，（1）.
［10］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2003，（4）.
［11］王军平，史光孝，张德霞.后殖民翻译中的异质他者［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0，（1）.
［12］吴琳.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研究――翻译的后殖民理论解读［J］.宜宾学院学报，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