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傅咸父子辞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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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傅玄；傅咸；辞赋；比较研究

摘要： 傅玄、傅咸父子咏物赋数量宏富，其题材的开拓创新，对晋代咏物赋的蓬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傅玄重体物，傅咸重写志，二人均追求篇制短小、结构简单、语词简约的特点，在小赋发展史上有着推波助澜之功。父子二人注重赋序的写作，在赋序发展史中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傅玄的赋作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有世俗化倾向，富于文采神韵。傅咸则偏重抒发士大夫情志，富于情感哲理。

中图分类号： I207.2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Fu Xuan and Fu Xian on Cifu

MA Lili (Chinese Department, Xingy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ngyi Guizhou 562400, China)Key words: Fu Xuan; Fu Xian; Cifu; comparative studyAbstract: Fu Xuan and Fu Xian Fu wrote numerous poems, whose innovative themes are of significance to the prosperity of Poetry in Jin Dynasty. Fu Xuan stressed the description of things while Fu Xian stressed to express the feelings. Both of them pursued short length, simple structure, and brief language,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xiaofu. They paid great attention on the preface of the writing, and played a transition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ce history. Fu Xuan’s poetry displayed a lot of delight in life and secular tendency while Fu Xian's poetry stressed his great ideal and expressed lots of emotions and philosophy.

一

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统计，傅玄共有赋作58篇，傅咸共有赋作36篇。单就赋作的数量来看，魏晋赋家，唯曹植堪与玄、咸父子比肩。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赞道：“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这些被誉为“魏晋之赋首”的人，若单论赋作数量，均远远不及傅氏父子。魏晋时期，赋作数量在20篇以上的除傅氏父子外，仅有曹丕、曹植、成公绥、夏侯湛、潘岳、陆机六人；数量在30篇以上的，就只有曹植和陆机及傅氏父子了。傅氏父子的辞赋作品，《文选》不选，刘勰不论，究其原因应当在于傅玄辞赋偏重体物之工细，少有寄托比兴；傅咸辞赋虽重寄托比兴，但缺少体物和描写，篇幅短小，不符合萧统、刘勰之审美标准。今人马积高认为傅玄、傅咸父子的赋作数量虽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大部分是咏物之作，又鲜新意。［1］程章灿则给予傅氏父子较多的关注，称傅玄为与张华、左思、潘岳、陆机、陆云、成公绥等人齐名的西晋辞赋大家，视傅咸为西晋文坛的精英。［2］ 117、133如何客观准确地评述傅氏父子辞赋作品的文学成就，我们将在对其作品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后作出解答。

诚如马积高《赋史》所言，玄、咸父子的赋作大部分是咏物。赋作的分类有很大的难度，今人在研究过程中化繁为简，将古人确立的琐碎的细目合并为几个大类，给研究提供了方便。如程章灿的《魏晋南北朝赋史》将建安赋分成自然、社会和人三大类［2］6174。

依照上述分类标准，傅氏父子的赋作以“自然”类题材为主，从广义上讲，这些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咏物之作。据严可均《全上古文》统计，傅玄共有46篇咏物赋，占其赋作总数的79；傅咸共有咏物赋30篇，占其赋作总数的83。

咏物赋始兴于汉代，赋家多采用同题共作的形式，如《酒赋》、《琴赋》、《扇赋》、《舞赋》、《鹤赋》、《蝉赋》、《柳赋》等都是常见的题材。从数量上看，汉代咏物赋的创作并不繁荣。据《全上古文》统计，两汉400年间，现存的咏物赋约60余篇，其中包括残篇及有目无篇者十余篇，真正完整的作品只有50多篇。三国时期上升到80余篇，至有晋一代则高达300余篇。

东汉末期，大一统政权的崩坏，儒家经学惟我独尊状态的结束，文人群体和个体独立意识的苏醒和确立，促使了抒情文学的复归。从赋的创作来看，抒情小赋、咏物小赋取代大赋成为主流，这种体制上的变化，本身就应视作一种突破前人的尝试和努力。建安时期，赋家在咏物的领域表现出的创新意识，正是将前代所写物事向细微处、深广处开掘，选取一些前人没有吟咏过的动物、植物，或珍奇器物。比如这一时期，文人竞咏迷迭香、车渠、鹦鹉、玛瑙勒等物，这些题材几乎都是汉赋未曾涉及过的，一时间吟咏成风，体现了新的题材对赋家的强大吸引力，也体现了赋家锐意开拓、力求突破汉赋的自觉。

傅氏父子在辞赋创作上的最突出的特点，即表现在咏物赋数量之宏富和对题材的开拓，他们采用的题材，很多都是在整个汉魏晋时代具有独创性的。傅玄的《桃赋》、《李赋》、《枣赋》、《桑椹赋》、《紫花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四十五收录傅玄《紫花赋并序》，序言中提到：“紫花一名长乐花，……故与友生，各为之赋。”据此当知其同游友人亦作同题赋，但其友生既不可考，且遍检《全晋文》，亦没有他人作《紫花赋》抑或《长乐花赋》，故而将《紫花赋》列入傅玄的独创题材。、《蜀葵赋》、《蓍赋》、《砚赋》、《节赋》以及描写时序的《大寒赋》、《阳春赋》、《述夏赋》，在整个汉魏晋时代的现存作品中都找不出同题之作；傅咸的《款冬花赋》、《鸣蜩赋》、《青蝇赋》、《蜉蝣赋》、《叩头虫赋》、《烛赋》、《卮赋》、《纸赋》、《栉赋》、《画像赋》、《神泉赋》、《感凉赋》等亦是如此。单从题材的选择上看，父子二人都显示出锐意开拓的精神，他们把目光投向广阔的自然界，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到日常生活用品上，选取前人没有涉及过的动植物、器物进行描写咏叹。这一点在《赋珍》一书中得到了关注和肯定。明代施重光编选的赋作总集《赋珍》，在国内已佚失，程章灿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见到此书，据他统计，本书收录魏晋南北朝赋凡90篇，占26%。［3］125其中傅玄有7篇：《朝会赋》（即《元日朝会赋》）、《扇赋》、《芸赋》、《郁金赋》、《桃赋》、《李赋》、《大寒赋》，傅咸有2篇《镜赋》和《款冬花赋》。笔者做了统计，魏晋时期其他赋家入选《赋珍》的作品，最多3篇，如陆机和潘岳。傅玄赋作入选的数目，远远超出魏晋时期其他赋家。傅咸入选2篇，也是属于重要赋家之列。程章灿认为：“（《赋珍》）对于两汉魏晋南北朝赋，只要题材合乎本书类目需求，采择亦皆从宽，不少见于类书的残篇也被登录。编者似乎有意以此补充《文选》之简省，弥补某些赋作题材之阙略。”［3］125傅氏父子入选的作品，就题材而言，都是汉魏晋南北朝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用来“弥补某些赋作题材之阙略”，确乎是当之无愧的。

二

傅氏父子的辞赋创作均呈现篇制短小、结构简单、语词简约以及题材创新之特点。

傅玄作赋追求篇制短小，结构简单，语词简约。首先我们通过同题共作的作品对比可以证明这一点。汉代朱穆《郁金赋》已是小赋体制，长约230余字，而傅玄同题之作则仅50余字，此赋辑自《艺文类聚》，或为残缺之作，其虽短小，然结构完整。开篇状郁金之枝叶翠绿，花朵金黄；次句写郁金之繁茂芬芳；然后叹郁金为众芳之殊；最后赞郁金高贵雍容，令人心旷神怡。朱穆《郁金赋》是汉代最早咏花卉之作，且咏郁金的，就现存文献看来，朱穆之后就是傅玄了，这种题材上的继承和模仿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从赋文看，傅玄对朱穆的有意突破也是非常明显的。朱穆《郁金赋》状郁金美艳芬芳，富丽雍容，言其“远而望之，粲若星罗出云垂。近而观之，晔若丹桂曜湘涯。……清风逍遥，芳越景移，上灼朝日，下映兰池。睹兹荣之瑰异，副欢情之所望”，傅玄“吐芳扬烈，万里望风”句正由此化来。

傅玄的赋作有意追求篇制短小，词句凝练，全然没有大赋铺张扬厉的风格，即使用铺排手法，也显得十分克制。傅玄赋作篇幅较长的仅《正都赋》一篇，这当是受京都宫殿大赋复苏的时代风气影响而作。《正都赋》虽已残缺，但从残存的语句，可以窥见其篇制，比傅玄其它作品要长得多，其文语词丰富，形式整饬，句式变化随心所欲，可见傅玄的铺叙之才，亦不逊于他人，且作者起承转合之间，十分干脆利落，前后内容，没有反复重合，语词虽丰富但绝不芜杂。一开始写钟鼓齐鸣的热闹，然后摹写材童妙妓精彩的杂技表演，最后荡开一笔，写神仙被感染的情景。傅玄此篇虽为大赋，却从宏阔繁富中跳脱出来，以小赋之笔写之，显得灵活机巧。班固《与弟超书》曾讥言傅毅“下笔不能自休”，虽不免文人相轻之嫌，但也反映出大赋影响下的繁复拖沓之风。傅玄似乎是有意避免赋体文的这种弊端，他在《连珠序》中言连珠为文，当“辞丽而言约”，他将这一点贯彻到自己的赋体文当中去了。

傅玄在赋作题材的选取上也十分用心，除了写自己独创的题材，如果选取的是前代已有题材，那么他必然在内容和篇制结构上加以改变，上述《郁金赋》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又如《芸香赋序》言芸香“始以微香进人，终于捐弃黄壤，吁可闵也”，赋文虽佚，从序言中仍可看出其立意的创新。一般文人吟咏香草，都是用以比附君子，象征品性的高洁，傅咸和成公绥的《芸香赋》都是如此。但是根据傅玄的序言加以分析，其《芸香赋》应该是叹息女子始以美貌见宠，继以色衰遭弃；或者是咏叹君子（贤臣）始以才高见用，终以谗言被疏等，傅玄丰富扩展了吟咏香草的内涵。

再以傅玄音乐赋为例。音乐赋滥觞于《七发》描写音乐的一段，后世音乐赋基本保留了《七发》片段的结构，即先写乐器材质之美与珍贵难得，然后摹写音乐之美妙，最后写音乐的感染乃至教化作用。王褒的《洞箫赋》、马融《长笛赋》、蔡邕《琴赋》，虽然在《七发》片段基础上大大踵事增华，但是结构内容均大致相似，“以大赋之笔写小赋”，铺张扬厉，骋辞逞才，极尽渲染夸张想象之能事。

傅玄乐器赋则不然，其现存《琴赋》、《筝赋》、《节赋》、《笳赋》、《琵琶赋》凡5篇，惜均有不同程度的散佚。傅玄乐器赋追求篇制短小的特点十分明显。首先作者多借序文介绍乐器的来历，傅玄音乐赋除《节赋》外，其他各篇都有序文，《琴赋》、《筝赋》、《琵琶赋》三篇序文保存完整。描述乐器的外形特征，言简意赅，篇幅短小，类似知识性散文，南朝沈约撰写《宋书・乐志》论述诸乐器起源时，径直引用了这些材料。《宋书・乐志》“八音五曰丝”之下有：“齐桓曰号钟，楚庄曰绕梁，相如曰尾，伯喈曰绿绮，事出傅玄《琴赋》。”见苏晋红等《宋书乐志校注・卷一》页104。傅玄似乎有意将前人乐器赋恣意渲染“乐器材质之美与珍贵难得”的部分省略了，只在序文中简单介绍乐器的相关特征，然后在赋文中重点渲染演奏者的技艺和音乐的感染力，大大简省了赋的篇幅。而且从现存赋文的内容来看，虽然没有一篇是完整的，但是从残言断语之间，仍然可以看出作者文字之俭省，遣词之克制。如《节赋》所存的“黄钟唱歌，九韶兴舞。口非节不咏，手非节不拊”两句，表达直接而浅白，绝非铺排骋辞之作。其《琵琶赋》“辞丽而言约”，寥寥几句写琵琶弹奏者的高超技艺以及“创发越以哀伤”的感染力，堪称生动飘逸，有语势，可惜赋文佚失较多，难窥全貌。

傅咸对其父的继承十分明显。

首先父子二人有不少同题共作之赋，如《芸香赋》、《鹦鹉赋》、《相风赋》、《扇赋》（傅玄有《团扇赋》），另外傅玄有《大言赋》，傅咸有《小语赋》，《大言赋》、《小语赋》均是对宋玉作品的模仿。宋玉的《大言赋》、《小语赋》，曾一度被游国恩认为是后人模仿傅咸的伪作，但后来吴广平在《永乐大典》残卷中发现了东方朔的《大言赋》，据此证明傅咸之前即有《大言赋》，从而游国恩源流颠倒的猜测。学界有据此发现确定宋玉作品真伪。见邓新跃《多维观照 灵气充盈――评吴广平先生的〈宋玉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从严可均《全上古文》的作品辑录情况来看，整个魏晋南北朝，只有傅氏父子作《大言赋》和《小语赋》，可见在题材选取上，父子二人声气相通。现存傅玄《大言赋》仅余“要佩六气，首戴天文”一句，但推其全貌，当极言其大，这与傅咸《小语赋》“晨登蚁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昼复得酿。亨一小虱，饱于乡党”等极言其小相映成趣。父子二人似乎一唱一和，于游戏之中尽显机智幽默与奇思异想，或许也蕴涵着讽世之意。

傅咸《芸香赋序》言：“先君作芸香赋，辞美高丽，有睹斯卉，蔚茂馨香，同游使余为序。”可见赋芸香亦是有意承继其父。另傅咸有《患雨赋》，与之私交甚笃的潘尼有《苦雨赋》，傅玄则有《雨诗》（《诗纪》题作《苦雨》），傅咸之作叹水旱二灾继发，傅玄、潘尼仅叙洪涝之灾，似非同时之作，但是玄诗有“炊爨不复举，灶中生蛙虾”之句，潘尼赋有“鼋鼍游于门闼，蛙虾嬉乎中庭”之句；咸赋有“云乍披而旋合，暂辍而复零”之句，潘尼赋有“云暂披而骤合，雨乍息而亟零”之句，三者之间，又似乎还是有一些关联，无论如何，傅咸在题材选取上受到傅玄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又《扇赋》是一个传统的题材，历代赋家多有选取。班固最早作《扇赋》，内容大体以歌功颂德为主，其祖姑班婕妤《怨歌行》以团扇寄托女子秋扇见捐的哀怨，班固并没有继承，大约赋这种文体在汉代还很难摆脱御用文体的庄严。到傅毅《扇铭》以扇“知进能退，随时出处”，蔡邕《团扇赋》言扇“春夏用事，秋冬潜处”，均以扇为媒介，赞颂君子进退出处之道。（张衡、徐《扇赋》已残，故不论。）到陈王曹植《扇赋》，言“情骀荡而外得，心悦豫而内安。增吴氏之姣好，发西子之玉颜”，自有一番风流情致，但所存也仅此几句，不知寄托与否。傅玄《团扇赋》亦残，以“朗劲节以立质，象日月之定形”句推之，大约寄托之意不出傅毅、蔡邕二家。傅咸《扇赋》则虽袭用前人惯用之题材，然寄托之意，出于诸家之外。傅咸寄托之意出于班婕妤之秋扇见捐，细读“下济亿兆，上宁侯王。是曰安众，清暑作凉。蒙贵幸于斯时，无日夜而有忘。谓洪恩之可固，终靡弊于君傍”诸句，隐有贤臣被疏、竟不见用之喟叹。这对于历代《扇赋》，无疑是一种突破。

至于赋作的篇制结构，傅咸亦继承了其父所追求的“篇制短小，结构简单，语词简约”的特点，一般不用铺排手法（这一点有别于傅玄），总体上不注重文辞，比较注重寄托。

傅氏父子的交游，相关文献记录甚少。但从他们的赋序中，可见与他人时有唱和。傅玄《紫花赋序》言：“余嘉其华纯耐久，可历冬而服，故与友生，各为之赋。”杜万年《相风赋序》言：“太仆傅侯，命余赋之。”严可均案：“序言太仆傅侯，盖傅玄也。”见严可均《全晋文・卷六十七》页1849。傅咸《感凉赋序》有“以时之凉，命亲友曲会。作赋云尔”之句，既是亲友聚会感凉，作赋者大约也不止傅咸一人。再如前面所列举的傅咸与潘尼分别以“苦雨”和“患雨”为题，也大致可以视为一种唱和，这样同题共作的风气，肯定会促成某一时期赋体文学的特定风格的形成。

王琳《六朝辞赋史》言：“汉末辞赋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一些显著变化，即篇制短小，形式灵活多样，语言浅易流畅……不过，总的来说，汉末赋风的新气象主要表现在少数作家身上，尚未形成普遍风尚，以繁富为主要艺术特征的旧赋风仍很顽固……”［4］31至魏晋，傅氏父子抒情咏物小赋有意追求篇制短小，结构简单，辞丽言约，后来整个两晋南北朝的抒情咏物小赋大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傅氏父子推波助澜，倡导风气之功，不容忽视。

三

傅氏父子均注重赋序的写作，其序文往往可以独立成篇，在赋序发展史中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后世唐传奇及明代小品文都受其影响。

《文心雕龙・诠赋》言：“夫京殿苑猎，述行叙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刘勰认为“京殿苑猎，述行叙志”类的赋作，首先要有序言来作为赋文的发端，引出情事根由。其实序言并非是“京殿苑猎，述行叙志”类赋作独有的特点，咏“草区禽族，庶品杂类”的赋也同样有序言。如张衡《温泉赋序》，固然是为了交代情事根由，但是其寥寥数语，已经将赋文的旨意概括出来，实际上已可以视为一篇相对独立的文章。比较而言，另一种序言则是只能以赋作的附庸而存在的，如曹植的《洛神赋序》，主要是简单交代情事根由，不能脱离赋文独立成篇。

傅氏父子很重视序言的写作，傅玄共计14篇赋作有序言，傅咸则有27篇。他们的赋序，既有须附庸于正文方可存在的，又有可以独立成篇的，且从父子二人的赋序来看，似是有意创作后一种形式。傅玄的乐器赋在这一方面表现尤其突出，如他的《琴赋序》，序言交代琴的来历，数历代名琴，虽篇幅短小，但俨然一篇知识性短文。又如《琵琶赋序》，亦是独立于赋文之外，无论结构、文意都是完整的。可见，傅玄在乐器赋上虽是继承前代习用的题材，但是在写作方法上却是锐意创新，这种知识性极强具有独立性的序言，便是他创新的又一表现。

傅玄曾入东观修史，撰集《魏书》，评论“三史故事”，在创作辞赋时，他有时将自己的历史知识融入序言的写作之中，如《乘舆马赋序》，既见其史笔，又见故事性和趣味性，在历代赋序中别具一格。

傅咸留存的赋序数量，大大超过其父。观其赋序，多可独立成篇。一类是寥寥数语，然或旨意明确，或叙事完整。前者如《蜉蝣赋序》，后者如《燕赋序》。另一类赋序的特点在于叙述自己因某事而产生的联想和感慨，可以看作是叙事甚或议论相当完整的叙述文。如《感别赋序》，作者把自己与“幼则同游，长则同班”的友人之间的深情厚意，叙述得十分真挚诚恳，而怅别之情，亦蕴涵其中。再如《污卮赋序》、《黏蝉赋序》，都是取材于日常生活琐事，由小儿不慎将琉璃卮弄脏，联想到君子应洁身自好；由黏鸣蝉以悦小儿，联想到祸福无常、居安当思危的道理。这种叙事说理的赋序在傅咸很常见，如《斑鸠赋序》、《画像赋序》莫不如此，《画像赋序》借卞和残躯以证玉，讥讽臧文仲知贤（柳下惠）不进，有咏史之意，亦似模仿其父《乘舆马赋序》，展示史笔和议论，若以赋文中之文采来方诗才，这种写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后世唐传奇，将作者的史笔、诗才、议论一并表现出来。关于唐传奇兼备史才、诗笔和议论的观点，宋赵彦卫《云麓漫钞》首发其端，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页2）始详论之。程千帆在《行卷风气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一文中亦有论述，详见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页80-83。

傅咸还有一种赋序情趣盎然，短小隽永，如《款冬花赋序》：“余曾逐禽，登于北山，于时仲冬之月也，冰凌盈谷，积雪被崖，顾见款冬，炜然始敷。”《神泉赋序》亦如此。这类赋序令人联想到后世的小品文，尤其是明代公安派袁宏道的山水小品文，有亲近大自然之情感和清新洒脱之文字。

以赋序观之，可看出，傅氏父子常以赋序来记事、议论，以赋文来描写、抒情，他们重视序言的写作，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而非附庸的文体进行创作。观汉魏以来的抒情咏物小赋，很多是没有序言的，至魏文帝曹丕，始重视小赋序言的写作，其大约一半的赋作都有序。其《车渠赋序》、《玛瑙勒赋序》均可视为知识性小文，性质约同于傅玄的乐器赋序。其《浮淮赋序》叙事完整，描写生动，气势非凡，亦是一篇独立的散文。这种重视小赋序言写作的风气，应当说是由傅氏父子在文帝的创作基础上提倡、助长并身体力行的。到后来庾信作《哀江南赋》，赋前有序，是一篇能独立成章的骈文，交代作赋的缘由，概括全篇大意，语言流丽，意绪苍凉，本身就是一篇杰作。按其源流，傅氏父子有承上启下，倾力创作、促成一种新风之功劳。

四

傅玄的赋作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有一定的世俗化倾向；傅咸则偏重抒发高雅的士大夫情志。

东汉末年抒情文学复苏，文人们用诗赋来抒发个体情感，但正如诗歌固守着“诗言志”的传统一样，辞赋亦遵循着“体物写志”的要求，“志”乃情志，从汉末建安的赋作来看，这种情志主要是离思别情，怀古伤今，身世之感以及心志理想等等，总体属于高雅的士大夫气息浓厚的情感。傅玄辞赋的内容情感有世俗化倾向，辞赋的世俗化倾向非自傅玄始，玄之后又有束皙等继其轨。郭建勋等认为从西晋开始直到唐初，世俗化的赋风流行了数百年，傅玄的影响不可低估。详见郭建勋、李艳《傅玄的辞赋创作及其理论》，《求索》2004年第1期。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傅玄的水果赋中。

傅玄的《瓜赋》、《李赋》可谓水果赋中最有特色之作。《瓜赋》从“调土下种，播之有经”写起，瓜蔓修长，瓜叶翠绿，而瓜则“白者如素，黑者如，黄逾金缃，青侔含翠”，体物之细腻，非亲身劳作或观察细致者不能为之。中间咏“吃瓜”一节，尤为生动有趣：作者写瓜“嘉味溢口”，“一之顷，至三摇头”，吃瓜者的满足、陶醉之神态，跃然纸上。接下去又写切瓜的过程，谓“披以吴刀，承以朱盘。中割而破，虽分若完”，吴刀，朱盘，将吃瓜这样一件俗事，点化得高雅而有情趣，不禁令人联想到后世清真词中“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之句。而后又渲染吃瓜的感受“愈得冷而益甘兮，颐神爽而解烦。细肌密理，多瓤少瓣。丰旨绝异，食之不饴”，将瓜之清甜爽口，肉质丰厚摹写得十分真实。傅玄之前，刘桢的《瓜赋》乃应制之作，虽也有“析以金刀，承之以雕盘”的句子，然风格雅正刻板，不似玄之作生活化。玄之后有嵇含、陆机作《瓜赋》，均无甚奇巧之处，亦不似玄作充满生活气息和情趣。再如《李赋》，写李树花落实结，虽用四言，但丝毫没有板滞堆跺之嫌，反而很有生趣，将李花漫天纷飞、果实由青翠变成朱红的情景状写得十分美丽。及写李子的味道由微酸到酸甜适口、甘之若蜜，食之味美，回味无穷，确乎是有心人才能做这样准确的描述。又《桃赋》言桃花“饰佳人之令颜”，桃根“御百鬼，辟凶邪”，写桃实“既甘且脆，入口消流，……充虚而疗饥”，无一不是出自于日常生活体验。可见傅玄的水果赋，其目的不在于歌颂令德，不在于寄寓心志，而是在于单纯咏物，通过咏物表现纯然的生活经历、生活经验和生活情趣。写水果之美色美味，目的就在于表现感官的享乐，心神的安适，若与陆机《瓜赋》所言“佳哉瓜之为德。邈众果而莫贤。……德弘济于饥渴，道殊流于贵贱”相比，其世俗化的倾向不言而喻。

傅玄另有《猴赋》，写自己“酒酣耳热，欢颜为伸”，故而“戏猴纵猿”以取乐解忧。按常理，这样的题材当一抒怀抱，一吐块垒，但是作者只是记叙了自己怎样戏弄猿猴，摹写了猿猴种种可笑的情态，并无丝毫寄托。可见作者写作之目的，原本就在于记录一件有趣的生活琐事，在于以游戏之笔将其间的乐趣表现出来。

而傅咸的赋作如前所述，比较注重托物喻志，即使所选取的题材本属于日常生活琐事，也必会从中挖掘、提炼出一些人生哲理、处世之道，将寻常生活提升到一个高尚的境界，将寻常感悟提升为士大夫的高雅情志。 如《神泉赋》，以庭前冬暖夏凉的涌泉为题材，重点写自己炎夏游于温泉，“盥玉体于素波，身凄焉而自清。不知天时之有暑”。最后以“绿竹猗猗，荇藻青青”作结，整篇赋短小隽永，耐人寻味。虽然赋作取材于一件日常生活琐事，但是作者塑造的，却是一个怡然自乐，心静德清，志趣高雅，不为俗务所累的士大夫形象。又如《卮赋》写琉璃卮堕入不洁，以至于长辞觞杓，不若瓦砾。同样是一件日常生活琐事，傅咸从中挖掘出“感物之污辱，乃丧其所以为宝；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的思想意义。再如《烛赋》，作者在序文中写自己治狱长安，冬夜多怀而无眠，故而召集僚属夜饮。中夜欢宴，原本也是一件生活琐事，从中可窥见傅咸率真的性情，但是傅咸笔下所咏，乃大家高谈阔论之情景，内容风雅正派，全然是士大夫情调。更兼傅咸在序文中感叹烛火之“自焚致用”，联想到志士之“杀身成仁”，尤见其情怀之高尚。再如《黏蝉赋》，写黏取鸣蝉以弄小儿，原本也是生活琐事，很有生活气息和情趣，且颇能见出作者为人父的温情的一面。但是这些都不是作者要表达的重点，他要表达的是对世人“嗟悠悠之耽宠，请兹览以自规”的忠告，正所谓祸福无常，当居安思危。

可见傅咸的创作态度，秉承了诗、骚之比兴传统，遵循着汉代儒家思想文艺观，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而傅玄的创作态度，显示的是魏晋以来思想解放背景下审美价值观的多元化。

五

傅玄咏物赋重体物，富于文采神韵；傅咸咏物赋重写志，富于情感哲理。

傅玄为赋，体物十分细腻，如《阳春赋》描写春天的景色，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景象跃然纸上，似锦的繁花，垒巢的燕鹊，杨柳、浮萍，无一不是春天特有的景物，俨然一幅春色图。据《全上古文》统计，两汉魏晋以“春”为题的赋作极少。张衡的《归田赋》中有一段文字摹状春景：“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 傅玄笔下的春景，较之张衡笔下之景，显然要细腻和具体得多。张衡多据《诗经》中名物意象作概括性描写，诸如“时和气清”、“百草滋荣”之类，其重心在于表现想象中的归田之后逍遥于原野的惬意闲适，所以描写景物，实为心中之景。而傅玄之写作重心本在于摹写春景，故而对春之山林、原野、庭院，进行了细致生动的描绘，意象绵密而具体。傅、张二人在处理自然景物方面的差异，颇似后世谢灵运和陶渊明的差异，谢氏注重对景物的工笔刻画，渊明则偏好对景物的写意，一则自然景色，一则心中天地，可谓各擅胜场。傅玄是擅长工笔刻画的。

傅玄体物细腻准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植物赋和动物赋上。前文所分析过的傅玄和朱穆的同题之作《郁金赋》，很能体现傅玄体物的特点。朱穆描写郁金香，语词固然华美，通篇以比喻为主，有宋玉《神女赋》的痕迹，但是因为缺少具体观察，描写不免笼统。若是以其它花卉代替郁金香，亦可以用同样的语词去描绘，并没有把握个体的特点，乃是一种程式化的描写，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傅玄的描写，则相对要细腻准确一些，其语词虽简约，但是郁金香叶之翠绿，花之金黄，气味之芬芳以及其来自西域、珍贵不凡的特点，都得到了表现。又如《柳赋》：“若乃丰葩茂树，长枝夭夭，阿那四垂。凯风振条，同志来游，携手逍遥。”若比之魏文帝《柳赋》“修干偃蹇以虹指兮，柔条阿那而伸”，虽然二者描写颇相似，但是傅玄所状柳条，“长枝夭夭，阿那四垂”，在凯风中摇曳，比文帝以虹和来作比，更贴近自然，意境也更美一些。另外上文分析过的水果诸赋，亦是傅玄体物细腻准确的代表作。上举诸赋均不以寄托为务，笔墨多用在对外物的描绘、摹写上，细致，生动而准确，显示出一种和大自然的亲近。前文曾提到过傅玄咏物赋少有兴寄的特点，虽然兴寄抒情意味淡薄，但是其体物工细，生活气息浓厚、富于神韵的特点，正是其超越汉赋，引领魏晋新风的表现。

傅玄自然类的赋作一般不注重寄托，而是在体物上下功夫，时序、气象、植物、器物等题材莫不如此，而其动物赋，字里行间，隐约可以看出作者的心志。《傅玄评传》认为，其《乘舆马赋》、《驰射马赋》、《良马赋》、《鹰赋》、《山鸡赋》等作品均能看出其从战的经验，非是呆在京城所能作，当是嘉平、正元年间，作者在司马昭军府任职，于西进南征的军旅生活中写出来的。［5］如《鹰赋》，摹状鹰飞翔的形态及外形，一只搏击长空、雄姿英发、卓然不群的鹰之形象，呼之欲出。及感叹其受到羁绊，言辞之中，大有志士壮心难遂，壮志不逞的慨叹。再如《斗鸡赋》把斗鸡之矫健、雄壮、勇猛善战的风神刻画得入木三分，充满一种凌厉的气势，字里行间似乎隐含着奋进之心和用世之心。另《走狗赋》描写狗之形貌，亦表现出骋辞的特点和体物的功夫，然极具神韵。从赋文中“希代来贡，作珍皇家”的字句，感觉这篇赋颇似应制或者进献之作。当时司马政权之于傅玄，可谓有知遇之恩，故而篇末“感恩养而怀德兮，愿致用于后田”之句，隐隐包含着作者知恩图报、希冀被进一步擢用的心情。傅玄于东观修史十年，未获升迁，仕途蹭蹬不说，还与曹魏政权之掌权人士何晏等“不穆”，有遭遇迫害的危险。而司马氏掌权之后，他才受到重视，并获得升迁的机会。《乘舆马赋》中有“九方不能测其天机，秦公不能究其妙理”之叹，似在借良马无人能识的悲剧慨叹自己的曾经仕途蹭蹬的命运。

傅玄动物赋虽似隐隐有寄托之意，不同于其它诸赋，需要读者的仔细体味甚至附会才能被发掘出来，所以据此更可见傅玄为赋不刻意写志的一面。其写作上最大的特点，和傅玄其它题材的赋作一样，在于体物的细腻准确，描绘的传神，加上遣词造句上的用心，使得作品文采斐然，神韵宛然。傅咸咏物赋则重写志，无论其题材是动植物还是器物，作者总要借其表达心志，从中发掘出处世之道及人生哲理，而对于体物和遣词造句并不十分下工夫。傅咸咏物赋大多类似说理文，道理讲清楚即可，语言质朴，结构简单。《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傅中丞集》言“傅氏诸赋，不尚绮丽，长虞短篇，时见正性”，［6］可谓的评。如其《萤火赋》，开篇即是抒情，静夜、空馆，无眠的人悄然心伤。而腐草化生的萤火虫，其微光闪烁，几被湮灭，更勾起作者的愁思满怀。这种开篇直接抒情的写法不类作赋，直似写诗。《萤火赋》在抒情之外，并没有花费笔墨去描写萤火虫，而是更多的写自己的感悟，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认识以及处世之道：不要因资质鄙陋而自暴自弃，要有用世之志，就象萤火虫一样，竭尽全力为天地增辉。但也要懂得进退之道，就象萤火虫一样，不去和天光竞争，而是退守在晦暗之处，以微光而为人所见。若将此赋与潘岳的同题赋作对比一下，傅咸重写志抒情的特点会更加明显。潘岳《萤火赋》虽亦短小，却用了很多华丽的辞藻来描状萤火虫，傅咸则通篇是抒情、说理的文字。潘岳赋篇末结语写道：“羡微虫之琦玮，援彩笔以为铭。”傅咸则写道：“盖物小而喻大兮，固作者之所旌。”足见二人的写作目的、侧重点的不同。相比之下，岳赋重文采，文学意味浓，咸赋重寄托，哲理意味浓。傅咸本传载颖川庾纯言曰：“长虞之文近乎诗人之作也！”私意以为当是指文中灌注了诗人之情思以及传统诗歌所担负的政治教化功能，这一点在傅咸的咏物赋中恰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傅咸咏物赋多说理论道，文风典则，有老成持重之感，但行文之中，亦常有作者真情流露，《萤火赋》开篇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如《烛赋》，冬夜多怀，是为故乡远人神伤，还是为政务国事操劳？作者耿耿不寐，若有隐忧，颇得《诗三百》之风神。《画像赋》赞叹卞和刖足用以证璧的悲壮，颇为动情，作者心中感佩之情，尽显于字里行间。傅咸于卞和刖足证璧一事，极受感动，多有感慨，其《玉赋》亦借玉“独见知于卞子”，一抒知己难求的怅然。《画像赋》讥讽臧文仲知贤不进，将其像画于卞和像之旁，“且赤其面，使之有惭色”，看似天真之举，实则应是影射时弊，颇有深意。傅咸一生，虽不比其父大起大落，但他身处衰世，正是张溥所言“国艰甫殷”之时。武帝后期，渐疏国事，至惠帝，愈加昏庸，且杨骏、汝南王先后弄权，贾后乱政，作为有忧患意识、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傅咸屡次上书以纠邪正，然而“弥漫于（西晋）社会上的，是贪鄙、淫僻之风。在这种风气中，如果有谁要讲治道，要纠邪正，便都被讥为俗吏。”［7］傅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心中深沉的忧虑和慨叹，便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了。傅咸物赋常以物自喻，表达一片忠贞之心。如《烛赋序》赞美烛“自焚以致用”、“犹杀身以成仁”；徐公持认为诗赋中红烛意象，由此首创。见徐公持《魏晋文学史》页273。《镜赋》赞美镜子“同实录于良史，随善恶而是彰”；《栉赋》赞美梳子“虽日用而匪懈，不告劳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没齿”。以上虽是咏物，实则亦是作者自己的追求和写照。

傅咸把自己的出处进退、修身养性之道以及所领悟的人生哲理，都寄托在咏物赋之中。如其《仪凤赋》言“随时宜以行藏兮，谅出处之有经”，讲君子的出处之道；《萤火赋》言“进不竞于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抒发人生哲理，讲进退之道；《叩头虫赋》言“强梁者不得其死，执雌者物莫之雠”，则是阐发韬光隐晦的处世哲学；《青蝇赋》则为抨击奸佞邪恶之徒。另《款冬花赋》、《芸香赋》、《蜉蝣赋》、《卮赋》等均强调君子要修身养性、洁身自好、品性高洁。

如前文所言，从比兴寄托的角度立论，傅玄更多地继承了汉代咏物赋少有兴寄的特点，而傅咸咏物赋则更多地体现出魏晋重兴寄、重抒情的新风。傅玄赋体物工细、重生活气息和情趣以及富于神韵等特点，一方面超越了汉代咏物赋，另一方面又开西晋咏物赋之新风；傅咸则继承了建安以来重兴寄抒情的特点，其《萤火赋》等抒情之作颇得祢衡《鹦鹉赋》、王粲《莺赋》、曹植《白鹤赋》“怊怅切情”、“感类伤情”的韵致。

傅咸赋重情感哲理，傅玄赋则重体物词采，这个差异的形成与前文所述父子二人赋作世俗化和雅化的差异密切相关，由此更可以看出，傅咸的文学观，相对于傅玄，更趋近于儒家的价值观和规范。

参考文献：

［1］ 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0.

［2］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3］ 程章灿.赋学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 王琳.六朝辞赋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5］ 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312.

［6］ 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27.

［7］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合肥:黄山书社,198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