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溪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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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国庆前夕，我来到花溪公园的西舍，目的是想看看省政协关于在这里设立“同志曾居处”的建议执行得怎么样了。

花溪的自然风光早已是远近闻名，但许多游客皆感到如果再能提高一下它的文化品位，使人漫步悠回曲折的放鸽桥头或是在潺潺流水声中欣赏那堆云叠翠般的美景时，也能感受到一点文化氛围的陶冶，岂不就两全其美了？这就引来了对花溪文化内涵的探讨和研究。

数年前，登雷公山后我曾发出这样的感叹，雷公山的自然景观绝不比某些名山差，只是没有皇帝到此一游；没有哀婉动人的传说；诗人名家没有来此咏诗作对，如此而已。然而，与花溪有关的名人故事，为人所熟知的有：总理20世纪60年代初曾经在这里作过短暂居住，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闻轶事；、、等领导曾到这里小憩，同志还留下了赞美花溪的名诗；抗日战争时期，著名作家巴金曾滞留这里写作、结婚；也曾在这里住过……其实故事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开发、宣传和利用，更不用说去造神话编传奇了。我总觉得这是我们省在发展旅游业上的一大弱点。

正是为了在这方面尽点绵薄之力，省政协文宣委员会于1994年对花溪公园的人文景观开展调查，随即向省政府正式提出在花溪西舍建立并开放“同志曾居处”的建议。建议送到省政府，几天时间省长就批了，表示全力支持，并交由有关单位办理。提出建议的人，见省政府审批如此迅速，无不拍手叫好。但事情过去了将近两年，也不见落实。中间也曾有人催问过，回答是正在协商办理之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了花溪宾馆西舍的大门。

我们首先来到西舍二楼曾经居住过的房问。这是一个大套间，背靠绿荫覆盖的花溪河，环境异常幽静。套间客厅的四壁，挂有当年(1960年)总理夫妇在贵阳活动的照片数十张。照片中的总理神采奕奕，邓大姐显得年轻而有风度。这些历史照片，大多是过去在报刊杂志上见过的，唤回了我们一些片断的回忆。但是活生生的记忆与眼前的数十张照片相比，这间陈列室似乎显得过于单薄。宾馆的同志说，有关的资料他们正在收集而且差不多齐全了，都陈列出来，内容还是很丰富的，这既可为花溪增添光彩，又可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学习传统的基地。他们目前正在请人写解说词，一篇好的解说词可以把陈列室的气氛衬托起来。我们还高兴地听到，区里和宾馆正互相通力协作，一定要在春节前做好准备工作，开放“同志曾居处”。

看完西舍，我们向花溪小憩走去，路上一位花溪区政协文史办的同志告诉我，他正打算写一个“在花溪”的电视脚本。这倒是意料之外的事，我问他材料够不够，他回答说分上下集还用不完，总理那年在花溪的活动很多很丰富。他还说已经和特型演员王铁城等人初步联系了，对方表态只要定下来，他们愿参加演出。当然，对将来开放了的“同志曾居处”有这么一部电视艺术片供游人观赏，岂不是使这个陈列室的内容更厚实了？

来到放鸽桥头的“花溪小憩”，这是一座小巧玲珑的二层楼房，建于抗日战争时期或者更早一些。现在的房子，自然是几经改造修整的了。它背临花溪河，侧面便是横跨花溪河面的百步石墩，隐于翠柳绿树之中，是花溪公园最佳的去处之一。上了二楼，迎面是一个又宽又长的阳台，它的边沿向河面延伸成了一座十足的水上阳台。凭栏摆有桌椅茶具，我们坐下来闲聊，这时四周除了淙淙流水和几声鸟鸣，可以说万籁俱寂，真乃名副其实的“小憩”之所。

闲谈中，自然地谈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巴金在这里居住和结婚的事。区政协文史办那位同志是一个有心人，他随身带来两本厚厚的书，一本是上海当代文人徐开垒写的《巴金传》，另一本是巴金自己的散文体回忆集。他翻开巴金回忆集中有关的章节给我们念了几段，那朴实的文笔、生动形象的描述，很快地牵动了我们的感情，使我们身临其境地看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巴金和萧珊在这里生活和写作的情形。

当时，这座小楼虽已公开接待客人，却没有附设厨房，巴金和萧珊一日三餐都要步行到花溪街头的小饭馆就餐。更糟的是那时这里竟然还没有电灯，巴金不得不在煤油灯下从事写作，完成了他的中篇小说《憩园》。

听着这些描述，正如前面所说，我们犹如身临其境。这段名人轶事，同样是花溪的财富，是待开发的人文旅游资源。如果将这些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起来，再将它和青岩古镇、周渔璜故居等连结在一条旅游线上，花溪将更有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