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心理疾病,全听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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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创伤后心理障碍、精神分裂……无一不是西方的舶来品。全球化之后，各地的人患心理疾病似乎也“全球化”了，确切地说是“美国化”。
美国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总会担忧本国文化与其他国家地区间文化的碰撞。在一些场合里，谈论着故宫旁边的星巴克、马来西亚的NIKE工厂或其他源于美国的政治或军事干涉的人们，最能找到共同语言。然而，在美国引领的全球化背景下，有一种最不寻常的影响力被人们忽略了：美国人对全世界的心理健康观念进行了“美国化”，使全球的心理疾病治疗都大同小异。
这种趋势被一些人类学家和跨文化心理医师的新研究揭示出来。他们认为，心理疾病并不是像病毒一样的实体存在。他们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当今的心理治疗，无论在形式或时间上，从未如此趋同，而该领域应当是受到特定的时间、地点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的。例如，在亚洲东南亚部分地区，有一种心理疾病叫“缩阳症”(Koro)，病人担心其缩入腹内导致死亡；在中东的新月沃地地区，也有一种叫“Zar”的特殊疾病，患者的精神似乎被某种力量占据，产生间歇的狂笑、叫喊和唱歌现象。
最近的几十年里，西方人将心理学的现代知识广泛传播给全世界。这一举动在科学的名义之下进行，因为他们相信，西方的治疗法揭示了精神痛苦的生物学基础，而且消除了不科学的“神话”因素和精神病的污名。除了让其他地方的人与美国人的想法近似，被西方输出的还有心理疾病的症状名录，也就是说，美国人改变的不仅是治疗法，也改变了其他文化对心理疾病的表达方式。随之，一些心理障碍病种，例如抑郁症、创伤后压力症以及神经性厌食症等，像传染病一样席卷全球。这些症状集群正在取代本土的特有精神疾病，变成人类的“共同语言”。
被“西化”的香港厌食症
李诚是香港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研究者，他直接目睹了心理疾病的“欧美化”进程。上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李医生正在香港忙于观察记录一种在特殊文化背景下罕见的神经性厌食症。与美国的患者不同，他的大多数病人并非有意地节食，或表达出对肥胖的恐惧。他们的反应明显地源自身体上――频繁地感到胃部肿胀。李医生尝试着去探究这种带有本土特色的神经性厌食症症状，并希望弄清楚为何这种疾病仍很少见。
就在他发现香港的拒绝进食患者有特殊的表现和意义时，公众对于神经性厌食症的观念突然间就转变了。1994年11月24日，一名患有该疾病的少女莎琳(Charlene)突然死在了香港的繁华大街上。这起死亡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当地报纸用很大的篇幅加以报道。一家著名报纸的标题是：
“厌食症让她瘦得皮包骨，女学生命丧街头”。在解释原因的过程中，香港媒体简单地照抄了美国的心理疾病诊断指南，在报纸杂志上现身说法的心理学专家们也自信满满地表示，香港的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与美国和欧洲的患者没什么区别。最终的结果是，有关这种疾病知识的传递通道只有一条：从西方到东方。
欧美的学说不仅遮盖了神经性厌食症的香港特征，它们也很可能改变了疾病本身的表现方式。伴随着香港公众和心理专家开始认识“美国版”厌食症，李医生的病人们的症状似乎也变成美国式的。之前，李医生每年接诊的病人仅为个数，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每个月都会见到很多新的病人。厌食症患者数量的增加引发了媒体的又一次惊呼：“10岁左右的儿童患神经性厌食症的数目激增!”上世纪末，李医生的研究结果是，3％～10％的香港年轻女性显示出了饮食行为问题。与早期的患者不同，她们通常表示恐惧肥胖是她们绝食的最重要原因。到2007年，李医生治疗的食欲缺乏患者中，约90％的人都是对肥胖恐惧。新病人的厌食经历似乎越来越多地与西方版本的疾病保持一致。
李医生和其他同行认为，患者对于疾病的理解、期许和信念已经丧失，从而不能主动地“塑造”他们的症状。“文化背景对于心理学的公众认知有很大影响，”李医生表示，
“当整体的社会氛围，包括学者、媒体、高校、医生、心理学家们等等，都认可、讨论并宣传神经性进食障碍时，人们会自觉或无意识地被触动，认为自己的疾病就是进食障碍症。”
心理状况要与文化挂钩
这种倾向在全球化时代变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当疾病名录可以轻易地跨越国境线时。西方的心理学家，尤其是美国人，会研究制定心理疾病的官方目录，并将诊断手册推行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美国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主办着大多数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举办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高级会议，西方的药品公司会斥巨资进行研究，并花费数亿元销售自己的心理治疗药品。同时，西方的创伤学家经常来到战争或自然灾害侵袭的第一线进行心理急救，传播他们的设想――人们的精神如何遭受打击而崩溃、如何治疗才是最佳方案。上述手段加到一起具有巨大的力量，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并仍在进行当中。“伴随着西式疾病目录占据统治性地位，其他文化中可以影响个体病人的因素被丢弃了，这种趋势非常强烈。”
如果没有引入神经性厌食症的欧美模板，这种心理疾病会快速成为香港人患病清单上的一部分吗?可能不会。19世纪初期，欧洲只有少数的神经性厌食症病例，精神疾病专家花费了超过半个世纪来命名、编撰并使之通俗化，确定其为癔症的一种表现。相比之下，1994年莎琳意外死亡后的几个小时内，香港民众就知道了这种疾病的名称，以及谁是患者、得了病究竟会怎样。
在专业的文献中，很少有关于西方的心理健康观念可能会影响其他文化对疾病表达的讨论。大多现代心理学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相信，欧美的药物、疾病目录和理论已经超越了文化趋势和地区观念的影响力。而且，有先进的设备可以探查人类思维的工作方式，科学家可以通过许多有趣的方式改变脑部的化学成分，也可以检测异常情况的DNA序列。结论就是，先进的科学进步足以让现代心理学的实践者们避开文化偏见和盲点。
与此同时，其他文化体系中发现的心理病症几乎都被当作了狂欢节上的杂耍表演。缩阳症和其他能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第845～849页找到的“奇特病种”，都位于“文化依存类症候群”的大标题下。即使受到关注，它们也可能被贴上“精神病学的异域奇闻”的标签。西方的心理医生们更倾向于相信诊断手册的前844页。依照这个逻辑，如果这些心理疾病并未受到文化的影响，那么世界各地的病人症状就是一样的。因此，DSM就是全世界心理治疗的权威指南，选用它就代表了选择科学。
当然，人们会由于许多的共通原因产生心理问题，例如个人的身体创伤、社会动荡或脑部的生化结构不平衡。现代科学已经开始揭示这些成因。然而，不管病因是什么，病人的个体表现以及身边的环境都会取决于文化信仰与个人经历，弄懂这一切才能更好地了解疾病。这些个人经历，不管是牵扯到精神被神秘力量控制、数量减少还是5一羟色胺缺乏，都会以显著的方式预见和影响疾病进程。最后，跨文化精神病医生和人类学家认为，所有现代的心。理疾病，包括抑郁症、创伤性心理障碍症和精神分裂症，无一例外地会受到文化信念和文化期待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患者一些心理疾病和痛苦是不存在的，或者患者会主观地“塑造”自己的症状以符合某种文化形态。它的本意是：心理疾病是一种源自精神的疾病，如果不了解病人的思维方式、习惯和易染病倾向――特质的文化影响，就无法彻底查清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