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健实体经济,规避“滞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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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经济学家许小年通过微博称，3月份CPI同比涨3.6%，PPI同比降0.3%，CPI与PPI的相对背离，已经说明我国出现了滞胀现象。

许小年此言一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与3月份CPI与PPI背离相对应，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亦同样平淡―我国一季度GDP增幅仅为8.1%，连续5个季度呈下降趋势，规模工业企业利润下降5.2%，央企利润3年来首次下滑。

当然，当下经济状况仅能说明“滞”，亦仅构成“滞胀”特征的双重要素之一。如将2010年以来的CPI水平（2010年3.3%、2011年5.4%、2012年一季度3.6%），与改革开放33年来的年均通胀5.4%相比，似乎“明显通胀”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亦仅为“温和通胀”而已。

那么，以此而论，是否许小年所说的“滞胀来临”为耸人听闻之语呢？或者确如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所言“当前经济走势是缓中趋稳整体稳健”呢？

事实上，许小年所言并非毫无根据。这是因为，通胀根源是实体经济无法消化超量发行的货币。回顾自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货币发行严重泛滥，广义货币存量（M2余额）已从2008年末的47.52万亿元，急速增至2011年末的85.16万亿元，4年增幅高达80%左右。而如以M2占比GDP核算，我国当下已高达1.8以上，堪称世界之最，高于同期日本的1.5，更远高于欧元区的1.0和美国的0.6。

如此超量发行的货币，往往会产生两种情况：其一，持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逐步消化增量货币，从而逐步抑制通胀的产生；其二，经济增长在短期刺激之后持续下行，增量货币无法有效对冲，高通胀持续抬头。而后一种情况，我们往往称之为“滞胀”。

对于通胀与超量货币发行的关联性、通胀产生的相对滞后性、当下经济明显的下行态势，我们有理由认为，我国经济的“滞胀”特征已经初步显现。

亦有经济界人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M2年均增速高达31.5%，但全面滞胀并未持续发生（或仅昙花一现），意即当前经济的严峻形势，仅是“缓中趋稳整体稳健”，不宜过度悲观。

此论存在经验层面的合理性。改革开放33年来，我国虽存在1979―1981年、1989―1990年、1998―2001年（GDP年均增幅分别为6.9%、4.0%和8.0%）三个经济低谷期，而1979―1981年和1998―2001年的CPI年均增幅仅为3.4%和2.8%，并不构成滞胀的双重要素；此外，在1989―1990年这一经济低谷期，虽然1989年CPI高达18.0%，但这亦仅是昙花一现，CPI随即于1990年和1991年分别回落到3.1%和3.4%，滞胀现象并未持续爆发。而在1985―1989年和1992―1996年，虽然通胀明显呈恶性态势，年均增幅分别高达12%和14%，但此两个阶段的年均GDP增速却能分别达到9.9%和12.4%，因此构成“滞胀”的双重要素亦不存在。

但是，对于当下而言，此论却显得过于乐观。这是因为，时过境迁，之前面对超量货币发行的有效对冲条件，主要是拓宽可交易商品（服务）的范围，但这一条件今天已不存在。就拓宽可交易商品（服务）的范围而言，1985―1989年通胀高企后的回落，即是通过打破价格双轨制搞活商品流通实现；而1992―1996年通胀高企的回落，则是因为其后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阶段性经济萧条，其后更是通过房改、教改和医改等大幅扩大可交易商品（服务）的范围，从而得以迎来2002―2006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美好时代”。

事实上，之于当下而言，通过拓宽可交易商品（服务）的范围对冲超量发行的货币，不仅可操作空间已大幅收窄，而且对于此前房改、教改和医改等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当下尚有相对回归民生保障的必要。

可以推测，面对当下缓中趋稳的经济现状，政策层面的持续货币宽松必将祭出，我们既可以从2月24日央行下调存准率0.5个百分点之后、再次决定将于4月1日起对部分合规县域金融机构放宽存准率1%显然得知，还可能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刚刚发表的《关于稳价安民几个重大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所言“适度温和物价上涨难以避免”隐性感知。

但是，这种壮阳药式的刺激，在短期应急拉动经济增长之后，极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患。因为，我国当下实体经济所呈现出的疲软，在融资层面并非因为货币投放过少，而是因为资金配置的超低效率。

而欲真正使实体经济强身健体，以减轻或避免滞胀的到来，只有务实打通直接融资通道以提高存量货币的配资效率、以及大幅降低税负并全面启动结构性改革以释放受抑制的生产力才能得以实现。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