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探索到生成: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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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对世界和自身及二者关系的认识与追问。从古希腊“人是什么”、“人从何而来”到近代“人何以能够认识世界”，再到现代关于人的“存在”现状的探讨，关于人的本质思想无不贯穿于人类哲学思想的各个时期，可谓是经久不衰地被追问着。但无论是古代本体论以实体为人的本质的思想，抑或近代认识论以绝对理性或生物本能为人的本质的思想，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都仅局限于力图建构一种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形而上学体系，对人的本质形成的现实基础却被抽象掉了。马克思正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从探索到生成，一步步形成了自己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的自然、社会、意识三者有机统一的科学的人的本质思想。

关键词：人的本质；思维方式；自由；理性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3006305

一、马克思之前哲学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认识

整个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关于“人是什么”、“人从何而来”所形成的以探寻世界万物的本原为主题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认识论转向下对“人的理性何以能够认识世界”的追问，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与认识经历了从实体思维方式到理性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一）古代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实体思维方式认识

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文明思想的始源地，对人自身的思考，有着诸如“斯芬克斯之谜”、“认识你自己”、“人是万物的尺度”等不同程度的追问与探究。这一时期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性，对人自身的理解与认识往往通过对自然的崇拜与畏惧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追问集中表现为对世界本原的追问，想通过对世界本原的探究来确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如泰勒斯的“水本原说”、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等。在对世界本原的追问中，人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形成了实体性思维方式，即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以探求世界的本原问题作为解答，这种以实体的“物”作为世界的本原的认识，在处理人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时，仅只把人看作是“物”本原下整个世界的一个因素或有机组成部分，人的本质被归结于“物”。在这里，人的本质所表现出的主体能动性被降低为与物等同的实体性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言：“希腊生活和希腊精神的灵魂是实体，这实体最初作为一种自由的实体在它们中间显露出来，所以，对这种实体的认识就表现在独立的存在物中，即表现在个人中。他们一方面作为优秀人物外在地和别的个人对立，另一方面他们的认识是实体的内部生活，所以这一认识对于他们周围的现实的条件来说是内在的。希腊哲学家是造物主，他的世界和在实体东西的天然阳光下繁荣昌盛的世界是不同的。”[1]这种本原性的实体思维方式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发展到中世纪，则进一步表现为基督教神学下，实体的“物”作为世界的本原转变为精神性的上帝或者虚幻的实体，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而人只是上帝所创造出的世界的组成部分。在此，人的本质从古代的“物”性降低到“神”性，人的本质被彻底异化为上帝的创造物，人不是自身，而是上帝异化的结果，这种对人的本质的湮灭伴随着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兴起激起了近性主义的驳斥与批判。

（二）近代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理性思维方式认识

近代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从神性的牢笼下被解放出来，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一时期，哲学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的转向。在认识论转向下对“人的理性何以能够认识世界”的追问打破了中世纪以上帝这一抽象的虚幻实体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人的本质的认识被定位于从自身理性出发的理解与探究。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第一原则出发，突出强调自我意识的自由与能动性，在他那里，人的本质表现为一种自由理性的展开与实现；而与笛卡尔所开创的唯理论认识相对立的经验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虽然侧重于主体对经验事实的把握，但这种把握在经验论者看来也正是由于科学理性的确立才得以成立。因此，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者对人的本质的把握都表现为理性主导下的人的现实活动的展开。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理性推崇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则进一步抽象上升为绝对理性的自我运动过程。人的本质在黑格尔那里调和了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辩，表现为绝对理性的“外化”展开，人的本质在现实中的一切表现都被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外化。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绝对理性抽象化认识，在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下，被动物性的“类”本质所抽象代替，费尔巴哈这种对人的本质的抽象性“类”认识仅只达到颠倒“主宾”的形式效应，没有彻底完成任务，但这却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理解打开了历史性的缺口。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历史形成

正如费尔巴哈打开了近性思维方式对人的本质认识的历史性缺口一样，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从探索到生成，形成了自己对人的本质思想的科学认识。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自由理性认识阶段

不可否认，早期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和《莱茵报》时期，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想认识集中反映在其《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的著作中。《博士论文》中所反映出的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推崇，实质上正是对物理偏斜运动所表现出的自由理性的认可；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则进一步表现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自由与理性的解答。如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宗教的批判中所言：“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2] ；再如其在对德国当时的出版自由问题的论述中提道：“因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因而也就是出版的类的本质”，“因为对人说来只有体现自由的东西才是好的”，“没有自由对人说来就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危险”。在此，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与理性的展开，此时的马克思认为“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2]。这种对人的本质的自由理性认识随着马克思日后《德法年鉴》所遭遇的“物质利益”问题困惑的展开，逐渐被人本主义的认识所取代。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人本主义认识阶段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遇到了令他“苦恼”的物质利益问题，他发现以往黑格尔哲学所赋予他的对人的自由与理性的运用面对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其显示出理论的无力与悖反。为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其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理性哲学重新展开认识，而这种认识恰恰是站在费尔巴哈的肩膀上开始的，并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础上针对黑格尔的国家理性主义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深刻论断。此时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即“同作为政治的个人发生联系，同个人的政治特质发生联系”[3]29的人。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站在人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展开人本主义的批判与发展，但此时的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并没有完全超出费尔巴哈。在同时期的《论犹太人问题》及其随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德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由副本转向原本，在这种对原本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黑格尔和古典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关联，认识到“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3]5051。在此，马克思虽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建立在现实的直观的人的基础上，但此时的马克思仅只是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视角来展开对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认识。他说：“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类生活，这是生产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个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319320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仍旧是站在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视角，把人的本质划归为人道主义层面上的认识，尽管他看到了现实社会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现象，但对这种异化的认识却还停留于通过人本主义的“人之为人”的“类”批判来解决人的本质问题。但这种对人的本质的人本主义“类”认识随着马克思对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人类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入，很快就被一种全新的实践思维认识所扬弃掉了。

（三）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实践思维认识阶段

紧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的1845年春天，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针对以往的一切旧哲学，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4]。在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社会实践性的，只有把人的本质放在实践的社会活动关系中，才能对其作出科学的理解。此时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实践去理解人的本质的思维方式的转变；而在不久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自己的前期思想进一步作了系统的清算，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伴随着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变，从探索走向了生成。正如此时的马克思所言：“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6]马克思在此真正立足于从事实际社会实践活动的人，提出“人们的需要是他们的本质”，而这种需要所真正表现出来的既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理性抽象与自由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式的“类本质”抽象与人本主义的道义谴责，其所表现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对人的本质的实践思维下的认识与理解[7]。

三、从“哲学中的问题”到“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对前人的超越

人的本质的思想从古希腊到近代直至马克思，正如前文所言，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在马克思那里从纯粹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走向了现实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历史追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实现了从“哲学中的问题”到“问题中的哲学”的历史性变革。

（一）马克思之前哲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本原性形而上学建构

在前文中关于马克思之前哲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建构，无论是古代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实体思维方式认识，还是近代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理性思维方式认识，追本溯源，都没有走出西方传统哲学所创立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建构。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无论是古代的“实体”界定，还是近代的“理性”界定，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都表现为试图通过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建构，把人的本质划归为一种本原性的“实体”或“理性精神”的展开。人的本质思想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理论那里始终囚禁于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纯粹形而上学的抽象探讨。因此，尽管古代哲学也表现出对人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追问，但这种对人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追问，最终却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实体”性解答，人的本质被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抽象出来，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反倒被抽象为了“实体”性“物本原”的规定与展开；同样，近代哲学相比古代哲学，充分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动性，但这种对理性的推崇最终却走向了对理性的膜拜，理性在成就了人的现实社会实践的同时，也成了现实的人的本质的最高本原。可见，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哲学，在马克思之前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尽管出发点都站在了对现实的人的展开的理解，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却在追寻解答的过程中走向了对人的本质的超验性规定，人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规定最终被淹没在了对“哲学中的问题”的本原性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建构中，人的本质成了无人身的非历史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