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权力观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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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柯在研究如何把人变成主体的过程中，将注意力放到权力上，他认为权力和话语、知识是紧密相连的。但是，福柯对权力的认识不同于以往的权力理论。他将权力理论与权力关系分析对立起来。他指出，权力不仅仅是否定性的，同时也是生产性的。

关键词：福柯权力话语

一般认为，福柯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逐渐由知识考古学转向系谱学研究方法。①在知识考古学阶段，福柯主要侧重于对孤立话语的研究，而在系谱学阶段则更加侧重对权力运作的研究。固然这种转变受到1968年“五月风暴”的影响，同时也与福柯自身研究目标有莫大的关系。[1]福柯在一篇专门讨论权力的文章中说：“我的目标既不是分析权力现象，也不是详述这种分析的基础。我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据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我的工作是研究将人转变为主体的三种客观化方式。……因此，我的研究总题目不是权力，而是主体。”可见，福柯对权力的分析是与他对“把人变成主体的各种方式”分不开的。福柯认为权力的微观运作使人变成了主体。但是，如果想利用权力的定义来研究主体的客体化，就有必要扩大权力的定义范围。福柯对权力的理解是有别于传统的对权力的看法。正如福柯自己所讲，要利用权力的定义来研究主体的客体化，就有必要扩大权力的定义范围。概括而言，福柯对权力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策略。

1.从权力理论到权力关系分析

传统的权力理论将权力看作具有起源、本性和表现形式三种明确的性质。福柯认为这些权力理论总是试图把对权力的说明当作一种理论，即把这种说明作为一种摆脱背景的，与历史无关的，客观的描述。而福柯的权力说明不是适合于一切历史的概括。福柯提出了他称之为权力分析的东西，将权力分析与理论对立起来。福柯的权力概念是一个被完全改造过的概念，这种权力是无主体的，是一种关系。福柯明显的将权力唯名化，权力不再是一种制度，一种结构，也不是某种实在的力量。在他看来，权力是一种战略关系，是人们对这种关系之网的命名。[2]虽然，权力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但却作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既作用于统治者，也作用于被统治者。福柯认为，权力并不像纯粹的暴力一样指向我们的肉体，而是施加于我们的行动之上。

福柯的目的是要提出另一条通往权力关系新系统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更为经验性，理论与实践有更多的关联。这种新方法以各种形式的权力的若干反抗形式作为起点，目的在于找出权力的应用目的和应用方法。他不再从权力的内在理性的观点分析权力，而是通过策略的对抗分析权力关系。他认为这些斗争主要目标不是攻击具体的权力制度，而是攻击一种技术，一种权力形式。正如福柯自己所言，他对权力的研究是与他消解主体的目标相一致的。[4]

2.从“否定性权力”到“生产性权力”

在《知识考古学》和《事物的秩序》中，福柯对话语实践的研究还主要是与否定性的权力联系在一起，过于强调权力的压制、禁止和排斥。随着福柯对权力系谱学的研究，被彻底改造过的权力概念需要一种“生产性权力”理论。“我们必须彻底停止在否定的方面描述权力的效果：它在‘排斥’，它在‘压制’，它在‘检查’，它在‘抽取’，它在‘掩饰’，它在‘隐藏’。实际上，权力在生产，它在生产现实，生产对对象的统治和真理的仪式。关于某人的可以获得的个性和知识都属于这一产物。”[5]福柯指出权力扮演者直接性的生产性角色。自我与其说是个人自由的工具，不如说是权力的工具，是权力的产物。他认为权力的原因在于它有能力做什么，而不是去压制。正如监狱存在的原因在于它有能力去干什么，而非单单禁止犯罪。

3.从宏观分析到微观分析

福柯之所以对传统权力理论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理论都太过宏观，而对权力微观的技术运作缺之审查。福柯认为“谁在行使权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将对权力的分析集中于其具体的操作技术上。

福柯在早期对话语的考古学研究的时候，将重点放在对疯人院、监狱等的研究上，[3]从而揭示不同时期的话语实践对主体的构建。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延续了这一思路，他运用系谱学的研究方法，着重探讨了权力与话语、知识以及性之间的微妙关系。福柯主张：不要在他们中心，在可能是它们的普通机制或整体效力的地方，分析权力的规则和合法形式。相反，重要的是权力的极限，在它的最后一条线上抓住权力，那里它变成毛细血管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权力最地区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这种对权力的认识是与他一贯反对西方中心化的宏大叙事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