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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桌在哪里》的叙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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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报告文学的叙事视角常见有三种:主观视角,客观视角,全知视角。《我的课桌在哪里?》是新世纪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它对叙事视角灵活而综合的运用既体现了作家的构思才能及驾驭语言的能力,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我的课桌在哪里》 叙事视角 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

叙事视角也称叙述法、叙事模式等,就是指把故事或者事件叙述出来、传达给读者的方式方法,对于报告文学的叙事视角论述不多,也大同小异,其实常见常用的就是三种,我从作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作用角度把它们归纳如下:一是作家是事件亲历者,又是事件的叙述者,身兼两种身份,这也称为主观或限制视角。二是作家只是采访者,只充当旁听者或记录员的作用,当然其间也可以有作家提问或提示式的语言,但事件的叙述者是采访的对象,这种也可以称为客观视角。它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既可以自己叙述自己的故事,也可能是叙述别人的事情;另外一类则是不同的人叙述同样一个人或一件事。三是作者在做了充分的前期采访后,加进去自己的合理想象和整理然后把事件细细道来,在这里作者是无所不知、陈述自如,这往往被称作全知视角。

叙事视角灵活而综合的运用很能够体现报告文学作家的构思才能及驾驭语言的能力,做好这一点,也能很好地表现出报告文学的语言之美。

被誉称为“反贫困作家”的黄传会曾经这样说:“尽管我既无权又无钱,但作为一名作家,起码手中有一支笔,我可以用手中的笔去为穷人们呐喊。”[1]他在新世纪初推出了《我的课桌在哪里?》,该作不仅在思想内容上给人以震撼和教育,它在艺术形式上也有许多令人称道的地方,比如他在叙事视角的运用方面就很有特色。

在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中常见的是第二种视角,《我的课桌在哪里?》也是如此。即作家的身份只是采访者,叙事者是采访对象,其中绝大部分是自叙其事。这种视角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中用的非常普遍,因为作家写作之前一定要对对象进行采访,倾听他们叙述自己的故事,这样作家只要事后进行适当的整理加工就可以直接用在作品中了。在第一章“没有一盏灯是属于我们的”一节中,作品对建筑农民工王阿根与欧阳强的故事的叙述,就是通过作者直接和他们对话让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来让读者了解的。

也有的叙事者讲的是别人的故事,在“边缘人”中记叙了一位叫陈丹的小女孩的故事,三岁时父亲得暴病去世,不久母亲改嫁,她跟爷爷奶奶生活,后随爷爷来到北京,爷爷靠给人打扫公厕维持生计,因为家里离学校远,爷爷便每天给她一块钱买中饭吃,可小陈丹瞒着老师和爷爷,不仅没有吃中饭而把那钱偷偷地存起来,而且利用午休时间去拣废品卖,她是想自己攒足下学期的学费啊!“望着眼前的小陈丹,我的泪水刷的一下流了出来……”[2]说这话和讲这故事的人是小陈丹的一位老教师,其实,我们读者也和她一样没法不被感动。

还有的是作者听几个人讲述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件事,类似于在法庭上的众多证人给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件事作证,所以也有人将之称为“法庭作证式叙述法”,这种手法在《我的课桌在哪里?》中用得比较普遍,如在第三章“悲壮的自救”中,在列举了几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自救经历后,作者引用了几位校长对同一件事“农民工子弟教育方式或途径”的各自看法,北京希望学校(总校)的肖海龙希望有关部门能给办理“办学许可证”并说“如果有了它,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把希望办得更好!”;海淀明圆学校的张歌真“希望打工子弟学校最终还是由国家来接管,这样就能让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真正平等地享受到与城市孩子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了”;而朝阳区新世纪打工子弟学校陆金礼则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行为辩驳:“我们是在办教育,不是在放羊我们现在做的是看见孩子们在文盲边缘徘徊,把他们拉了过来,教他们认字,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培养他们啊!”……

这种客观视角就是以客观而真实来打动人,它把叙述者的地位突出了,作者和我们读者差不多只是个旁听者,这样我们就感觉到拥有了和作者一样的身份和权力,可以强化读者的参与欲望以及感受,也更好地愉悦和教育了读者,达到一定的审美效果。

很多报告文学作家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写出真实性更强的报告文学作品,往往会亲身体验所写对象的生活。于是在叙事时作者既是事件的叙述者,又是事件的亲历者。《我的课桌在哪里?》第一章“感受农民工”之“你知道卖菜的艰辛吗?”中,作者就亲自跟随采访对象一起去体验、观察他们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样作家在让他的作品来感动我们读者之前,他自己已经被深深地感动了一回,相信这份写之前的感动对于作者写出深刻而感人的作品是十分有益的。

总之,当作者以事件亲历者和事件叙述者的双重身份来给我们讲述人物或事件时,其真实性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其实在报告文学产生和刚传进我国的初期,作为事件的亲历者是对报告文学作家的一个基本要求,杨江柱在《为报告文学正名》中引用了《韦伯斯特大辞典》对“报告文学(Reportage)”的解释“Writing intended to give a factual and detailed account of directly observed or carefully documented events and scenes(对于直接观察过或者有文件资料认真地记载下来的事件和场面,给予真实而详细的描述)”[3],就充分说明了这有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获取高度真实的第一手材料,许多报告文学作家可以说是不辞辛劳,费尽周折,千方百计,当然也因为他们的这种认真和执著劲才给我们奉献了一道道文学大餐,一份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当然在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中最常用的叙事视角还是第三种,即“全知视角”。作者运用采访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再加上适当的想象和加工,然后以第三人称来叙述,在这里作者就是叙述者,他无所不知,无处不在,陈述自如。在第二章“寻找课桌”中讲李素梅的故事时,基本上采用的就是这种视角,作品给我们全面介绍了李素梅二十多年来的生活、工作经历。她老家在河南信阳息县岗李店乡,1980年高考落榜,两年后当了村小的民办教师,1993年来的北京,先是学做生意,后来因为其兄、妹等亲戚的小孩无法上学而受委托办起了窝棚小学,以后历经波折,学校逐渐壮大,后来丈夫易本耀也来京一起创业,虽然又几经磨难,但夫妻俩坚持理想,最后俩人创建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终于获得了海淀区教委颁发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要写出他们这十多年的办学历程,那就非得用“全知视角”才能表现得完整而细致了。全知视角的最大特点就是能让我们全面而细致地了解整件事整个人,这种叙事手法也最能充分体现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的“全景式”的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中,作品不仅仅是采用多种叙事视角来进行叙述,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是综合运用多种叙事视角,也即在很多时候在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上兼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叙述方式的。上面我们举过的例子便是如此,在讲述陈志平一家的故事时,当然主要采用的是第一种叙事视角,但其中有些地方作者是通过对话、提问来获取信息,叙述时采用的便是第二种视角了。讲述李素梅及其丈夫易本耀的办学故事,以及王华光、赵力君老俩口的坎坷经历时,都是运用了两种叙事视角。多种叙事视角的综合运用是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在语言运用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甚至其他报告文学类型的重要特征。它对于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姜小凌曾说:“多方位、多层次叙事使得报告文学的内容具有信息来源的广度和个性思辩的深度,在增加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的同时,有效调动读者的思考,从而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这一点在80年代以来的问题报告文学、全景式报告文学、综合式报告文学等作品中得到典型体现。”[4]是的,综合而灵活地运用多种叙事视角不仅能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也在形式上让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更具特色,更富魅力,也更具美感。而《我的课桌在哪里?》作为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的优秀代表,在综合而灵活地运用多种叙事视角上也堪称典范,这也是黄传会作品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的源泉之一。

参考文献:

[1]尹均生,《关注人生 关注弱势 关注民族的未来——中国需要呐喊的报告文学》[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2]黄传会,《我的课桌在哪里?》[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1月(文中未加说明的引用都是引自此文).

[3]周国华、陈进波,《报告文学论集》[M],新华出版社.

[4]姜小凌,《论报告文学的叙事视角》[J],襄樊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作者单位:广东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