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软却有万钧之力的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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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是一本我等了好久的书。它并不深奥，我读得却一点不轻松。多少次，读读停停，合书冥想，或喜或悲，或在书的空白处写下一点什么……终于花了数个晚上我方才慢慢读完。

柴静的“看见”始于她与陈虻的相识。《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中，她说陈虻问她做新闻关心什么？她说“关心新闻当中的人。”这句话成就了今天的柴静。如她在序言中所言，她开始“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不假思索地挣脱自身的蒙昧。就这样她一直在关注新闻中的人。被批评有“表演性主持”成分，她做着艰苦的拿捏；担心过于善良做不了刚性调查，她的刚性却让须眉汗颜。许是如同这万钧之力的水流，愈强大也愈加柔软，愈真实也愈加有力量，愈善良也愈加刚性……但是我明白，这是她的选择，她的恪守，她的承诺，最重要的是，这是她认可的活着。

其实，我本想说她何必选择承担，如崔永元那般说一声：“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但在书中我看到她提到朋友的话：“去想为什么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时间里，苏联有阿赫玛托娃，我们只有《艳阳天》。”我默然。关注柴静多年来，我知晓她在追求着什么，只是她不是哲学家、思想家，有些东西不好标榜，不好逾矩对时代张贴自己的不成体系的观点。当然她是一个职业的新闻人，她太明白对新闻来讲，若能“看见”真实，便会产生最大的力量。而这本书就是她作为新闻人的“看见”。

读第二章《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时，我忽然如一个感性的小女生一般止不住汹涌的泪水。她的文字扎痛了我。柴静讲她在非典中遇到的人与事。她讲人民医院的“天井”；她讲采访期间妹妹来送东西，在晚上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姐妹俩相隔三四米说着家里话；她讲在医院乐观的女病人；她还讲干完活无处可去，便在四下无人的北海附近，听一个老人拉胡琴。柴静说琴声中有千灾万劫里的从容，我想这种从容一定是我不懂的。对于非典――一个深刻的概念，对于我它却并不刻骨铭心。

非典时，我正在一个贫穷的小县城读高中。大家都很重视对非典的预防，但当时我一直想，非典估计根本不想光顾我们那个与外面少交流的穷县城吧。所以当时的我生活依旧，我行我素。没有电视中的口罩，也没有遇到镜头那边的生离死别，除了每天在八十多人拥挤的教室中学习，然后就是骑着自行车飞奔于家中与教室之间。唯一对我影响的是，我如果想回到城里的家中就有点困难了。显然，我所遇到的非典显然与镜头前柴静遇到的非典几乎是两个概念。那时的我没有刻意关注媒体播报的死亡数字，也不曾认真地去思考生与死，更不会像像柴静那样设想，如果将来有了孩子，孩子问非典的时候你在干吗这样的问题。柴静羞于回答“我在看电视呢”。但是当时的我，的确是在看电视，甚至电视都不想看。

我不知这是我的冷漠，还是不谙世事？

柴静在采访非典回来的晚上，“站在水龙头下，开着冷水，水流过皮肤，一下浮出颤栗的粗颗粒，涂上洗面奶，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一下子睁大眼睛，血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读到此，我止住了目光，在书的空白处慢慢写下我的思考：“我不喜欢伯格曼的电影，不喜欢他凌厉的画面，但是我却极其喜欢他的《第七封印》。我不知为何，从柴静的句子中看到了她与《第七封印》相似的画面。”电影中的骑士在与死神下一盘棋，骑士以自己的灵魂做赌注。现实世界中，柴静是不是在与黑暗下着一盘棋，赌注是柴静的荣誉与承诺？不敢再往下想。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但我也清楚，与固执地关注上帝沉默的伯格曼不同的是，柴静关注点多在人类的喧嚣，当然也不似伯格曼那样凌厉生硬，她是柔软有万钧之力的水流。

终究我也会“看见”，终究也会遇到柴静的自我审视。感官的时代，不间断的影像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环境，我从屏幕的另一端看着世界。当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并没有积极地行动起来，我为自己找到了完美的措辞，轻而易举。更何况岂止是我，我想众生如此，即便是柴静，在看到赵铁林拍女照片之前，虽然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但对这个题材根本不关心，她觉着“她们与我无关。”

就这样，一条冷漠的鸿沟在知与行之间慢慢拉伸……

后来我看到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的著作中引述他人的话语：“当一些人舒服地坐在客厅的一角看电视时，如果他们看到了几千里之外的人类痛苦，那么他们该以何种形式承担责任？”《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里记录，柴静把镜头对准了吸毒的女。她说：“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有感觉就会有真实，就会有痛，只是我们的痛常被镜头所隔离。也许苦难让我们的感觉器官变得敏锐，苦难同样也能让敏锐的神经再次麻木，至少选择麻木与冷漠是那样不费吹灰之力。

从来知道与感觉就是两回事，知与行之间的距离也被越扯越远……未来的路将怎样行走？未来的镜头将怎样放置？“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非典时期，在报道最前线的柴静及其同事，至少有种绝望。

“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满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

柴静在追寻，绝望也得追寻，唯有这条路。她引崔永元的话说：“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有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她羞于在人类苦难的面前坐在电视机前围观，她耻于庆祝在苦难时代的幸免于难，她怕变成最初自己反对的人。于是，追寻，煽情，克制，怀疑，摧毁，重建……她努力尝试着把人还原为人，她让羽毛在风雨中展翅。她像汉娜・阿伦特一样怒视旁观者世纪的邪恶，指出我们的任务是为人类所犯下的罪恶承担起责任。

同样不同于汉娜・阿伦特的是，柴静本是平静柔软的。

对于柴静，我是没有任何要求的，作为新闻人，她比许多人都要优秀。我唯一所要担心的是，如果文字带来的力量，影像带来的震撼，并非出于同情，而是出于新奇性和刺激性的需要。在媒体用影像为我们模拟的“现实生活”里，人们恐怕已将女、非典、同性恋、华南虎事件等事件当成猎奇而消费。旁观者的世纪，镜头前的凝视也许只是满足了感官上的愉悦。大概，我们都成了过于依赖影像的病人。可是谁又能扭转时代呢？她用了同事王开玲的话说：“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这探问，就是看见，看见自己的出发点，看见这文明带来的冷漠，看见真实如同柔软却有万钧之力的水流……“哪儿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念出的诗一点不像诗，只剩下残酷。

《看见》止于陈虻离开后十年。这十年，柴静践行着陈虻所说，没有“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十年后，柴静说：“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那你的离去还有什么意义？”

（摘自《新华月报》，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