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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人家里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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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岁末,我和几位特殊朋友又有一次快乐的“派对”,地点照例在我家。一年里,只有在圣诞节前后,她们才有共同的空闲,才能难得一聚。

这些朋友是我同时代的姐妹,她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时不时冒出一两件一看就是舶来品的衣衫;她们都有一份叫人羡慕的收入,会说一口或好或差的“自学成材”的英语……她们是谁?

Housemaid,如今一个时尚的叫法―――涉外家政服务员。

我是在创作电视连续剧《涉外保姆》时和她们相识相知的。方济竹、盛容、高小青、樊敬秀……早几年从工厂下岗、待退后,各人有各人的酸甜苦辣。如今,我的电视剧受到了一致的好评,但我清楚,这个剧本里的那些有趣的故事,我写它,用的是笔;而真正的作者―――涉外家政服务员们,她们写它,用的是生命。

我出卖劳力,决不出卖自尊

戴一副近视眼镜的方济竹,眉清目秀、举止得体,保留着一股老高中生特有的书卷气。如今她那口流利的英语,就是当年在育才中学打的底。再就业碰了几次壁后,她接受了涉外家政培训。

头一份工做的是英国人家。这位叫裘迪丝的英国女人在丈夫面前是温顺的羔羊,只要丈夫一出门,她就变得凶蛮起来。裘迪丝家的家政工作量很大,光地毯就有33块。羊毛的、丝质的,每天要一一收拾,丝质地毯的排须要用梳子梳得笔直。每天擦地砖、壁砖后,裘迪丝都要照着光细看,有一点水迹都不行。动辄对方济竹嚷:“Fast!Fast!(快!快!)”、“Hurryup!Hurryup!(加油!加油!)”方济竹一开始很生气,她本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子,从小到大,不管在学校、农村、工厂,何曾被人这么对待过?!再一想,有份工作不容易,只要自己看得起自己,就别同她计较态度。于是,很有教养的方济竹就这样对待缺乏教养的裘迪丝―――

方济竹在厨房洗碗。裘迪丝幽灵似的出现在她的身后:“快!快!不要用这么多的时间!”方济竹回头向她一笑,用当时还不够熟练的英语对她说:“Fast?No!‘ping-’Shop、Money!(快?不!‘乒―――’买,钱!)”她用两只手指头作数钱状。她知道裘迪丝看重钱,很珍惜每一样东西。果然,裘迪丝翻了翻蓝眼珠,不说话了。

裘迪丝时不时对着正在干活的方济竹说:“要知道,你的每一分钟,我的丈夫都是付了你钱的!”方济竹就接过去:“谢谢你提醒了我。”“谢谢你再一次提醒了我。”她说得那样不以为然,声调好听得像是在唱歌。裘迪丝无可奈何。方济竹说,我不气我,谁气得了我?!

可是,这样的相处毕竟很不快乐。方济竹想,我出卖劳力,不出卖自尊!她终于炒了裘迪丝的鱿鱼。有趣的是,过后裘迪丝却在别人那儿念叨方济竹的好。

那个正月初的一个雨天里,方济竹走进了美国康宁公司亚太总裁麦克劳顿先生的家。有着硕士学历的麦克劳顿夫人身材高挑、苗条,漂亮得像好莱坞明星。她脾气温和,脸上成天挂着微笑,说话轻声细气。方济 竹苦尽甘来。

方济竹在麦克劳顿家的每一天都很愉快。麦克劳顿夫妇不但信任和尊重方济竹,还为她的种种“才能”感到惊讶:皮包拉链拉不起来,她修好了;儿子牛仔裤的橡皮筋松了,她换上了;女儿天天抱着睡的动物大枕头脏了,方济竹小心拆开清洗后,做了内胆,装上拉链,以后换洗就方便了。麦克劳顿五岁的儿子山迪与两岁的女儿哈莉,也渐渐和她熟悉起来。方济竹教山迪汉语拼音,一天两个字母,没多久,山迪就能看带拼音的中国少儿读物了。小哈莉更是离不开方济竹了。方济竹的午饭,是自己从家里带去的。方济竹吃午饭的时候,兜着纸尿裤的小哈莉就迈着她那壮实的小腿跑来方济竹的身边,张开她那花儿般的小嘴巴,要尝中国饭菜。方济竹舀起一点儿喂她,小姑娘咂着嘴巴,每每吃了还要,她特别爱吃的菜居然是豆腐。

麦克劳顿夫妇任职期满,要回美国了。临走,麦克劳顿太太为方济竹写了一封评价极高的推荐信,把她介绍到自己的朋友家去工作。两年里,她和方济竹保持着书信联系。今年秋天,来自美国的信内夹着一张描有歪歪扭扭英文字母的习字纸,原来这是哈莉的信!小哈莉这样写着:“亲爱的凯洛瑞(方济竹的英文名),我好想你,我爱你,我要你!你的哈莉。”随信寄来的还有麦克劳顿一家现在的照片。方济竹看着哈莉的信和照片,眼里满是泪水……

最重要的是快乐

大眼睛的盛容言谈举止已经很有些外国味道了―――穿针织体恤衫和棉质直身背带裙,这在五十开外的上海女人中实不多见。有人说,在做涉外家政的姐妹中,她堪称“大姐大”。作为上海缝纫机研究所助理工程师的盛容,下岗后,倒是没什么大的犹豫就参加了家政培训。

有个住宅区的外籍人士不少,盛容悄悄弄清楚了他们住在几楼几室后,让儿子用英文写了简单的广告,上门去推销自己。那时的盛容,英语还不大会讲,敲了门,便微笑着递上手里的求职的小纸片。

就这样,盛容走进了海华花园一个荷兰小伙子勃克的家。勃克是单身,盛容一星期去他家一次,为他打扫卫生,整理房间,洗他一周内换下的七件衬衫、七套内衣,并熨烫好收起。很快,勃克又为盛容介绍了另一家荷兰人,这家的太太名叫奈尔。奈尔问盛容:“你要多少工资?”盛容说:“你讲吧。”奈尔说:“六百。”当时只拿100多元下岗费的盛容心想,400也干了,但怕答应得太快不合适,就说,要给丈夫打个电话商量商量。奈尔以为盛容不满意,就在纸上将“600”划掉,写了“650”,盛容这下忙不迭地“OK”了。

第一天正式上班,干了没多久,奈尔问她:“你想不想要一杯咖啡?”盛容不明白奈尔为什么这么客气,一想,不喝白不喝的,就点头说:“谢谢。”她看着奈尔冲上两杯咖啡,一杯给自己,一杯递给了盛容。盛容喝着苦苦的原装外国咖啡,心里却很甜:女主人待人平等,这下可找着好人家了。

家里突然进来个陌生的中国女人,奈尔的心里也同样的不踏实。有时,她对盛容说,她出去了,盛容 离开之前不会回来。其实,她还是要在盛容收工以前跑回家―――她要看看盛容是不是提前离去。至于待洗的衣服口袋里留着五元十元的纸币,地上有一元的硬币……盛容都坦然地收起,交给奈尔。她并不责怪奈尔,她理解奈尔的谨慎。唯一令她不理解的,是每当她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奈尔总会小心地问她:“盛容,你快乐吗?”盛容莫名其妙:“快乐?我没啥好快乐,也没啥不快乐呀!”奈尔一位懂中文的朋友来她家,盛容与她聊了起来:“在你们外国太太看来,对于在你们家工作的中国女工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快捷?忠诚?干净?智慧?还是别的?”那位太太竟回答:“快乐。快乐才是最重要的。”盛容还不太明白:你出钱,我出力,我是不是快乐,同你有什么关系?跟外国人交往时间多了,她才真的开始明白,西方人把快乐当作人生的第一要义。盛容想起自己一开始进奈尔家,一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样子,干活时注意力十分集中,不由眉头紧皱,脸上当然更不会有笑容。奈尔一定以为她不快乐,所以要她喝咖啡缓一缓精神哩。大半年以后,盛容因为中饭总要在一点左右才吃,挨了饿后,胃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有权向用户提出有关的要求,便叫儿子写了一封英文短信:“我在您家工作大半年了。我很喜欢我的这个工作,并为你们对我的尊重和理解表示感激。我们中国人习惯在11:30至12:00之间吃午饭,现在我常常要在结束工作后的13:00左右才吃,我感到非常的饿,这会影响我的健康。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能否给我一点补贴,让我买饼干充饥?”她将这写有“小小的要求”的信给了奈尔。奈尔看过后,一迭声的“OK”。圣诞前一天,盛容临离开前,奈尔送给她一只花篮,里面除了糖果、点心外,还有一封扎着红缎带的信。信里说,他们全家对盛容的工作非常满意,希望她能与他们长期相处。他们愿意满足她的要求,工资增加到850元……盛容笑了,善良的奈尔特意采用了盛容采用过的方式―――用信件来传递信息,她怕任何不妥会伤害这个中国女人的心啊!不久,结婚六年没有孩子的奈尔怀孕了。她告诉盛容:“你知道吗?我有贝贝了。”盛容说:“我已经知道了。”奈尔很惊讶:“你怎么知道的呢?”盛容说:“我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母亲,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奈尔笑了。两位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妇女突然间有了一种亲近。

勃克要结婚了,新娘是个波兰姑娘。结婚请柬上这样写着:“我们生活在上海,相爱在上海,现在我们决定在上海结婚。”荷兰领事和波兰领事担任了他们的证婚人。盛容也收到了请柬。盛容还是头一次参加外国朋友的婚礼,她感谢勃克的情义,花了几乎一个月的工资,准备了一份贵重的礼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为勃克和他的新娘祝福。据说,波兰新娘对盛容送的那个水晶球非常喜爱,特地去配了一个红木小几,放在新房显眼的地方。

盛容是上海市十大家政明星。

那堵画了画的墙

我是在青年会组织的家政班教室里认识高小青的。当时,她在讲台上演讲,她的声音特别好听,脆亮脆亮的,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卷舌音与前鼻韵母、后鼻韵母都很是到位。望着这位容貌姣好、气质高雅的中年妇女,我心里有些疑惑。采访她时得知,高小青的父母均是文艺界人士,少女时代的高小青学过西洋美声唱法,至今还能用意大利语唱经典歌剧的咏叹调哩!

她在法国人安小姐那儿,为她带孩子。高小青没有在幼儿园工作的经验,更没有受过幼儿教育的培训,但她是一个母亲,她爱孩子。凭着这一条,高小青就有了带好孩子的自信。安小姐的儿子卡民六岁,女儿阿黛还不满三岁。卡民每天到中国国际学校上学,阿黛就留在家里由高小青带领。很快,高小青就意识到,要胜任这份工作,光有爱心是远远不够的。东西方教育观念不同,养育孩子的方法有很大的区别:阿黛是个很可爱的“洋娃娃”,高小青疼她,就常把她抱在手里。阿黛也很高兴让中国阿姨抱,她能高高地看到她站在地上看不到的好多东西。可是安小姐不高兴,她不悦地问高小青:“你为什么要抱阿黛?经常抱她,不好!”原来,西方母亲对孩子的自强自立、不依赖父母的要求,早在孩子襁褓时代就开始了。又有一次,阿黛拿了彩色画笔在墙上乱涂乱画,高小青发现孩子闯了“祸”,觉得是自己没看好孩子,心里非常紧张。她拿过小姑娘手里的画笔,和颜悦色地对阿黛说:“阿黛,不可以。”谁知安小姐很不高兴:“不可以对孩子说‘不可以’!”原来,这个西方母亲认为,孩子的创造力和表达欲,远比一堵墙壁重要,不能让这些宝贵的意识刚萌芽的时候就遭到扼杀。更何况,什么是美,成人和孩子有不同的标准,没必要用成人的标准来束缚孩子。从此,安小姐家的墙上、桌上、门框上、取暖器上,到处是阿黛留下的“非具象艺术”。终于有一天,安小姐单独带阿黛出去了,临走时要求高小青擦掉阿黛的全部“大作”。等这母女俩回家的时候,高小青完成了她的洁墙工作,而安小姐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纸张……喜欢乱涂乱画的阿黛从此开始了她的纸上创作,偶尔也到墙上画几下,但很快会自己拿着抹布将它擦掉。安小姐对孩子人格的尊重,对孩子创造力、想象力的煞费苦心的呵护,让高小青深有感触。后来,高小青将自己在安小姐家带孩子的体会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

高小青也是十大家政明星之一。

连贝蒂都还记得你

在做家政的姐妹中,樊敬秀年纪最轻,但也有四十出头了。她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由朋友介绍来到老外家试工的。这老外是个英国人,一个人住在绿谷别墅,偌大的房子就这么放心地交给小樊打理。小樊只听说他人很不错,爱吃蛋炒饭,其余就啥也不知道了。当时,小樊不会说英语,英国老板不会说中文。他说“YOU”,小樊以为他要“油”。他拍拍自己的大腿,聪明的小樊联系前后,明白他要自己去买点肉,而且是腿肉。那么,是鸡腿肉、猪腿肉还是牛腿肉呢?小樊只能拍拍腿,点点头,然后用手指在空中划个问号。同样聪明的英国老板学鸡叫:“喔喔―――喔!”明白了,是鸡腿肉。如果他是学猪叫,那就一定是猪腿肉了。可是,带不带皮呢?小樊又不会说了,只得用手指捏着自己手背上的皮:“yes?No?”英国老板也捏起手背上的皮,说:“No。”于是,小樊知道他要自己买的是纯精腿肉了。进口洗衣机不会开,西式大床不会铺……小樊面临的困难一大堆。但小樊很聪明,她会琢磨。

小樊忘不了在一家美国人家里所受的气。这一家的美国太太不会生孩子,领养了3个小娃娃。3个不懂事的娃娃特别淘气,还不讲理,玩具扔得哪儿都是,几百辆小车丢了一床,有时,被子里会发现扔着一条湿毛巾……客厅里常常乱得连走路都成天轰隆轰隆地响,小樊每天超时工作还忙不过来,回家后累得倒在床上再也不想动了。于是,小樊对这位美国太太说:“我,800……”她用手打了个×,意思自然是不满意。“为什么?”小樊用她仅有的那点英语说:“我的工作,很多很多,800,不喜欢!”太太用电话叫来了物业人员,盛气凌人地要他们翻译给小樊听:“中国人,也很多很多。要找个中国阿姨,方便!”小樊态度强硬地说,如果不加就不做了。这一下,太太说要和丈夫商量,口气明显软了下来。她心里对小樊的工作很满意,也明白800元一周干六个整天,实在是便宜占大了。三天后,她让物业方面通知小樊,同意小樊的,一周五天,每月900元。有趣的是,经过这事,太太对小樊反倒变得礼貌了许多。后来小樊又到了另一家美国人家里。这一家的太太叫海蒂。小樊如今一说到海蒂还是要激动万分,说她一辈子不会忘记海蒂,海蒂待小樊比亲人还亲呢!我也曾采访过海蒂,这位友善的美国妇女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做家政的朋友们都说小樊像“老鼠掉进了白米屯”―――海蒂对小樊说:“小樊,no阿姨,小樊―――朋友!”小樊做完一件事,海蒂就会让她快歇一歇,喝点茶或者咖啡,叫她不要干得这么快,不要累着。看到窗外有几个遛狗的中国阿姨在一起谈天,她忙牵过自家的狗喊:“小樊,no工作,去玩,去talk,talk!(谈话)”她请小樊一家去打保龄球;上街买东西,不忘捎回小樊爱吃的食物;她记着小樊女儿的生日,到了那一天,她让小樊带上蛋糕和礼物回家;她和小樊互教英语、中文;下雨下雪天,她将出租车叫到门口,让小樊坐车回家;天变冷了,她把自己的衣服给小樊披上回家……海蒂回国的时候,小樊舍不得,明里暗里的哭了好几场。今年初,海蒂到上海出差,与小樊又见了面。她带来一盘录像给小樊看,录像拍的是海蒂在美国那个有游泳池的家里,那只从上海回去的小狗贝蒂,听海蒂说“还记得小樊吗?贝蒂,我要去上海看小樊啦!”一听小樊两字,贝蒂软搭拉着的耳朵,猛然间耸了起来!海蒂说,大半年了,连贝蒂都没有忘记小樊。小樊感动得掉泪了。她说,中国人外国人,血一样是红的。我想找个好人家,人家也想找个好家政。我要人家待我好,我就先要待人家好,人心换人心嘛!

是啊,这世界很大,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习俗的人们,相互间都渴望着理解,渴望着友爱,渴望着交流!据报道,上海至少有十万户外籍家庭。以一户家庭一名家政服务员计,上海至少有十万名涉外家政服务员!这已是一个颇有规模的行业了!对老外们来说,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除了种种政治的、经济的原因,其中一定还有优秀的housemaid―――聪明能干、善解人意的为他们做家政的上海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涉外家政服务员,都是一个不出国门的和平亲善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