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生成风险与传承危机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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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社会记忆与历史积淀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与少数民族农耕的生产方式相配套的上层建筑之一。在少数民族地区与现代接轨并逐渐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面临现代传媒、经济建设、人口流动、产业发展冲击的生存风险。同时文化载体的持续缩减、形式规模的持续萎缩、文化主体空巢化、传承后继乏人等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传承的危机。因此，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增加文化自觉意识、运用市场调节机制，才能保持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共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4-0126-05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根植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少数民族在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社会意识系统，是少数民族精神载体、思维模式、生活样式以及社会记忆的来源，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传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文化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快速渗透，使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区记忆体系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冲击和侵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面临巨大的现代生存风险与传承危机[1]，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风险干预与危机对策，那么它的减弱和消逝给一个从未断流过的中华民族文化带来的将是莫大损失，同时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这一上层建筑将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这一经济基础发生错位，从而引发传统文化的瓦解和民族认同的危机及以少数民族保护文化意识的缺乏，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将遭到破坏。因此，描述与判断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现状，找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面临的现代风险与传承危机，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现代生成风险
随着社会现代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正面临着日渐消亡而令人堪忧的局面。
（一）现代传媒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冲击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各种现代传媒如电视、电话、互联网等进人了少数民族的生活，这种传媒的迅猛普及，挤压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存在的空间，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少数民族所受到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2]44。少数民族在充分感受到现代传媒的便捷、先进的同时，开始追求现代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轻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现象，个别的乃至于对本民族的传统弃之不顾。同时，由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手段落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民间艺术、习俗、礼仪、服饰、观念以及民族成员对传统文化内容的兴趣因此受到各种威胁，后继乏人。
（二）现代化经济建设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冲击
在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农业经济环境中，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生成并发展着。但随着全球经济的交流，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前所未有地把民族地区的不同地方、不同层面、不同民族推向经济交往活动之中，使他们从原来闭塞的环境中走向开放[2]45，有着强大攻势的现代文化便以其强有力的优势不断向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传播和渗透，自足系统的少数民族自然村落生态文化受到冲击和影响。经济发展不仅有能力改变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方式，也能对共同体的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相对弱势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显现出迅速衰退、变形、同化甚至消亡，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自然传承中的诸多链环趋于断裂。
（三）人口流动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
人口的大量流动， 使族际交往更加频繁，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汇、碰撞与冲突，少数民族的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外来人口进人少数民族地区，带去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异质的文化是通过个体的具体活动来表现出来的，而这些表现往往使土生土长的民族成员感受到强烈的新鲜感和认同感，这在年轻一代身上尤其突出。第二，少数民族地区青壮年的大量外出务工，离开本土向外寻找生存的空间，他们不得不与赖以生存的环境相适应，部分甚至全盘接受异质文化。这种冲击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流出人员多为年轻一代，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意味着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将面临灭绝的危险[2]45。
（四）文化产业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冲击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以自身的特殊吸引力反映出潜在资源性特征，诱使地方政府或商业组织将其转换成特殊文化产品甚至商业产品来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结果，少数民族文化变成了被人们可以自由买卖的文化遗产商品，它的价值和意义完全按照商品市场的价值规律和原则加以处理，遗产自身独特的历史性内在价值被忽略。在利益驱使下，为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目的的文化产业，既不顾对遗产“原生态”的保护，又破坏了遗产产生的生态背景、文化背景，从而使遗产产生巨大的异化，文化价值发生扭曲。这种情况如蔓延开来、持续下去，将会对文化的原生性、真实性带来极大的误读与威胁，并产生危机[3]。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危机
我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一直受到各种现代性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区记忆体系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冲击，有的陷入濒危境地以至消亡失传，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萎缩，面临着巨大的传承危机。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传统传承机制脆弱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根植于生活，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传承文化的自然原动力。口承心授、族内传承等方式使文化得以自然延续与发展，文化传承不存在危机问题。然而，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入了一个快速的结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习俗、技艺等不再是必需时，这一背景下农耕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环境发生了变迁，不再局限于原有的生产方式来传承，这一过程的变化使得传统的传承机制处于脆弱状态，带来的是文化自我传承原动力的消失和生存危机。如苗族服饰是苗族文化的象征，自然的传承原动力一直维系着这一文化事象的延续，使苗族服饰的传统工艺得以代代相传。然而，当苗族服饰不再成为本民族服饰的唯一选择时，传统的苗族服装开始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苗族服饰文化的边缘化，使现代苗族女子不再像长辈那样自幼起耐心学习挑花刺绣，70年代中期后出生的苗家女子基本上不会刺绣，掌握刺绣技艺的苗族妇女主要在工作70年代以前出生的苗族妇女，年长的苗族妇女也因眼力不佳而放弃，掌握传统苗族服饰技艺的人数越来越少，而且伴随老一辈妇女的谢世，苗族服饰文化传统工艺也随之有消失的可能，这一切凸显了苗族服饰文化传承出现“断代”危机的可能。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传承主体日益减少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载体是人，必须要由人来传承，人脉连接不上，文化就失去了灵魂。人是创建和享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主要载体。现在民间文化的传人———老艺人、匠人、歌手、乐师、舞者、故事家、民俗传人相继去世，很多传统文化已经无人传承。而后备少数民族文化艺人严重匮乏，使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载体出现“脱节”现象，优秀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得不到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大量减少，使传承人青黄不接，后继人才的缺乏进一步加深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传承危机的程度。黔东南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2项68个保护点，包括省级到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在659多项，少数民族文化丰富浓郁，但被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仅有196人，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相应的传承人，而且年龄相对偏高，身体状况欠佳，记忆模糊，实际的传承活动很难开展。好几个国家级歌师传承人都相继去世，古歌已没有传人，酒歌也难以广泛传唱。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力量的削弱和日益萎缩，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面临着巨大的传承危机。
（三）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载体持续缩减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通过语言、服饰、歌舞等载体，充分表达其文化的内涵。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些承载文化的载体正在持续缩减。
（1）语言载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积淀深厚的文化及其民族精神，是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4]163。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民族语言的使用程度、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文化活力和存在形式，它对民族文化的保存和传承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但随着民族之间交往的不断扩展，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将趋于普同化，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口将不断锐减，使用地域也在不断缩小，少数民族语言面临语言社会功用的萎缩和不断弱化的可能。在黔东南州境内苗乡侗寨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已呈下降趋势，除５０岁以上的少数民族讲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居多外，40岁以下的人一般都具有双语能力。民族语言的流失，在一些传统民族村寨已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局面，这一现象说明了少数民族语言处于被冲击乃至失传的危机。
（2）服饰载体。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最有特色的内容之一，民族服饰既是一个民族物质文明的结晶，又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外化。民族服饰以丰富的文化意蕴和传统技艺的完美结合，构成有形有感的物质文化载体。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少数民族在与汉文化的碰撞及交流中受到涵化，审美观及着装方式也随之改变，而且服饰生产方式变革，舒适轻便的现代服装抢占了部分传统手工艺市场，民族服饰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处在急剧变化之中。当民族服饰制作不再是衡量女性价值的最重要标准时，这种改变其实也就弱化了少数民族服饰传承意识和责任感。从调查的情况看，精美灿烂的黔东南少数民族服饰其衣着的变化也受到了严重影响，雷山、台江、凯里、剑河、黄平等县是中国苗族著名的大县，许多村寨除了年长妇女还着装民族服饰和头饰外，青年妇女、姑娘、小孩基本上着装现代服饰，民族服饰多伴在逢年过节或参加重大庆典时才穿。号称“天下第一侗寨”肇兴，穿侗装的人不到30%，旅游地千户西江苗寨，中年以上的妇女多伴只保留头饰，民族服饰已逐渐退出他们的日常生活，民族服饰的文化空间日趋缩小。
（3）歌舞载体。民族歌舞是民族民间文化的精华所在。从黔东南的情况看，传统民族歌舞失传得令人心痛。丰富的传统民族民间歌舞，如古歌、情歌、酒歌、生产歌、姊妹歌、季节歌等，因缺乏生活载体而消失，大多数村落原有的歌场均不复存在。如号称清水江中下游“二十一早半”苗家民歌天堂的走廊坳歌场，曾经盛极一时，而今已无人问津；名动一方的北侗高坝万人歌场、大同唐王歌场、湘黔边界四十八寨十八关歌场等，早已今不如昔。传统民族舞蹈种类也多，如丹寨县舞蹈过去共有7种，即芦笙舞、铜鼓舞、板凳舞、鼓瓢舞、木鼓舞、傩舞、巫舞。但目前仍流行的只有芦笙舞、铜鼓舞和板凳舞，木鼓舞、傩舞、巫舞已基本失传。鼓瓢舞现在只有雅灰乡的重隆村保留，但没有年轻的传人。台江县的反排木鼓舞，原始古朴雄浑豪放，被盛赞为“东方迪斯科”随着民间老艺人的相继过世，传承也受到威胁[5]。
（四）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表现形式规模持续萎缩
（1）文化主体空巢化。外面世界的诱惑，大量的中青年外出务工，导致了文化主体的外流，使传统的数代同堂的家族结构被老而居的结构所替代，现时家族结构正在丧失以前曾有过的文化含义。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传承的中坚阶层和主流群体的流失，使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因缺乏中坚力量的参与而难以得到长足的发展，削减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后劲，原有文化空间生态环境发生变化。造成了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传承的断裂，少数民族村落出现了文化主体“空巢化”的趋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贵州凯里南花、季刀、郎德等苗寨，参与表演的群体多伴是5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老人和小孩。
（2）文化生存空间萎缩。民族文化是特定社会历史和自然条件的产物，特定的环境是民族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土壤，而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使民族传统文化难以保持原有的模样，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因其所依附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逐渐减少甚至消失。比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都还非常热闹的苗族游方，它是苗族青年男女传统交友的主要方式。每逢过节，男女青年都要到特定的歌场以对歌的方式选择意中人。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苗族青年人不断融入现代文化社会，苗族青年男女相互接触的机会和交友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苗族游方活动因其失去依托的生活载体而逐步消失。侗族也是“以歌择偶”繁衍种族的功能，过去曾有“不会唱歌找不到朋友”之说，青年男女的“玩山”或“行歌坐月”， 祭祖等宗教活动中举行的“踩歌堂”， 逢年过节中村寨交往的“月也”， 婚育中拦门、进门、出门等仪式活动都是用歌来表达的[4]165。但现在绝大多数青少年都进入学校学习或外出打工， 不在玩山、行歌坐月、婚俗也发生变化、歌场也随之消失。少数民族社区文化空间的瓦解熄灭了少数民族的参与热情，难以吸引年轻人去参与、学习、继承和发扬。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策略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政府、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需要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发挥各种人力资源的优势，推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最终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成为少数民族人群生活的自觉追求。
（一）把握现实，摸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遗产状况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现状如何，它的风险与危机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哪些文化形式已经消失，哪些文化正在湮没，这些都需要通过调查给出一个客观、真实的评价，所以面临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风险和危机，我们要做的是摸清问题，把握真实的现状，有针对性地开展抢救与保护。要做好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普查与记录，这是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尤其是口头流传、无文本或音像记载的文化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消失就是一种历史性的遗憾、无可挽回的损失。面对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消失，文化的普查显得特别重要。通过“拉网式”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情况及存在问题。在普查过程中，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多种方式，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建立资源档案和数据库，纳入正常管理。
（二）政策扶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政府依托其就权力，能较快地聚合社会的人力、财力来解决实际问题。决定了政府在文化保护中处于决策、组织、统筹的角色，是保护的主导力量。政府主导角色的定位，是实现社会保护力量良性互动的关键。因此，在文化的保护、开发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注意避免其行动中的盲目性和替代性的缺陷，科学规制权责和合理使力。一是制定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的长期规划和现实计划，既要从宏观上明确保护工作的方针、目标、任务，又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法与措施，还需要及时颁布有关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抢救保护与保护的政策、法规和指导性意见；二是健全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保护工作机制，分级负责，层层落实，政府相关部门通过指导、监督、协调和奖惩等方式，促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落到实处；三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各项工作的协调。对处于濒危状态的重要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种类和项目，要优先安排，集中力量，实施有效地抢救与保护[7]；四是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国家级、省级、地州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要求代表作传承人和民间组织进行传习活动，鼓励没有正式命名的民间艺人开展传习活动，同时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传承后继有人；五是政府要协调配置、妥善安排、合理使用各事项保护工作经费，构造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资金保障体系，将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建立保护基金，采取财政补贴、优惠贷款、无偿赠款、减免税收、直接投资等方式提供资金保障，保证各项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注重传承，增加少数民族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拥有者是承载文化遗产的载体，是文化的传承主体，但生活环境变迁所带来的自我传承原动力削弱情况下，需要来自文化拥有者角色本位意识的确立，唤起文化自觉的角色意识，使文化拥有者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同时也是文化的积极保护者。首先，政府应最大限度地给予文化拥有者的引导与支持，通过经济保障、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形成重视传承、激励传承的机制与社会氛围，确保文化的拥有者能正常开展传承工作。其次，通过“民办公助”制度创新和政策扶持等，开展各种面向少数民族的文化活动，对社区民众参与性很强的活动，政府要积极引导和支持，诸如事先的宣传报道、动员各有关方面的配合、向民间组织提出任务要求，帮助协调沟通各方关系、拨款活动资金等，真正调动起文化拥有者参与的积极性，在文化保护上形成政府与少数民族民众的凝聚性保护，在良性的互动中，让少数民族文化拥有者自觉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主体，达到保护少数民族民间自觉的效果。为文化拥有者开展生产、授徒传艺、展示交流等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对年老体弱的代表性传承人，抓紧开展抢救性记录工作，详实记录精湛技艺和工艺流程；对传承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给予表彰、奖励；对学艺者采取助学、奖学等措施，鼓励其学习、掌握传统技艺[5]。再次，文化拥有者应强化自觉传承和文化创新意识，积极承担文化遗产项目的宣传和传承任务，积极参与项目的展览、演示、研讨、交流等活动。通过带徒、举办培训班、进入学校教学，传授技艺，培养后继人才。同时随着文化环境的改变把握文化内在特征及生命属性，进行自觉改良和积极演化、创新与发展，不断增进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得以延续与发展。
（四）创新思路，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寻求新的社会市场和生存土壤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之所以面临生存危机，亦有市场化运作缺乏的原因。要把挖掘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用市场的眼光来运作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显现出其固有的多重功能。政府应积极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文化产业建设，并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如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实行贷款贴息扶持政策，安排专项资金作为产品研发、技术培训、信息服务以及产品展销等，推进文化产业扩大与发展。企业则面对市场运行规律，拓宽投资渠道，建立科学的筹资机制，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流向少数民族文化市场。适宜的开发与经营模式，有效地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构建有利于这类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产业良性发展的运行机制和创新空间。另一方面企业应积极组织农户（文化拥有者）进行生产，指导培训，传承传统技艺，使农户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不断提高，经济利益上也获得收效，有效实现传承技艺的目标。对有市场潜力大的代表性项目，鼓励采取“项目+传承人+基地”“传承人+协会”“公司+农户”等模式，结合发展文化旅游、民俗节庆活动等开展生产性保护，促进其良性发展；对开展生产性保护效益较好的项目，引导传承人坚持用天然原材料生产，保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促进该项目的有序传承；对开展生产性保护取得显著成绩的项目，要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对忽视技艺保护和传承或者过度开发、破坏传统工艺流程和核心技艺的，要及时纠正偏差，落实整改措施，加强管理和规范[7]。实现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自身“造血”功能，使开发、利用与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 吴 平.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保护体系创新与发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1）：77.
[2] 张利洁.现代化进程中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调适.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2（5）.
[3] 石奕龙.文化主体：遗产内在价值的最核心因素[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2-13.
[4] 刘宗碧.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机制的当代变迁及其因应问题——以黔东南苗族侗族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8（3）.
[5] 欧阳克俭.如何抢救和保护我们的原生态文化[J]. 杉乡文学，2009（5）.
[6] 李荣启.论保护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恢复重建中的作用[J].广西民族研究，2009（6）：194.
[7] 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N].中国文化报，2012-02-27.
On the Crisis of Ethnic Ecological Culture Existence and Inheritance： A Case Study of Qiandongnan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
WU Ping
（Guizhou Original Ecologic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Kaili University， Kaili， Guizhou， 556011，China）
Abstract： As a social memory and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ethnic ecological culture is one of the superstructures matching with the ethnic production of farming. In the margi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modern time in minority areas， ethnic people have to face the survival risks from modern media， economic constructi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decreasing of cultural carriers， forms and scales as well as the shrinking of cultural subjects and inheritors lead to the inheritance crisis of ethnic ecological culture. The government as the leading force， increas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market regul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could be a promise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thnic ecological culture and economy.
Key words： ethnic ecological culture； existence crisis； inheritance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