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拒绝还是无法突破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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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箭穿心》[1]使笔者不得不又一次记起二十多年前方方的“新写实”代表作《风景》，那些人生事像的惨烈与磨蚀，那种解剖生活的刔心之痛，那种直面存在的凌厉与激扬，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摆下阵场。“风景”不是在国土上远眺的雄壮，不是田园牧歌，不是江山如画，“风景”是停下来凑近了或者真正生活了体验了所看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所谓“风景”只能是一个中性词。当然在这些重新开窗、跃入眼帘的景观中，我们曾“阅览”了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桃花灿烂》等，我们也在集中的时间里遍览了写实作家诸如《粮食》、《烦恼人生》、《一地鸡毛》、《单位》、《马桥词典》、《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等同时期的“风景”，但再奇异、再动情的“风景”，也是观察者的体验、叙述者的认知，当年的那个叙述者是“我”——一位死去的孩子的魂灵。在我们体验了经济上的开放所带来的欢呼与希望、经济帝国的崛起和文学与道德的衰落之后，二十年前的“风景”已经快要被新的话语范式塑造成传说，而二十年来的人生命运却在悄无声息地变迁，当我们再一次翻看久已遗忘的文学时，看到的却是“万箭穿心”！正如小说在结尾叙述，“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万箭穿心。万箭由心头穿过，十几年的时间，心里早已满是窟窿。”为什么这样呢？让我们看看小说所带来的新的体验与追问。
小说以略带汉口味的方言和地域风貌完成叙事。女主人公李宝莉豪爽泼辣，虽然已经“下岗”，但在丈夫马学武近年升任厂办主任、家里又要换新房的好景中，体验到幸福源源不断地袭来。在看新房的时候，李宝莉的父亲站在客厅窗前，指着楼下放射线一样的马路惊讶地说这个房子风水不好，条条路都像箭一样朝这个楼房射，这叫万箭穿心。在搬进新房以后，由于李宝莉的强势，丈夫提出离婚，儿子也与她疏远。在李宝莉报警揭发丈夫的婚外情之后，马学武被免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接着又第一批被要求下岗，重重打击袭来，内忧外患，马学武彻底绝望，投江自杀。李宝莉带着对丈夫的怨恨和愧疚挑起家庭的重担，做最苦最累的活，甚至无奈到去卖血，赡养公婆、抚育儿子到大学毕业。满以为苦日子到头，儿子却把她遗弃了，儿子告诉她，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她的苦、她的累，她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赎罪，是她害死了爸爸。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李宝莉记起父亲十几年前的话，这房子的风水叫“万箭穿心”。
小说具有震撼人心的故事张力，每一层面的故事都被叙写到冲突的极致。夫妻、母子、婆媳的极端矛盾冲突惨烈至极，充满致命的刺痛感。小说虽然没有解剖这层层关系的复杂形态，但无疑以语言的冷静和叙写的极致令人震憾。就这一点上说，小说家方方解剖生活的刀依然锋利。对李宝莉性格特点的描写，叙述者大体上是持赞赏态度的，所以，李宝莉最终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坚持了自己的决定，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但她的生活依然是沉重的，万箭穿心，她经受了无以复加的痛楚，伤痕累累，最后的希望是一个纯真坚定浪漫理想的男人去爱她救她，但这个希望可靠吗？
由于没有文化，所以她做不了赚钱生意，只有去做女扁担，或者卖血。同样是没有文化，她对文化文明有一种天然的敌意（这也许是她和有文化的丈夫之间隐藏的隔阂）。文学中返璞归真的向往显然是和市场经济取向存在先天的矛盾，但人同文明文化的矛盾是否先天的惨烈和绝对，以至于连过去的文化革命也成了浪漫的回忆，这一点笔者还不敢断定。李宝莉从母亲身上遗传了两样性格质素，那就是拒绝文化，忍耐性极强，由于前者的原因，她们常常口无遮拦，有时竟能一语中的、洞悉人生哲理，但语言的板斧掠过，无辜者也被伤得锥心刺骨；由于后者的原因，她们身上往往有惊人的品质，生活可以简朴到极限，甚至卖血受辱都在所不惜，在忍耐中完成了人生的“升华”。
李宝莉从一开始就是妥协的，只要有房子住、有必要的钱花、有“听话”的老公、有爱学习的儿子、有充满人情味的韩剧看，她就心满意足了。但问题是生活并不按预想的方向走，女性的悲剧往往在于她以为自己掌控着自己幸福世界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男人，当有一天她掌控不了那个男人——那个通向自己幸福世界的工具时，她的世界就坍塌了。李宝莉的悲剧再一次昭示，当女性的人生支点是外在而不是内在的时候，悲剧有可能随时上演。
显然，李宝莉的人生困局在于她始终缺乏自由自觉的独立精神和反省意识，这一点应该是每一个讲故事和读故事的人都能感受到的。李宝莉的性格用一句话形容是再合适不过：“没心没肺，能吃能睡。”作者尤其强调，她第一天还在和亲人争吵（更多的是李宝莉在骂丈夫、公婆等），睡一觉，第二天就像没事一样，从不往心里去，显然，作者是非常激赏这一性格特点的，“李宝莉刀子嘴菩萨心，说话有点二百五，在街坊很是有名。知道她为人的，个个夸她；不知道的，却个个背地骂她。但李宝莉不在乎这些夸和骂，我行我素。李宝莉说，我要是天天听别人的话过日子，我累也累死了”。这种我行我素的性格其实是缺乏反省意识的，所以，当丈夫提出离婚以后，李宝莉并没有反省自我，而是很自然地转到对丈夫行为的监视，最后在跟踪确证之后不自觉地选择了报警。丈夫的行为被抓了现场，从此名声扫地。婚姻在表面上挽救了危机，但人物在精神上却陷入万劫不复。一方面是李宝莉的心“在变冷变硬”，另一方面是马学武心里难以弥合的“刺痛”。婚姻破裂的最终决定因素只能是精神上的分崩离析，所以离开是必然的，马学武选择离开的方式是决绝的自杀。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影响力的人物李宝莉始终拒绝反思，她认为“像我这样长相的人，嫁给他那种人，是他的福气。他好好爱我还差不多，凭什么要我去好好爱他？”，“根本不是我的问题”，当好朋友万小景告诫她“是你硬把他逼到这条路上去的”时，李宝莉认为那是“狗屁话”。
缺乏反省意识的李宝莉并不足以体验到悲剧的真正刺痛感，而缺乏自由自觉的独立精神也许是类似人物悲剧的宿命根源。李宝莉作为一个女人的强势、蛮横、自豪、张扬以及种种籍以安身立命的幸福感、成就感、权力欲等等，都建立在外在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丈夫（无论这个丈夫是懦弱还是强壮）和儿子（无论这个儿子是有情还是无义）。当外在的支点坍塌，女人的世界也就失去了意义。这种事例不单在文学家的笔下探讨过，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其人。从出走的娜拉到局外人式的祥林嫂，从沉寂下去的子君到跳楼女副市长，女性的宿命命运隐约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