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生产行为结构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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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反生产行为，能造成降低员工个人和组织的生产效率、破坏组织规则、执行力受阻、其他组织成员利益受侵犯等严重后果。本文对反生产行为的概念形成和结构进行了分类、评论，并指出反生产行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文章认为应加强中国文化背景下反生产行为的内涵和外延研究、结构和影响因素研究。
关键词：反生产行为 越轨行为 结构维度
反生产行为研究的必要性
反生产行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以下简称CWB）是与组织公民行为相对应的隶属于周边绩效的一个概念，是指员工在工作场所中表现出的对组织或者组织利益相关者合法利益具有或存在潜在危害的有意行为（彭贺，2010）。CWB普遍存在于组织之中，且具有较强的破坏力。CWB能造成降低员工个人和组织的生产效率、破坏组织规则、执行力受阻、其他组织成员利益受侵犯等严重后果。CWB有3个基本特征：有意性，该行为是员工有意而为不是偶然发生也不是受上级命令；消极性，该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对组织或者组织利益相关者造成危害或者是潜在的危害；违背合法利益，该行为是侵犯组织或者组织相关者的合法利益。
CWB概念的形成
（一）单个特定行为研究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CWB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单个特定行为为对象，这种研究取向的优点在于其聚焦特定单个行为，有助于深入研究特定行为的因果机制，能有效解释、预防、干预这些特定行为的发生；该阶段出现了大量的具体行为研究，为整合CWB概念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这种取向也有一些不利之处：无法看到单个行为之间的关联、缺乏对整个系统的全局思考，不利于从整体角度把握员工的反生产行为机制；因变量的局限折射到自变量中，导致研究者从狭窄的视角去研究有限的自变量，常常忽略相关领域之间的联系。
（二）行为子集研究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关注了不同的行为并对其进行了归类（见表1）。这一阶段，比之单一行为阶段已经更深入一步地进行了CWB的研究；研究者对某些行为进行归类、概念重新拟定、结构的划分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能够更深入地认识反生产行为。但是，由于不同学者视角不同，使得概念之间相互重叠和归类不恰当，繁复杂乱。
（三）整体研究阶段
2000年之后，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所有负面的、消极的、坏的行为归总在一起，从而开始了CWB的整体研究阶段。这一阶段学者对于CWB的结构、影响因素、形成过程和预防机制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也提出了比较有影响的观点。
CWB的结构维度分类
（一）CWB行为子集结构研究综述
最早对CWB进行分类的是Hollinger和 Clark（1983），他们从指向组织的角度把CWB分为财产偏差和生产偏差。这种分类方法局限于指向组织的破坏行为，忽视了指向个体的破坏行为。Raelin（1984）从单一的与职业生涯相关的角度把越轨行为分为：与管理相关的行为、与自我相关的越轨行为、与工作相关的越轨行为和与职业生涯本身有关的越轨行为。
Robinson和Bennet（1995）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统计分析得出一个二维结构。一个维度包括指向组织的行为与指向个人的行为，另一个维度区分了从轻微到严重的程度，组合成四个象限，就形成了四种分类：财产偏差（组织－危害大），未得到组织的允许下获取或破坏组织的财产；生产偏差（组织－危害小），在组织的正式规范下达成最低的工作品质及工作数量；个人侵犯（人际－危害大），对同事表现出攻击性或不礼貌的行为；政治偏差（人际－危害小），社交场合揭发别人的隐私或抱怨他人。后来Robinson 和Bennet（2000）对其进行了修正，认为危害程度这一维度并不能揭示行为之间的本质差异而将其抛弃，将生产偏差和财产偏差合并为针对组织的组织偏差，将政治偏差和个人侵犯合并为针对个人的人际偏差，并以此为基础编制了信度良好的测量问卷。经过修改后的分类流传较广，许多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个分类框架之上。
Lim（2002）研究显示，由于工作对网络的使用和依赖性越来越强，基于网络的员工越轨行为也表现特别突出，从而提出了网络虚度（cyberloafing）这一概念。
Warren（2003）从反生产行为带来的结果角度首次提出从建设性-破坏性维度，把越轨行为划分为四类：建设性的遵从、建设性的越轨、破坏性的遵从、破坏性的越轨。之前的研究集中在对反生产行为后果的破坏面上，但是Warren提出从建设性角度看待其后果比较客观公正、为认识反生产行为提出了富有新意的维度。
刘善仕（2004）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越轨行为分为财产型越轨、生产型越轨和关系型越轨。其中财产型越轨指各种侵占组织财产的行为；生产型越轨指员工降低生产投入的行为；人际型越轨指员工利用不当的人际关系侵害他人权益。吴孟玲和江达隆（2005）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聚类分析提出员工越轨行为分为伤害行为、贪渎行为和怠惰行为。
对CWB子集分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越轨行为的分类研究上，而对攻击行为、粗野行为、威逼行为、欺负行为等子集的研究较少。行为子集的研究丰富了反生产行为的外延，为整体研究阶段奠定了基础，整体研究阶段都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是对反生产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阶段。
（二）CWB整体结构研究综述
Spector和Fox（2001）最早开始对CWB从总体视角来进行结构研究，他们采用学者主观分类法，依据各个具体行为与前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将CWB分为5类：威逼、生产越轨、蓄意破坏、偷窃、退缩。并且通过因子分析发现，这5个类别背后存在人际-组织维度。Gruys等采取协方差因子分析和多维度量法得出2个维度：人际-组织维度、任务-相关维度，进而将CWB分为人际-任务型、人际-非任务型、组织-任务型、组织-非任务型四种类型。
Warren（2003）从是否遵守超规范和是否遵守参照群体的规范两个维度把CWB分为建设性的遵从（遵守超规范-遵守参照群体的规范）、破坏性的遵从（违背超规范-遵守参照群体的规范）、建设性的越轨（遵守超规范-违背参照群体的规范）、破坏性的越轨（违背超规范-违背参照群体的规范）。
刘文彬（2009）研究得出在中国背景下越轨行为的五维度构成模型：工作怠惰行为、公司政治行为、渎职滥权行为、贪污侵占行为和敌对破坏行为。程刚（2009）以亚当斯的公平理论、人际间社会交换理论和互惠规范为基础，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中国背景下员工CWB的三个维度：消极怠工、人际间攻击和主动越轨。
早期对于CWB整体分类的研究都是针对普通员工，没有针对特殊的人群。中国学者彭贺（2010）经过探索性分析，从危害程度（严重-轻微）和不道德程度（没有不道德-不道德）两个维度分4个分类区间，得出中国知识型员工反生产行为的4种类型：消极式针对任务（轻微-没有不道德）、激进式针对任务（轻微-不道德）、针对人（严重-没有不道德）和针对组织（严重-不道德）。此研究对CWB研究主体方面提出了新的视角，可以为以后细化的CWB的研究提供借鉴。但是其从严重-轻微这一角度来划分明显不妥，因为行为的结果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结果严重与轻微并不能反应行为者的主观愿望，从而并不能揭示其行为产生机制。
CWB未来研究方向
现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几乎都是采用横断面研究，而鲜有纵向研究，这样不能很好地研究环境变化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反生产行为的起因和后果，所以对于从纵向上研究反生产行为应引起重视。对CWB概念内涵应做更明确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强调反生产行为是故意侵犯组织利益相关者和组织合法利益的行为，然而Bowling和Gruys（2009）在总结CWB概念时所忽略的问题，指出违背组织利益但符合社会利益或者符合组织利益却违背社会利益的行为是不是CWB，目前的研究还没用给出明确的答案。还有对于明显触犯法律的行为，是不是反生产行为、企业界还有没有对其研究的必要，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在CWB和OCB（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上，之前研究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反向的。Spector和Fox（2010）指出两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而且同一影响因素可能导致CWB也可能导致OCB。这就表明OCB和CWB之间的关系、影响两者的因素需要更多探索。
CWB目前研究几乎均关注个体的内部心理过程，而缺乏对群体和组织层面的内部心理过程的研究。Brief和George指出，只注重个体内部心理过程的研究的话，组织心理学家就没有尽到应有的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从群体和组织层面进行CWB的研究，从组织层面丰富CWB理论。
对影响CWB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直接作用上，而对调节变量作用的研究较少。对CWB的影响结果上，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CWB带来的消极影响，但辩证来说，CWB应该会带来积极影响，比如员工实施的针对组织的CWB能够将组织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以便解决问题，所以以后对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
中国背景下对CWB的研究较少，更妄谈成熟研究，对于中国背景下员工CWB的内容和结构、影响因素、形成机制和结果需要展开大量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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