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过剩时代,“网络焦虑”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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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虚拟网络充斥的年代，人们享受于网络的便捷和神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于网络，受其左右，甚至产生“网络焦虑”。

在笔者看来，“躲猫猫”事件实际上折射了两大群体即干部和公众的“网络焦虑”。两个人群面临的 “网络焦虑症”，有共同点，但也有区别之处。共同点都存在一种“本领恐慌”，这就是出于安全的需要。普通人网络焦虑，因为担心能力不足让客户跑掉、机会溜掉、朋友走掉。官员网络焦虑，因为担心问责，担忧前程，顾虑形象。总之，焦虑都是因为存在不安全感。

而不同点却是一个群体需要接受网络新媒体的考验、公众权利意识的突然释放；而另一个已经对信息过剩的网络产生不适应，产生“信息焦虑症”。表现为脱离网络后的不安全感、疏离、被排斥、缺乏信息和支持的感受。不上网，就等于漏掉信息，可能是重要客户，可能是重要机会，可能是重要朋友，总之，没有网络的日子变得焦虑不安。人对计算机的依赖和对网络的依赖，造成人们对知识索取习惯、工作环境、阅读习惯、人际沟通习惯的全新革命。求知欲提高了，自我安全感降低了；成就动机强了，自我保护意识也强了，总是担心被取代或被淘汰。同时，网络时代的信息自由，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然而另一种焦虑，又开始我们身上蔓延，那就是我们身份的焦虑，我们混迹于各大网站，拥有着不同的ID，代表着不同的身份，这都是虚拟的。但是这些虚拟的名字背后，依然渴望被他人注意，得到他人的赞美和支持。网络时代，在消解权威的同时，权威其实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新的土壤上滋生，凸显私人化，看似越来越自由，人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怀疑、不安、愤怒开始在我们身上蔓延。

网络确实是把双刃剑，不知情权在信息过剩的时代也许成为了伪命题。也许现在大谈不知情权或许奢侈了点。尤其在网络充当了不少“黑幕”暴光者时，大谈网络上的“信息垃圾”与“信息清理”，是否有些不识时务？但在如今看来，如果钱财是我们的信仰，那我们注定贫困；如果信息是我们的焦虑，我们注定死于什么都想知情。

面对公众的“信息焦虑症”，我们除了心理医生提出的放松、减压之外，更要提高我们的自我效能感，要能更自信地面对自己，更自信地驾御自己的思维和人生，而不是被网络所左右。面对一些网络上无用的信息垃圾，不能丧失自身独立的判断。

面对第二种焦虑，我们的官员更应理性地思考。一个建设性的社会，首先在于毫无保留地面对真实，唯有面对真实，才有可能寻求建设的共识。官员应该看到网络政治参与将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亮点，当网络中，分散的公民意见通过网络横向互动从而整合成整体性声音的时候，民意便开始有了力量，并可能对现实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强化了中国公民通过网络积极参与政治的行为。

公民意识在网络社会中成长，官员的理念也要与时俱进。轰轰烈烈的美国总统大选让全世界记住了一个名字――贝拉克・奥巴马，他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的多个第一：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第一位拒绝使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竞选资金的总统候选人，更成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互联网总统”。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奥巴马近乎完美地利用了互联网的种种助推功能为自己塑造了无比亲民的网络形象，筹得了超乎想象的巨额资金，更有力地在网络平台上给了对手重重的打击。看来，网络未必可怕，关键是你戴怎样的镜片去看待它。

有专家认为互联网的沟通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媒介饱和年代，网络沟通将重新塑造人们的个性和情感；第二阶段，人际关系由传统的一一对应的交流演变为多对多的交流，由此群体观念和人际关系将受到挑战；第三阶段，即网络将挑战权力集团对传播媒介的垄断，进一步促进民主社会的形成。的确，没有人知道网络的影响有多大，但是它肯定已经改变了政治的世界。无论官员焦虑与否，网络都开启了一个草根政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言论开放、观点自由的时代，我们的官员应该学会以健康的心态成长，学着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定力面对无谓的指责和不理解，以“打铁先要自身硬”、“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心态接受外界的监督和建议。（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