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景仁《检邵叔宀先生遗札》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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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黄景仁的《检邵叔宀先生遗札》一诗，是其和恩师邵齐焘之间真挚感情的见证。仔细地考察这首诗，可以发现，无论是对前人诗句的化用，还是对传统意象、意境的融合，无不显示出诗人对传统诗歌内容的熟谙，驱遣化入的才力；你却丝毫不觉其有堆垛的呆板，牵强的痕迹。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黄景仁的诗乃是“诗人之诗”，由于有了一条贯穿于全诗的情感伏线，诗中纷然呈现的意象、多所借用的语典，便显得圆融而统一，活泼而灵动。

关键词：黄景仁 邵齐焘 师生 清代 诗歌解读 诗人之诗

死别生离各泫然，

吞声恻恻已经年。

帆开南浦春刚去，

舟到西泠月正圆。

当日祖筵如梦里，

即今展翰又天边。

伤心一树梅花发，

更有谁移植墓田？

黄景仁（1749～1783），清代诗人，字仲则，又字汉镛，自号鹿菲子，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著有《两当轩集》二十二卷。

黄景仁四岁丧父，由母亲屠氏抚养成人。九岁便能咏出“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1]这样工稳的诗句。十六岁应童子试，名列三千童生第一，深受时任常州知府的潘恂和武进县令的王祖肃赏爱。十八岁入常州龙城书院学习，二十岁时迫于生计，便开始了奔波各地、依人作幕的漫漫生涯。二十七岁时赴京，次年，因“上东巡召试二等，在武英殿书签，例得主簿，入资为县丞，铨有日矣。”[2]可是，造化弄人，在三十五岁那年，竟“为债家所迫，复抱病逾太行，出雁门，将复游陕。次解州，病殆，遂卒于河东盐运使沈君业富运城官署，距生乾隆十四年，年三十有五。”[3]虽命运多舛却一直没有停止抗争的一代才子，就这样凄凉而遗憾地辞别了他深所眷恋的尘世。

邵齐焘（1718～1768），字荀慈，号叔宀，江苏昭文（当时常熟分置常熟、昭文二县）人。著有《玉芝堂诗文集》九卷。

邵齐焘幼即敏慧，“甫受书，辄了大义，塾师惊辞不能师。”[4]年龄稍长，便名播于时。“今古骈散，殊体诡制，道通为一，涉笔矢音，金石咳唾，造次以之，允蹈维则，班、范、潘、陆，斯文未坠，君于本朝一人而已。”[5]乾隆壬戌年（1742）中进士第，其闱墨（清代将乡试、会试选出的文章编印成的文集）竟不胫而走，引得士子们争相研读，熟而成诵，而“后有效者辄得弋获。”[6]邵齐焘中第后，入翰林院，居词馆十年。并以献《东巡颂》而被誉为“扬、班之亚也”。[7]“群公器之，争欲致公门下。”[8]但邵齐焘为人冲淡，又不谙揣摩迎合之道，三十六岁那年，毅然辞官归里，以读书著述授徒为乐。可是天不假年，正当他自得于“济济相趋，得孔融之小友”[9]之时，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早早地辞别了人世，享年五十二岁。

将黄景仁和邵齐焘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龙城书院，这座被当时常州百姓称为“与东林并不朽”的书院，有着悠长的历史和辉煌的实绩。清代钱人麟曾云：“吾郡之有书院也，先后为东坡、龟山而设，后并湮废。明隆庆间，郡守龙冈施公始建龙城书院于晋陵治址，萃多士课文其中。”[10]清代徐廷华也曾不无自豪地说：“常于江南为大州，城西北龙城书院，为八邑士子讲学之所。山长必年高德劭，经明修行者为之。……叔宀邵先生、抱经卢先生、惜抱姚先生，负海内重望，先后为山长，士之被其延接者，黄上舍景仁、孙按察星衍、洪编修亮吉、左中丞辅最先达，取大名。”[11]龙城书院也因此而在古代教育史上闪烁着熠熠的光彩。

邵齐焘应该感到十分满足，在龙城书院，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对于这位“气才，喜奖掖后进”[12]的一代文宗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他曾亲切地将黄景仁和洪亮吉呼为“二俊”，尤其垂青黄景仁。对此，诗人的挚友左辅有过具体的描述：“时常熟邵先生齐焘主书院，读其所著，叹为奇才，屡夸于众，众忌之而无以毁也。”[13]邵齐焘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位学生的偏爱之情，不仅称其为友，而且愿附骥尾：“尝览《陈书》，见孝穆与总持唱和，乃言‘吾诗寄弟集中’。今老夫此诗，亦欲寄汉镛集也。”[14]

而黄景仁则应该感到格外幸运，他不仅得到了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师的垂爱，还获得了学业诗艺上悉心全面的指导和平日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照。他曾深情地表白：“景仁四岁而孤，鲜伯仲，家壁立，太夫人督之读。稍长，从塾师授制艺，心块然不知其可好。先是，应试无韵语，老生宿儒，鲜谈及五字学者，旧藏一二古今诗集，束置高阁，尘寸许积，窃取翻视，不甚解。偶以为可解，则栩栩自得曰：‘可好者在是矣。’间一为之，人且笑姗，且以其好作幽苦语，益唾弃之，而好益甚也。岁丙戌，常熟邵先生齐焘主讲龙城书院，矜其苦吟无师，且未学，循循诱之，景仁亦感所知遇，遂守弗去。”[15]

正是这样的相遇相知，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师生友爱的佳话。当我们仔细地披检《两当轩集》，不能不惊叹于这对师生间表达感情之作的数量之多，师生间情感之深。邵齐焘的这方面的诗作当超过七首，而黄景仁的作品（包括邵齐焘去世之后）竟达十四首之多。[16]

《检邵叔宀先生遗札》一诗，正是这对师生真挚感情的见证。这首七律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春季，当时诗人正身在徽州，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获悉恩师辞世的消息。黄逸之的《清黄仲则先生景仁年谱》有过考证：“按亮吉《凤栖梧》词注：‘戊子秋梢，至虞山赴邵先生荀慈之丧，时亮吉结甫三日。’而未及先生，盖是时先生已在客中矣。”漂泊异乡的艰辛，遭人白眼的屈辱，思念家人的煎熬，怀想恩师的苦痛，这些交织在一起的情感，早已使诗人那一直紧绷着的敏感神经几近断裂。而当客中闻听噩耗，则不啻晴空霹雳袭来，彻彻底底地击碎了诗人那脆弱的心灵！

诗作首联出句，以回忆起笔，交待了诗人动身欲往徽州之前与恩师分别的悲凉情景。所谓“死别生离”，意指难期再见的别离，实即永别。该词在语序上一般作“生离死别”，这样的倒置，固然有着格律限制的原因，其实将其视为诗人的有意为之，则更能反映出当时的情感状态。因为从格律上讲，首句用平起式或仄起式，完全在于诗人的自由选择。试看同为七律体式、也同为悼人之作的明代沈周的《悼内》诗，其首联即为：“生离死别两无凭，泪怕伤心只自凝。”因此，如此仄声起式的安排，无疑有着强化情感的考虑存在。泫然，流泪貌，古人诗中用之，绝非指一般的流泪，而多以形容异常悲痛之情。从魏晋时陶潜的《咏三良》之“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到宋代梅尧臣的《淮南遇梵才吉上人》之“叹逝独泫然，怀悲情岂堪”，大多如此。而“泫然”之前着一“各”字，则写尽师生情浓，交非浮泛。邵齐焘《送黄生汉镛往徽州（其二）》尾联的“无因重携手，相送一沾缨”可为本句注脚。首句从叙述内容上看，似乎徐徐道来，并未入题。可是若从情感抒发的角度视之，则确实收到了突兀而起、触人心目之效。并且自然埋下伏笔，暗潜不祥之兆，也奠定了诗作的情感基调――悲伤凄哀。对句，点明了诗人与恩师从分别、永诀到写作此诗的时间。吞声，无声地悲泣。恻恻，悲痛凄凉貌。这里的“吞声恻恻”，化用了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中的“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诗句，不仅在字面上照应了首句的“死别生离”，更为重要的是在内容上又从师生的离别延伸到师生的阴阳两隔。同时用典妙入无痕，自然熨贴，这样的用典，向为古人所称道。如宋代刘称誉江邻几诗云：“论者谓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浑厚，乃可言诗。江得之矣。”（《中山诗话》）明代王骥德在《曲律・论用事》也说过：“又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盐味，方是好手。”经年，经过一年或若干年。查黄逸之《清黄仲则先生景仁年谱》：“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先生二十岁。……值是年王君祖肃升任徽州同知，先生复往访之。取道吴门至杭，由新安江赴徽。是年启程时在首夏，邵先生有诗序送行。”邵齐焘的《送黄生汉镛往徽州（其一）》则云：“无计留君住，相思独黯然。柳条春色里，帆影夕阳边。”可以推知，诗人与恩师的分别是在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春末夏初，故这里的“经年”，当为一年。这个仅表时间的名词，由于有了“吞声恻恻”一词的关联，也便附加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表现出诗人时刻难忘恩师的挚烈情感。对句，沿着出句的情感伏线流贯而下，暗中扣住了诗题，显得粘合无迹又自然开启了颔联的内容。

颔联承接首联的离别，交待了当年别后的行踪。南浦，南面的水边。这里应指诗人故乡常州的渡口。古人常用“南浦”来称代送别之地。屈原《九歌・河伯》中的“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诗句已启其绪。最为著名的还当数南朝梁江淹的《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其中情景交融，可谓摄人魂魄！而诗人所描摹的境界，差与相同。只是这里分别的双方不似江氏的泛指，而是特定的师生；时节也稍稍移后，是在“落花流水春去也”（李煜《浪淘沙》）之时，这就更让离别者黯然情伤，焉如捣！邵齐焘《送黄生汉镛往徽州（其一）》诗中“柳条春色里，帆影夕阳边。惊急长滩响，苍茫野渡烟”的描写，正是对“帆开南浦春刚去”意境的最好再现。西泠，桥名，在杭州孤山西北尽头处。宋周密《武林旧事・湖山胜概》有云：“西陵桥，又名西林桥，又名西泠。”月正圆，当指四月十五日。农历每月十五夜的月亮，称为满月，最为圆整。南朝宋何偃在《月赋》中描绘的“远日如鉴，满月如璧”，正是谓此。然而若是认为这里仅是点明到杭州的时间，则实为皮相之论。众所周知，月圆月缺，在古典诗歌里早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战国时宋玉在《九辩》中云：“心怵惕而震荡兮，何所忧之多方。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极明。”那种由悲秋而引发出的自悲喟叹姑且存而不论；苏轼那世代传诵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名句，则的的确确深深锲入了无数士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永难抹去的精神伤痛。诗人笔下的“月正圆”，不正是看似无意实则天衣无缝地撩拨起了读者内心那根最易共鸣的情感琴弦了吗？所以颔联两句，看似略不经意，实则匠心独运。它承首联而来，在叙事线索上，将现实与回忆沟连贯通，妙合无垠。需要特别交待的是，诗人在这一联之下，原有一注：“二语昔年别先生之武陵诗，未成而发，后得书示和章。”可见是旧作之断句，而今将其嵌入新章，竟能融如完璧，足见诗人剪裁功力之深。而对南浦春去、西冷月圆这些传统意象的驱遣点染，均能借以达意，切合特定情境与心绪，令人不得不深服诗人真有一双“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陆游《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的巧手。

颈联出句收束回忆，对句明点题意。当日，即前述诗人离开常州与恩师分离的春夏之际。祖筵，指送行的酒席。古人出行，要祭祀路神，是谓之“祖”。这种习俗，《诗经》中已有多篇加以描述：“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诗经 大雅 蒸民》）郑玄笺曰：“祖者，将行犯之祭也。”所谓“犯”，郑玄在《周礼・夏官・大驭》的注中说得很明白：“行山曰，犯之者封土为山象，以菩刍棘柏为神主，既祭之以车之而去，喻无险难也。”因其祭法须以车轮碾过祭牲（《诗经・大雅・生民》有“取羝以”之句。羝，dī公羊；bá剥去羊皮），后来便用饮饯代替，《诗经・邶风・泉水》就描述过这种情形：“出宿于，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毛传》解说道：“祖而舍，饮酒于其侧曰饯，重始有事于道也。”这正是“祖筵”的滥觞。发展到后来，这种祭奠路神的意味愈发淡薄，而离别时互道珍重的色彩愈发浓厚。至迟在《汉书・疏广传》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变化：“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供张，亦作“供帐”。指供宴饮之用的帷帐、用具、饮食等物。唐韩愈所谓：“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於时公卿设供张，祖道都门外。”（《送杨少尹序》），即指此而言。柳永的《雨霖铃》词中“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句子，更是把这种离别的伤情抒发得淋漓尽致，以至于读书人耳熟能详。诗人的“当日祖筵”，所多的自然也是这种生死离别的悲情，这是毋容置疑的，我们从前述的诗人与恩师的交往中不难感悟得出。若再细细品味邵齐焘《送黄生汉镛往徽州》中的“谁道新知乐，翻成远道悲。”、“无因重携手，相送一沾缨。”、“尔去投知己，吾衰念及门。空堂双桧老，风雨怆离魂。”句子，当会自然为这对师生的深情厚谊而敬献一瓣心香，共其珠泪“泫然”。这看似平淡无奇的“当日祖筵”四个字，其实涵容着无边深愁，浓得难以排遣！而一声“如梦里”的喟叹，则写尽了斯人已逝，阴阳永隔的追悔和遗憾！对句以“即今”紧承出句，语意上既构成对比，又加以拓展。展翰，打开遗札。翰，本指长而坚硬的羽毛，借指毛笔和文字、书信等。这里指诗人恩师邵齐焘赐给自己的诗作，这些诗作，从时间上看，既有诗人在故乡龙城书院受教时恩师所赐的诗作，也包括诗人乞食于异地时恩师的问候之作。从内容上看，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对诗人天纵之资的叹赏与褒扬。[17]其次，是对诗人贫病无依生活的同情与关爱。[18]再次，是对诗人学业诗艺的劝进与指导。[19]最后，是对诗人浪游天涯的牵挂与思念。[20]试想，对于一位“十有九八堪白眼”的“百无一用”之贫病“书生”，[21]能够沐浴在这样关爱的阳光之中，他岂能不感激涕零呢？难怪他会发出这样的由衷慨叹：“我生受恩处，虞山首屈指。我愧视犹父，视我实犹子。”[22]所以，这里“展翰”的细节描写绝不可以轻易滑过，它实在是诗人强烈情感喷发的突破口。这情感，有感激，有怀念，有愧悔，有无奈……真是复杂而难言！诗人是把恩师的遗札带在身边的，它是诗人浪迹天涯身心俱疲时拂去尘埃的春风，它是诗人依人乞食饱受白眼时借以疗伤的药剂。接下来的一个“又”字，则将这种情感加以强化了。写作此诗之时，诗人正在徽州，此前他已有过几次远游的经历，天涯孤旅中能够消除苦闷、振作精神，也只有靠恩师的数笺文字了！

尾联两句以难了恩师遗愿作结，又开拓出追念恩师情感的一大境界。这一联诗人原有自注：“庭梅一树，先生尝酌其下，曰：‘吾老去，移此植墓田足矣。’竟成语谶。”出句的“一树梅花发”，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杏坛春风，诗酒风流的欢畅境界。当年的龙城书院，才俊云集，良士济济。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十四载：“施观民……建龙城书院，选诸生之秀者课之。与其选者，人以为荣。”洪亮吉在《伤知己赋》中有回忆：“青门丈人，来于新昌。岁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龙城书院讲席，余偕黄君景仁受业焉，先生尝呼之为“二俊”。垂二俊之誉，共江夏之黄。”二俊之外，杨伦、杨梦符，亦皆秀茂。不难想象，在课业之余，老师酒入豪肠，口吐珠玑，便成华章；学生陪侍左右，亦能舌灿莲花，允称佳构。庭梅灼灼，笑靥妍妍，花面交映，其乐融融。那是一幅何等动人的画面呀！纵然老师提及身后之事，弟子也必以为此乃戏谑之言。可而今竟一语成谶，正可谓：“青山满眼泪堪碧，绛帐无人花自红。”（司空图：《敷溪桥院有感》）那种悲痛，虽非个中之人，亦可体味得透。所以诗人着“伤心”一词于前，便陡然将场景转换了。梅花依旧绽放，只是不知“人面只今何处去”（崔护《题城南庄》），无限的悲恸之情由此也便表露无遗了。对句之中，“更有”，从字面上讲，有“又有”、“还有”之意。古诗中多作此用，唐代诗僧贯休的《闻王常侍卒三首（其二）》有云：“不知千载后，更有此人无？”其中的“更有”，即当此讲。墓田，即坟地。提及它，必然与死亡、鬼魂、悲伤、哀悼联系在一起。我们从宋代高翥的《清明》一诗，便可窥豹一斑：“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将尾联的对句理解为诗人远在徽州，无法植庭梅于墓前，完成恩师的遗愿，以祭奠长眠地下的恩师，安慰九泉之下的孤寂魂灵，所以深自愧悔，从而凸显诗人与恩师那超越一般弟子的深情厚谊，自然也无不可，而且这也正是诗人情感的一端。然而若再做深一步咀嚼，这样的理解似乎还是浮于表层了。其实诗人的内心应该是矛盾的，庭梅的移植与否，对诗人来说，绝对是个二难的选择。试看诗人笔下墓田的衰飒与死寂景象和“一树梅花发”的热烈与温暖景象，构成了多么强烈的情景反差，这种反差会带给诗人多么大的情感冲击，是不难想象的。故而，恩师的遗言虽犹回响在耳畔；可是这遗愿的兑现，虽能了却恩师的心愿，也聊慰己心，可是对希望能够永沐师恩的诗人来说，当来日旧地重游，面对荒院衰草，人梅去，则是多么的残酷无情！所以，诗人才会发出椎心泣血的“更有谁移植”的反问来。他实际要表露的是，又有谁能够忍心移植庭梅，将那曾有的温暖人心的画面毁掉呢？诗人是将来可以移植而内心却不忍移植，他要让那温馨的画面永远定格在心灵的屏幕之上，以为对恩师的永久怀想与祭奠！

黄景仁所生活的乾隆时期诗坛，就诗学理论而言。可谓众水分流，多峰并峙。先是王士祯凭借清初文坛公认的盟主身份，于康乾年间提出了“神韵说”，盛行于世；其后，沈德潜依靠其位高名重与皇帝优遇，标举“格调说”，名噪一时；接着，以才子风流名世的袁枚力主“性灵说”，横空出世；继之，以学识淹博著称的翁方纲极推“肌理说”，亦有影响。黄景仁虽没有为我们留下诗学著作，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没有自己的诗学主张。我们从他的友人万应馨的文章中，还是能够看出他心中对上述几种诗学主张的轩轾来：“余尝谓今之为诗者，济之以考据之学，艳之以藻绘之华，才人、学人之诗，屈指难悉；而诗人之诗，则千百中不得什一焉，仲则深韪余言，亦知余此论盖为仲则、数峰（何青）发也。”[23]他更是以其成绩卓著的创作实践，证明了对诗人之诗的认可。所谓诗人之诗的特点，严迪昌先生曾结合黄景仁的诗作做过清晰的界定：“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于以情胜。”徒以才胜而缺少深厚绵邈的情致，势必‘艳之以藻绘之华’而流于轻媚；虽有精思而情不足以托之，唯赖学问语考据学来相济，难免显得枯硬而乏韵致。有其情且有其才，诗方能动人。黄仲则向被视为天才，然其诗之所以超轶时辈，正在于他哀乐过人，情思绵密，触怀抽思，骋情深微。唯其如此而其才又足以承托之，故真挚深沉的情思益显澜翻笔底，撼人心弦。”[24]仔细地考察这首诗，可以明显地发现其中传统诗歌内容的积淀。无论是首联对杜诗的化用，还是颔联、颈联对传统离别意象“帆”、“南浦”、“舟”、“月”“祖筵”、“天边”等的融合，尾联对传统悼亡境界的描摹，无不显示诗人对古典诗歌传统的熟谙，驱遣化入的才力。但你却丝毫不觉其有堆垛的呆板，牵强的痕迹。只感受到一切都如风行于水上，是那样的自然而贴切，完全是诗人的自我创造，信手拈来，便呈华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贯穿于全诗的是情感的伏线，由于有了这条线，诗中纷然呈现的意象、多所借用的语典，也便都辐辏于这一中心，一切都变得如此的圆融与统一，变得活泼而富生机。这恐怕就是此诗能够他强烈地撞击着读者心扉的奥秘所在吧！

注释：

[1]汪启淑：《续印人传》卷六《黄景仁传》，见许隽超：《黄仲则年谱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至18页。

[2][3]洪亮吉：《候选县丞附监生黄君行状》，见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 2001年版，第二一二至二一四页。

[4][5][6][7][8][12]郑虎文：《翰林院编修邵君齐焘墓志铭》，见钱仪吉：《碑传集》，中华书局 1993年版，第一三七至一三七二页。

[9]邵齐焘：《送黄生汉镛往徽州序》，见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二页。

[10]钱人麟：《龙城书院志序》，见许隽超：《黄仲则年谱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11]徐廷华：《一规八棱研斋文钞》之《文林郎直隶容城县杨君墓志》，见许隽超：《黄仲则年谱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13]左辅：《黄县丞状》，见黄葆树、陈弼、章谷编：《黄仲则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至8页。

[14]邵齐焘：《送黄生汉镛往徽州序》，见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二页。

[15]黄景仁：《〈两当轩集〉自序》，见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邵氏七首诗，分别为，《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汉镛以长句述余衡山旧游赋示》、《和汉镛对镜行〉》及五律《送黄生汉镛往徽州》四首。《两当轩集》卷二十一有诗人乾隆三十三年作于杭州的《夜读邵先生诗》，这里的邵氏之诗，据其中诗句“忽得南沙故人纸”可知不在上述七首之中。黄氏作品如下：《检邵叔宀先生遗札》、《寒夜检邵叔宀先生遗笔》、《展叔宀先生墓二首》、《夜读邵先生诗二首》、《哭叔宀先生兼怀仲游四首》。词如下：《木兰花慢・月下登虞山哭邵叔宀先生二首》、《风流子・月下登虞山哭邵叔宀先生二首》。以上均见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7]邵齐焘：《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之小序云：“黄生……实廊庙之瑚琏，庭阶之芝兰者焉。”见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页。

[18]邵齐焘：《和汉镛对镜行〉》云：“对镜行，哀且苦，童稚孤贫少俦侣。……劝君自宽莫伤怀，……沉静更于养病宜。”见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页。

[19]邵齐焘：《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云“群经富奇辞，历史贯时务。九流及百家，一一精理寓。”见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页。

[20]邵齐焘：《送黄生汉镛往徽州（其二）》云：“往复凭书疏，寒温隔路岐。”见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页。

[21]黄景仁：《杂感》，见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五页。

[22]黄景仁：《哭叔宀先生兼怀仲游（其一）》，见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八页。

[23]万应馨：《味馀楼剩稿序》， 见黄志述辑：《两当轩全集・附录》卷六，咸丰八年（1858）黄氏家塾刻本。

[24]严迪昌：《清诗史》第三编第八章，见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68页。

参考文献：

[1]李国章，两当轩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黄逸之，清黄仲则先生景仁年谱 [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3]黄葆树、陈弼、章谷，《黄仲则研究资料》[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严迪昌，清诗史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5]许隽超，黄仲则研究 [D] 南京师范大学，2004

[6]许隽超，黄仲则年谱考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陈宗德，教师，现居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