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妇女研究》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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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妇女运动和女性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亚洲地区对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有关亚洲女性的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从社会环境来说，妇女与性别问题被纳入政治决策中，性别研究正式成为一门社会学科，NGO组织不懈地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努力，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作品也顺理成章地被容纳到整个社会思潮中，一大批女性主义书籍和杂志得以出版，《亚洲妇女研究》(A 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网址：ewhawoman.or.kr/acws-enz/frameset4.htm)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作为洲际妇女研究杂志，《亚洲妇女研究》创刊于1995年，季刊，由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和亚洲妇女研究中心共同出资创办，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它的宗旨是使亚洲妇女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亚洲妇女研究提供向世界展示自身的窗口，促进亚洲女性主义研究的繁荣。《亚洲妇女研究》是一个学术平台，那些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的亚洲学者的研究成果得以相互交流与借鉴，但是，《亚洲妇女研究》的作者和作品又不仅仅限于亚洲地区，事实上，它还传播世界各地有关妇女问题的信息与学术思想，在提高亚洲妇女研究水平的同时，也扩展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妇女研究的视野，从而加深亚洲妇女研究与欧洲妇女研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同其他女性主义杂志一样，《亚洲妇女研究》也是一本汇集多学科的杂志，从女性主义视角发表的文章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从1995年创刊到2005年，在《亚洲妇女研究》上发表的作品的主题依次为：政治31篇；劳动就业28篇；妇女运动/女性主义研究26篇；家庭23篇；两性关系15篇；宗教15篇；教育14篇；迁移和流动6篇；暴力5篇；信息和传媒5篇；文化和社会5篇；环境1篇。当然很多作品不只有一个主题，而且不同的主题之间经常相互交织，同一主题还分为不同的地理背景。1995―2005年，《亚洲妇女研究》上发表了以政治为主题的文章为173篇，分别来自韩国、印度、中国、马来西亚、阿富汗、菲律宾、美国、印尼、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探讨妇女参与政治进程中体现了不同的地区色彩。《亚洲妇女研究》在编辑作品时坚持一定的学术标准，同时力求不冲淡女性主义研究的特色，在稿件采用上严格把关，采用率约为25-30％左右，几乎每篇稿件都要经两位专家的审核才能发表。《亚洲妇女研究》的栏目主要分为三大块：有关理论热点问题的女性主义研究论文；有关特殊主题的国家性或区域性报告；有关亚洲及世界各地新近出版信息的书评。此外，《亚洲妇女研究》也经常增加一些新的栏目，如个人口述、历史叙事、当代女性主义视角等。
《亚洲妇女研究》刊发的女性主义研究论文是这本杂志的重点，也体现了该杂志的特点：以参政为主题的论文占据多数，涵盖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如Yazawa Sumiko考察了，日本妇女的地方政治参与。Eliza lee把香港妇女政治参与率低归结为她们在私人领域里所扮演的母亲和妻子角色；Leela Kasturit和Kumud ShaHna探讨了印度妇女参与地方政治组织的困难以及选举过程中为妇女指定名额的问题；Chathukulam和John重点论述了韩国推进妇女政治参与政策的实施效果；Mustafa从多民族特征以及少数民族妇女权益的视角出发，探讨了马来西亚妇女的参政问题；Emadi Hafizullah探讨了武装冲突下的阿富汗妇女的参政问题；Doran则探讨了在菲律宾政治改革进程中妇女所扮演的角色等等。
除了以参政为主题的论文外，《亚洲妇女研究》发表的研究论文还涉及工业化、全球化下的妇女问题等论题。Maznah Mohamad在“灵活就业、新技术与女性劳动力：对马来西亚两个电子公司的个案研究”一文中认为，在马来西亚工业化发展的条件下，一方面资本主义得到强化，一方面妇女的社会地位越来越摆脱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影响。在科学技术的带动下，现代化生产工业不断自动化，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管理系统，新的管理策略为妇女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掌握现代化工业技术的妇女才是得到“赋权”的妇女。Kwong―leung TANG和Jaequeline在“实现亚洲妇女的权力：联合国妇女公约及其选择性草案”一文中，分析了被1999年联合国大会所采纳的消除亚洲地区歧视妇女现象的可选择草案的重要性，它为个人根据《消除一切对妇女歧视的公约》维护权益提供了法律程序，也为消歧委员会针对侵犯妇女权益的个案调查提供了依据。
《亚洲妇女研究》的一些作者既是女性主义学者，同时也是女性主义活动家。《亚洲妇女研究》刊发的国家或区域性报告基本上融合了学术与政治运动两方面的内容。Malavika Karlekar的“对印度赋权妇女的研究”，是探讨妇女组织如何发展壮大的学术论文，也是对印度女性主义活动的回顾和介绍。印度妇女组织为使女性摆脱传统性别观念开展了赋权妇女的特殊行动计划，一些妇女组织，如米左妇女联合会(Mizo Women's Federation)通过服务于妇女而达到赋权妇女的目的。一些女性主义活动家，如皮・桑库米(Pi Thankumi)奉献毕生的精力为妇女事业而奔波。Chiang Lan-hung的“妇女运动，妇女研究”介绍了台湾女性主义的发展变化，从1971年“女性主义”被译介到台湾起，经过Lu Hsiu-lien等女性主义先驱的努力，台湾女性主义运动取得了较大成就，台湾妇女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参政水平不断提高，1989年平等就业法案通过，1993年妇女研究会成立等。《亚洲妇女研究》刊发的书评有关于亚洲女性的书籍。如Cho Hv-oung和Chang Pilwha主编的《韩国劳动就业中的性别分化》，Joyce Gelb和Marian Lief Palley主编的《日本和韩国的妇女：延续与变革》，也有其他地区的女性主义书籍，如Marianne H.Marchand和Jane L.Parpau主编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发展》，Nora Okja Keller所著的《慰安妇》等。近年来，《亚洲妇女研究》也间或增添一些新的栏目，如历史叙事等。Chizuru SAEKI的“川岛芳子：中日关系中的政治与性别”就是从性别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以及有关中国女性研究的文章在《亚洲妇女研究》上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如李小江的“创造公共领域：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一个自画像”，杜芳琴的“发展中国高校的女性教育：学术，课程和机构”，穆江玉的“打工妹研究：从女性主义视角考察中国改革过程中的性别政策”等。
从未来的发展着眼，怎样与当代社会和世界范围的女性主义潮流同步是《亚洲妇女研究》面临的挑战之一。客观地看，《亚洲妇女研究》所刊发的有学术深度的作品还不是很多，缺乏专刊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此外，在学术自省的角度上，“亚洲妇女”这一概念本身也需要反思。Mary E.john在“对印度及亚洲妇女研究问题的反思，从印度视角思考亚洲的妇女与性别研究”一文中提到了这一问题。她认为，亚洲妇女研究的前提是认为有一个与西方相反或相对的学术共同体，但这一假设并不恰当，它出自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亚洲妇女研究》的创办意味着加强地区团结的努力。但是亚洲各国之间有着文化背景、语言、社会发展等方面巨大的不同，超越这些不同的女性主义群体是否可能?“亚洲妇女”是否能作为一个妇女共同体来分享我们的历史遗产、当前斗争和对未来的希望与恐惧?Mary E.john认为亚洲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不是增强与西方相对立的亚洲女性认同，而是扩大我们自身的地区疆域，立足于性别视角又超越性别视角，深入到阶级、种族等领域，进入更广阔的空间，这是很有价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