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后怀旧,60后反思70后致敬,80后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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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并不是指向过去，而和现在与将来有关。”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在“四代学子的记忆与对话”活动上如此说道。

作为50后，许纪霖说：“我的青春就在丽娃河畔的华东师大。”他记得35年前考入大学的第一件事，是时任校党委书记施平教授带领他们挖河泥来建设校园。这位毕业于民国时期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还让全校师生手拉手在共青操场上跳集体舞，在许纪霖的记忆中，“那时的华师大有种民国范儿。”

华东师大政治学系教授、60后刘擎当时参加了一个“振兴中华”演讲团，到北京汇报演讲，生活在耀目的政治光环之中。但当时关于人道主义与人的异化的一些思想问题的讨论，以及之后对这些讨论的压制，让活得特别主流的刘擎对自我开始反思。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梁文道所呈现的大学记忆，却是另外一种面貌。哲学家劳思光先生永远穿西装打一个蝴蝶结，不教书，偶尔演讲，在学校晃来晃去，跟哲学家、翻译家刘殿爵一起玩《易经》，经常坐在教职员餐厅门口，比赛预测下一个进来的是多大岁数、什么性别、什么样的人；牟宗三讲话有山东口音，大部分香港人听不太懂。他在黑板上写字、讲话，然后突然回头对学生说：“你老点头，懂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学生答不出来就会被臭骂一顿。

梁文道回忆起大学时代遇见的这群南下文人，很动容地评论道：“这些知识人当不了国师，因为没有附庸于任何一种权力之下。当大教授大学者，都有机会影响实际政治，但他们选择做国士。”

80后青年作家蒋方舟对大学的浪漫想象迅速地碰到了现实的墙。

“大学幻灭从军训开始， 教官、老师乃至所有人告诉你要服从，而且不能过问原因。”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蒋方舟写了《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表达了一些愤懑和不满。这封信刊出后，蒋方舟“简直成了学校公敌”。但也有同学对她说其实跟她想法差不多，只是不敢发言，还有老师暗中鼓励，她觉得慢慢地找到了一些同道中人。“当我的孤独感逐渐缓解，并发现自己不是少数，我就逐渐认识到自己并非唯一一个叛逆者。” 文 | 田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