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导向型外资制造业撤离的特征、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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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加工贸易区位优势不断削弱，在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和后发经济体“承接转移”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成本导向型外资制造业正不断从中国撤离，且呈蔓延之势。

一、当前成本导向型外资制造业撤离的特征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成本导向型外资制造业就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梯度转移。2010年美国采取一系列重振制造业政策吸引美资高端制造业回流，政策效应逐渐显现。当前外资制造业撤离基本上是在中国进行加工贸易的服装、玩具、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和器械、家具、机械和电脑等产业，主要属于成本导向型产业项目，而以中国大陆为销售市场的外资企业，目前还没有明显撤离的迹象，并且呈现出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土或迁至近岸制造中心、低端制造业迁往东南亚等后发经济体。当前，总体上看，外资制造业撤离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是跨国公司关闭在华直属工厂或出售在华工厂。前者如2009年耐克关闭其在华唯一直属工厂——太仓工厂和阿迪达斯2012年7月宣布将于当年10月关停其在华唯一直属工厂——苏州工厂；后者如新加坡三德水泥把在福建和云南的水泥企业出售给华润水泥，意大利水泥集团将在华业务以5.04亿元卖给西部水泥。

第二是大品牌商生产线转移。众多国外品牌商来华投资建厂看中的是中国“低劳动力成本、低租金成本、低原料成本”的要素优势，但随着中国各种资源优势逐渐消失时，许多品牌商逐渐把投资目光转向成本更低廉的国家。如法国服装品牌Barbara Bui在2010年将工厂迁至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

第三是外资代工企业追随品牌商转移。外资代工企业受产品工艺流程完整性的影响，很难独立生存，必须跟着转移。如耐克最大的代工企业泰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近几年来在越南开设了大量的运动鞋代工厂，导致2010财年越南取代中国成为耐克品牌鞋类产品最大生产基地。

二、成本导向型外资制造业撤离的原因

（一）美国鼓励企业回流本土政策的影响

美国在深受金融危机的重创后，采取了一系列重振制造业、鼓励美资制造业回流的优惠政策：2010年8月通过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暂时取消或削减制造业原材料的进口关税，该举措将使制造企业在未来3年内节省约3亿美元的进口关税成本；2010年9月出台了《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将为从海外回迁就业职位的企业提供为期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并终止为向海外转移工厂和生产企业提供的数项补贴，如免税和减税；对回流的美国制造企业给予20%的税收抵扣；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和多个州相继出台土地使用等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引起了部分美企正在从中国悄然撤退。2012年3月以来，美国佳顿公司、福特公司，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卡特彼勒等纷纷将大部分产品陆续从中国多家代工厂撤回本土生产。

虽然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十倍左右，但是凭借其丰裕的专业性人力资本对回流的制造业进行“资本——劳动”结合方式的转换，用更多的资本来弥补劳动量，以提高生产效率。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2011年11月的一份报告称，中国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和美国劳动生产率的优势，已促使一些美资企业包括电脑和电子产品、金属制品、机械制造、家电产品、化纤橡胶、家具制造等产业把生产活动迁回美国本土。并预计，在5年内30%左右从中国进口产品将重新回到美国生产，到2020年将有15%针对北美市场的美资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

（二） 中国加工贸易的区位优势日益削弱

中国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使“人口数量红利”不断消失。随着中国推行工资收入分配、资源价格等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人力成本、水电成本、原材料价格、运输和物流成本，乃至生活成本等呈现出连锁性上涨。按照十二五规划，中国计划到2015年将最低工资翻倍。假设福利开支不变，中国工人平均年均最低工资将超过3000美元，加上强制性的保险等福利支出还要上浮40-50%，全部工资成本至少将达到4500美元。政府行政效率低下，使外资企业的“政府成本”居高不下。国内专业性人力资本缺乏，且员工忠诚度低、流动性大，致使产品质量不高和生产效率低下。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全球化红利也在衰减，金融危机使作为世界最大需求端的美欧国家正在被迫调整发展战略，转变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力推“贸易再平衡”。中国的主要进口国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和不断提高贸易壁垒，削弱了在华外向型外资企业的交易优势，人为地增加了贸易成本，甚至直接阻碍了出口。此外，充分享有普惠制待遇的东南亚等国家如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等在出口制成品上更有贸易政策优势。在中国的人口数量红利、初级要素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正逐渐消失，而高级要素红利却尚未形成，最终导致中国区位优势不断减弱。

（三） 后发经济体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

后发经济体如印度、越南、孟加拉国等凭借要素成本优势加快承接中低端产业转移。以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柬埔寨还不到9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3000元左右。而且，后发经济体还采取优惠政策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如印度2011年出台了印度第一份国家制造业政策，采取发展工业基础设施，简化和优化管理改善商业环境以及建立“国家投资和制造区”的大型综合工业城镇等措施，以增强印度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后发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经过近几年的培育不断增强，与“中国制造”形成“同质竞争”。虽然，后发经济体在产业配套和熟练技术工人等方面尚不及中国，但通过进口可以解决零部件的短缺。2012年来义乌采购的发展中国家客商开始大量购买半成品或产品配件，他们把半成品或产品配件运回国内后，再进行简单加工就可销售，可节省很多成本。此外，外资制造业的迁入会带动不少代工厂追随转移，在未来5～10年后这些国家产业间的协作和产业内的配套会逐渐完善，其承接中低端产业转移的能力会更强。

（四） 重新布局全球供应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