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之考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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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古代的八股文科考取士到现今存留已久甚至仍然存在的应试教育，考试成了读书人必须面对的事情。多少人为了考试而学，怎么考就怎么学，考什么就学什么，奴役于考试，甚至频频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泯灭了个性及能力的发展，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而在近两百年前，曾国藩就对这种为考试而读书的观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对于科考应持以正确的态度，并且读书与科考并不相矛盾，即便是科考失败，也是“得不足喜，失不足忧”。
【关键词】曾国藩 考试观 读书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4-0058-02
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凡是深入学途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考试的问题。因为考试是衡量达到某种学业或者专业知识程度的一个尺度，是一种严格的知识水平鉴定方法。学习的目的之一当然是为了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但是若仅仅止于此，则未免会贻误自己。
虽然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国跨世纪的选择。推进素质教育不是一方面向另一方面施压和强加的过程，而是诸方面在平等对话中寻找交往的共同基础，进而达成共识，并将这种共识“现象化”的过程。然而实践界却对素质教育很茫然，甚至抱以“游戏心态”。大多教育实践者认为教什么就该考什么，怎么教就该怎么考；又因为考什么就教什么，怎么考就怎么教。这也反映了“应试教育”的强大社会势力。
归根结底，“应试教育”问题是社会经济问题。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社会阶层之间及行业之间差距很大、社会流动机制不够灵活，并且有着悠久的“读书做官”传统的社会，选拔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及相应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存在，一定时期可能还会很尖锐。对我国基础教育中近乎残忍的选拔竞争的事实有所体验的人都会意识到：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不是一个逻辑问题或者语词概念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应试教育体制中，学生学得的知识是应付考试的，在社会上未必有用。在未来急剧变化的社会中，重要的是可持续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方法，发现并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的态度和能力。这点早在近二百年前，曾国藩就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多次劝导子侄“勿以考卷误终身”。
一 “得不足喜，失不足忧”
读书为了科名，这是最直接、最实际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说法不但有其时代的合理性，而且也正是科举制度虽然有诸多弊端但却始终红火的原因。而曾国藩却独特地提出“勿以考卷误终身”，并批判科举制度为“此中误人终身多矣”。他认为某次考试的失利是不足为怀的。
他对自己的弟弟说，“四弟六弟考运不好，不必挂怀，俗语云：‘不怕进得迟，只要中得快。’……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业之不精耳。……洪弟考试不利，区区得失，无足介怀。……即使不能考中，去年家中既中一人，则今岁小挫，亦盈虚自然之理，不必抑郁。”
即使是决定命运的考试，他也认为“得不足喜，失不足忧”，认为应一直以发奋读书为主。
二 读书与考试并不冲突
曾国藩教导子女：读书与考试并不矛盾。他说：我们湖南只有彭薄墅先生看书略多些，自后无一人讲究者，大抵为考试文章所误。殊不知看书与考试全不相碍，彼不看书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诸弟此时无论考试之利不利，无论文章之工不工，总以看书为急。不然则年岁日长，科名无成，学问亦无一字可靠，将来求为塾师而不可得。或经或史或诗集文集，日总宜看二十页。
在读书上，他不但注重言传，还很重视身教。要求子弟做到的，自己先做到。1842年，他自订十二种功课，力行不懈：（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无杂，如日之升。（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看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5）读史：购二十三史后，其父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补，尔能圈点一篇，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从不间断。（6）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8）保身：奉其父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做养病。”（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10）月无望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累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11）做字：早饭后，做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做自己课程，不留待明日，越积越难清。（12）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的十二条功课自订立之日起终身坚持，后来曾手抄此“功课”，使其子弟们“效法”。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对待科举的态度是比较科学的。他既主张子弟首选走“科举正途”，同时又反对以“考卷误终身”。认为科举的途径不顺利就应早作抉择，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人生的安排。读书没有“中举”，就要在读书明理的同时，增长自己的真才实学。如果有真本事，就算没有考中，也不怕没饭吃。反之，如果没有学问，即使侥幸考中了，也没什么价值。
三 读书应为“进德修业”，不应死读书
曾国藩认为读书应以进德修业为主。“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并认为：“盖人有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之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如果一味读死书、死读书，只不过是“识字之牧猪奴”。
人生不过几十年，从小不立志读书，不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老了就会追悔莫及。他不断叮嘱曾纪泽：“你今未满二十，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要珍惜现有的优越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条件，趁年轻的时候要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读书不但可以进德修身，还可以陶冶性情。曾国藩认为从读书中能领略到古人的诗文韵味就是天下最大的乐趣，人生最大的幸福。他告诉儿子曾纪泽：“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
四 不“役役于考卷”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的家书中写道：“吾谓六弟今年入泮固妙，万一不入，则当尽弃前功，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搭截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温甫以世家之子弟，负过人之资质，即使终不入泮，尚不至于饥寒，奈可亦以考卷误终身也？”这是曾国藩以一种长辈的身份来提醒其六弟的，希望其六弟不要过度执著于功名科考，应早日为日后的生存做其他的准备。
学习的目的之一自然是为了在考试时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但如果学习仅仅为此，那么未免会贻误自己。不读书不行，读书仅仅是为了考试也不行。读书应该明理，只有这样，才能对考试持以正确的态度，才能广泛而深入地接受一切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这些应该以用为目的，而不应是为了考试而学习，然则如果学而不用，学与不学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家长不要只看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对他们能力的培养。只要有能力、会学习，学习终会有成就的。
曾国藩对待科举考试的这种正确态度对儿子曾纪泽产生了深深的影响，他后来“决意科名”、学而有成，也与此不无相关。
曾国藩并不主张让儿子过早地把精力放在科举考试所需的时文八股文制艺上，相反，他主张让儿子多读经史。他认为太早把时间、精力花费在制艺试帖上，不过是徒费时日，有害而无益。他自己早年的时候因为锐意功名，忙于应付科考，感到很多应该看的书没有看，应该精读的地方不过是草草地点读了一遍，导致做学问起步慢，欠功力，因此要求曾纪泽一定要多读经、史、子部古书，这样今后做学问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能够得心应手。后来，当曾纪泽因为乡试未中，决意摒弃举业，专心读经史，表示即使终老田园也无怨无悔时，曾国藩也给予很大的支持并认为这是明智之举。他给曾纪泽的书信中写道：“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吟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书中又告诫儿子，可以效法王羲之、陶渊明的胸怀宽广、潇洒倜傥，而万万不可学习嵇康、阮籍的放浪形骸和无视名教。
曾纪泽的朋友，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在这方面与曾纪泽达成了共识，均认为科举制度贻误人才。恰恰也正因为曾纪泽以平常心对待功名，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饱览群书，开阔眼界，宽广胸襟，并对算学、理学以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情地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
由以上诸多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认为，读书是为了进德修业，为了陶冶性情、提升气质。如果为了考试而读书，为了科考而读书，给读书加上了许多镣铐，使读书成了一种任务、一种功利性的工具，死读书，读死书，那么不但学不到知识，反而使读书成了一件痛苦的事，那不过是“识字之牧猪奴”。古人尚且明白这个道理，何况今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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