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与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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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9日,广电总局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及《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对已经“引起极大社会公愤”的“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问题着手整饬。这两份通知将《非诚勿扰》进一步推到舆论的“聚光灯”下。
虽然成了被整饬对象,但不可否认,单从收视率与网络关注度上看,《非诚勿扰》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有媒体报道称:自年初开播以来,《非诚勿扰》的收视率就节节攀升,江苏卫视频道副总监王培杰向媒体透露,该节目3月27日的全国平均收视率为2.48,超过收视老大《快乐大本营》(2.08),连续3周成为全国卫视综艺节目冠军。①
网络世界里,《非诚勿扰》同样是热门话题。我们以《快乐大本营》为参照,感受一下《非诚勿扰》在网络空间中受到的极大关注。如图1与图2所示,在4月1日至5月31日的时间段中,《非诚勿扰》的“用户关注度”日均约为100000,而同期《快乐大本营》的“用户关注度”日均约为50000,前者约为后者的2倍。不过,二者的“媒体关注度”差距则没这么大。
《非诚勿扰》这一貌似相亲类节目、实为真人秀节目的“新”媒介产品,凭着如此出众的收视率与关注度让江苏卫视信心大增。但是,与前车之覆――2007年被广电总局叫停的重庆卫视《第一次心动》――一样,广电总局的一纸通知再次给省级卫视泼了盆冷水。
这盆冷水来得并不意外。电视批评人士薛宝海在今年4月份就曾撰文指出:“最高收视率和受欢迎是两个概念,只有持续的稳定的高收视率才能代表受欢迎,任何一档电视新节目,都会在短期内有个好收视率,问题在于半年之后会怎样。按现在《非诚勿扰》的‘超常规发展’,再过几个月,要么就是收视率‘平稳下滑’,要么就是突然停播。”②话音刚落,《非诚勿扰》真的不幸被言中了,虽然目前来看尚未严重到“突然停播”的地步,但也面临“整饬”了。
说是不幸被言中,其实也是意料之中,因为中国的电视台不是商业媒体,而是中间性质的媒体――政府管控下可以追求经济利益的经营单位。与商业媒体不同,中间性质的媒体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个目标。虽然“两个目标”早已为传媒业的ABC,但是如何协调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现在是、将来仍是中国传媒业(包括政府规制部门与电视台)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非诚勿扰》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高经济效益不一定伴随高社会效益的事实。该节目犹如一列行进时紧盯收视率(经济效率)、却忘了轮子下面“轨道”(社会效率)的火车般飞速行驶,最终因“引起极大社会公愤”而遭到整饬。从历次“前车之覆”来看,相较于央视,同样覆盖全国的省级卫视似乎更易“出轨”。原因很简单,央视如名门出身,背景深厚,高高在上地沉稳着;而省级卫视则为出人头地,常选择剑走偏锋,希望出“奇”制胜。从现实看,出“奇”既可能“制胜”,亦可能“致败”。虽有此风险,可即使“致败”,身为国有的电视台常并无大碍。并且“致败”还常有“虽败犹荣”的味道――以冒险挣得的经济收益与知名度提升了电视台的地位。
既然如此,可以预见的是,省级卫视将会继续奉行出“奇”制胜的策略,推出各种各样吸引“眼球”的媒介产品;而广电总局还将继续在节目“引起极大社会公愤”时下发通知。省级卫视不会放弃尝试,因为尝试――哪怕是失败的尝试――带给它的收益都将大于不尝试;广电总局也不会放弃下发“通知”,因为,广电总局是“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电视台的上级主管部门。总之,广电总局与省级卫视间的“猫和老鼠”游戏还将继续,“出轨”与规制间的博奕短期内不会停止。
为何“出轨”
实事求是地讲,从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即使是《非诚勿扰》“引起极大社会公愤”,似乎也不能只是问责电视台,除了电视台,我们应多考虑几个方面:
首先,制衡的声音在哪里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人类既保存下来适应自然环境的身体基因,同时也沉淀下有利于人类持续繁荣的精神基因――真善美。并且,真善美总是与假恶丑及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大量灰色状态共存着。《非诚勿扰》的确将一些看似不真、不善、不美的价值观暴露在公众面前,但是社会本就不纯净,当某些不真、不善、不美的价值观大量出现时,真善美的价值观为何没理直气壮地将其视为靶子予以批驳,从而使公众有机会在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中擦亮眼晴,接受并践行真善美的价值观呢?
我们不妨将2007年英国ITV播出的第五季《名人老大哥》与当前江苏卫视播出的《非诚勿扰》做个简单的比较。
在2007年英国ITV播出的第五季《名人老大哥》中,以英国喜剧演员杰德・古迪(JadeGoody)为代表的一群节目嘉宾对另一位节目嘉宾――印度宝莱坞女影星薛芭・谢蒂(ShilpaShetty)多方发难甚至侮辱,他们经常批评她和模仿嘲讽她的口音、嘲笑她的生活习惯等――仅仅因为她是印度人。在《名人老大哥》那间大屋子里,上演着一幕活生生的种族歧视剧。在西方,种族歧视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其严重程度远胜过“拜金主义”。节目播出过程中,虽然ITV收视率一路攀升,但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吵开了锅”:许多观众对节目传达的信息非常不满,约3万人投诉到传媒监察机构,创下观众投诉的新纪录;节目赞助商中止赞助;社会主流媒体展开大讨论;专家学者通过各种途径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的首相布莱尔明确表示“英国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2007年1月19日,通过大众投票,杰德・古迪由于种族歧视被逐出英国电视真人秀《名人老大哥》,当其走出那间屋子时,迎接她的是一片冷清(一般情况下,节目参与者都会有自己的粉丝,所以当他们被淘汰出场走出房间时,往往会受到守候在门口的粉丝们的热烈欢迎),这一片冷清最直观地代表了公众的态度――种族歧视者不受欢迎。而薛芭・谢蒂则在最后一轮对决中赢得民众投票中的63%,于2007年1月28日最终胜出。
第五季《名人老大哥》与《非诚勿扰》有相似之处:第一,节目都类似真人秀;第二,节目都为电视台挣得高收视率;第三,节目都暴露出某些被批判的价值观。但二者亦有不同之处:社会各界的制衡声音使得第五季《名人老大哥》所暴露出的“种族歧视”问题最终被普遍认为是错误的,是应予批判的,而《非诚勿扰》所传递出的某些极端价值观却并未得到制衡。在《非诚勿扰》热播过程中,如果社会各界也对其所暴露的极端价值观予以批判的话,也许坏事会变成好事。但是,反观现实,一方面,我们没有看到制衡的声音形成足够强大的对抗力量,虽零星地听到过一些异议,但亦听到不少民众甚至是来自专家学者或主管部门的肯定。③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看到公然宣称奉行这种价值观的节目嘉宾受到冷落,相反,这些嘉宾仍有自己的粉丝,仍有看似光明的前程。原因何在?也许在于我们的社会批评家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弱化了;也许在于媒体更愿意将资源配置在能赚人眼球的极端人物身上(包括芙蓉姐姐、凤姐等),更愿意发挥娱乐功能而非社会协调功能;也许在于当今公众的价值观的确很多元,极端的价值观在公众中亦很有市场,不少公众更愿意去欣赏表露极端价值观者的勇气;也许现今的社会的确表现出较强的物欲特征……不管原因何在,由于缺乏各种制衡的声音,极端的价值观大声地“说话”了。
其次,行业自净机制如何
如果将电视台/栏目比做一列火车,行业自净机制则相当于这列火车的日常维护与预警系统,它可以凭借整个行业的力量与经验及时对来自公众的抱怨做出反馈、并实行自检,发挥政府规制部门与电视台间缓冲器的作用,以降低列车“出轨”的概率。从这个意义上看,行业自净机制看似是对电视台的约束,实际上是对电视台的保护。但与其他行业协会一样,隶属于广电总局的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未能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自净机制。没有自净机制的提醒,观众对节目的抱怨很容易越积越多,结果只能是节目快速触及政府与公众所能容忍的底线,速“生”速“死”。
电视台/节目需要寻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间的平衡,但却缺少走钢丝者手中的那根“平衡木”,为了使节目能走得更远,行业自净机制至少应扮演起走钢丝者手中“平衡木”的角色――在节目走偏时,可以调整它的“重心”。中国广播电视协会要发挥“平衡木”的作用,就需要与其上级单位广电总局间的分离更明确些:广播电视协会利用行业自净机制即时回应观众的抱怨及节目日常调整;广电总局则利用政府力量,及时制定可惩前弊后、且富预见性的政策。
再次,节目分级制缺位及传统媒体与网络的共振放大了危害
医生用药时,同样的剂量对成人来讲,可能救命,但对孩子而言则可能致命;同样的剂量,对于体格强健的人可能只会造成小危害,而对体质孱弱者,则可能造成大伤害。电视节目亦如此。少儿不宜的东西对成年人可能无所谓,但对辨识能力尚在形成过程中的未成年人来讲,就有可能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医生开药可以对症对人下药,但我们当今的电视节目、网络内容却不加分级地对所有人开放着,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接触的节目信息基本一样。
极端价值观对于价值观已定型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一笑而过的笑料,但是对于价值观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未成年人来讲,则可能会产生误导。根据百度指数,《非诚勿扰》的关注人群主力为20～39岁、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但亦有相当大比重的10～19岁、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见图3与图4)。虽尚不能科学估量《非诚勿扰》节目所展露的极端价值观对于那些价值观正在形成中的未成年人会造成多大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分级制缺位放大了极端价值观的危害。
此外,网络是个狂欢的空间。网络用户更多是抱着娱乐心态来找乐子的。在网络空间中,理性而严肃的深入讨论不怎么受欢迎,即使是批评,也是娱乐式的。网络对传统媒体事件往往做狂欢化处理,在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中,进一步增强了节目中所展露极端价值观的“娱乐”性质。
如何规制
应该承认,广电总局6月9日出台的两个通知自有其道理,但是,广电总局要让被整饬的对象彻底心服口服,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首先,“引起极大社会公愤”的判断需进一步做科学论证
基于“社会公器”的特性,媒体应承担维护“公共利益”之责,因此以“引起极大社会公愤”给电视台/栏目下发通知、予以整饬并不过分,但问题是需要整饬的《非诚勿扰》等节目所引起的“极大”社会公愤到底有多大,体现在哪些方面?到底给社会利益造成多少危害……至少从公开资料上看,以上问题并未得到科学严谨的回答。
其次,改善省级卫视的处境
处在中央电视台的巨大阴影中,与央视有着相同覆盖、相同“二次售卖”盈利模式的省级卫视,这些年一直在苦苦挣扎。央视在新闻、体育甚至电视剧上的优势都让省级卫视难望其项背,湖南卫视又在娱乐节目上走在众卫视前面,在这样的传媒格局中,近30家卫视拿什么“拯救”自己的广告市场?频道专业化、广电体制改革也许是改变这种尴尬格局的途径,但是此类“大”问题超出了电视台的视力范围,近期来看,省级卫视除了或在边缘地带冒险、或勉强维持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因此,从长远看,改善省级卫视的处境也许更有利于其克服短期冒险倾向。
简言之,中国电视产业的成熟仍需时日。中国电视产业的成熟不仅需要电视行业的自律、广电总局的规范调控、受众媒介素养的提升,而且还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整体改善。
注释:
①《〈非诚勿扰〉热播背后》,《国际金融报》,2010年4月19日,info.省略/news/view.php?id=11014
②薛宝海:《二批江苏卫视〈非诚勿扰〉:造假等于社会主流么?》,中华传媒网,2010年4月13日,info.省略/news/view.php?id=10873
③《广电总局力挺〈非诚勿扰〉》,《京华时报》,2010年4月1日,info.省略/news/view.php?id=10674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