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空间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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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4万亿，还要放开公民手脚、放开农民工手脚，解禁捆住他们的东西，在农民工还有承受能力的这段时间内完成政策调整，让我们的政策更加合乎老百姓的需要。
《新周刊》：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他自己炒股，他说中国这次股灾，受大环境影响，可能导致1000万中产阶层脱富返贫。以他自己为例，他大概有60万的资金没有了，这60万又牵扯到130万的资金动不了，他说他本想换一辆车换不了。这个1000万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好像是按炒股的账户人口和股市蒸发掉的数目的总量，然后按10％的比例算就是1000万人，他就这么估的。
吴思：他可能还说少了。股市大概有上亿户，这次的下跌程度达到70％还要多。按消灭的人数来说，应该是7000万。所以中产阶层就为股市这个事情他就扛不住。不过这个还要做更细的调查才能得知。他的思路不错。1000万这个数他大概估计了，可能要比估计的这个还要严重。
《新周刊》：我知道春节时你在农村做农民工调查，你在当地观察到什么?
吴思：我们的这个调查，跟踪了15年。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跟踪了300户农民工的打工情况，做的课题就是农民工的进城和返乡。当初样本选的是两个劳务输出的大省，安徽和四川。每个省选两个劳务输出的大县。每个大县选3个村子，上中下三等，每个乡选一个村，也是选劳务输出比较多的村，每个村选25户，合起来全国两个省4个县12个乡12个村300户，看他们为什么出去打工，在外打工挣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回来干什么事，用这个钱怎么干，就是跟踪这个。
我们这次去，重要的原因有一个就是金融危机有什么影响。我们去的时候危机都是传说还没表现得很明显，回来以后看到农业部统计的数字：说农民工失业可能有2000万，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调查的数还不能支持这个。农业部的样本大，是150个村的调查，我们只有12个村。他们调查的是150个村的村干部，我们是入户，一户一户地问。农民工当时还是很乐观的，我们那300户没有一户是不外出的，过完年还要外出而且都很有把握说能找到工作，但实际可能出去了还会回来。我们从农民工那儿听到的乐观想法我估计现在已经不那么乐观了。
《新周刊》：你刚才提到的2000万的农民工的失业人口，觉得现在这数据会发生什么变化?吴强：我们当时的感觉没那么多，按照当时的比例是15％，那我们采访的300户，按比例15％的话，也差不多应该有40多户，比如说我在的那个县，采访了70户，至少也得有将近20户的失业，但实际上，真的失业的只有两三户，而且没有一户不外出的，不过我们的样本小。
《新周刊》：有可能官方报的人稍微多一点点。吴恩：我们问村干部，你觉得过了年会有多少人出不去失业?他说我们村700至800人在外面，过完年估计有一两百人出不去，按照他估计的比例就是15％，可是我们真的去一户一户地问到了之后。他们没有一户不外出的，所以村干部的比例跟农户自己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当我们问2000万的数字是哪里调查的，他们说是村干部调查的，和我们对村干部的调查是一致的，但是村干部的估计是不对的。村干部对农户的估计是凭感觉说的，农户自己觉得挺乐观。不过也可能形势在发展。
《新周刊》：也就是说农民工失业问题没有预估的那么严重，“活路”还是有?
吴思：由于出口下降、建筑业开工不足，有这两个原因后很多农民工都感觉今年的收入会下降。不会像过去似的，迅速提高，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去年、前年，连年大涨。今年感觉就会糟一些，觉得肯定加班时间会缩短，没活干的等待时间会增加，收入预期下降，但是还是觉得能找到活。我问一个农民工妇女(跟了十几年基本都是中年人了)，那是我问了19户唯一一个真正失业了的人，她在上海打工的公司仓库失火，她是清洁工保洁员，厂子倒闭了，我说那你过了节还去不去，她说还去，为什么呢?首先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在上海，她去也不会多花房租，房子已经租了，就是多一个人吃饭，伙食费很低，两三百块钱，所以农民工在外面一个月只要能挣两三百块钱，在刚才说的条件下他就能糊口，他就不会回来。我觉得农民工对失业的承受力由于举家外出，由于他们对工资的要求是把在家务农作为机会成本，所以他们的承受力很大。
我还是问那个中年妇女，回去你能找到工作么?她说能找到。我说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她说我给人家擦皮鞋去，我说擦皮鞋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她说以前她擦皮鞋在上海到处被城管追着跑，被抄、丢东西，有一次还被城管抓起来砸了后窗逃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月至少能挣1000。那比那300可多多了。那顺着她的逻辑说，如果上海的城管不这么管，那一大堆人能增加就业。
《新周刊》：这意味着城市管理者需要重新面对农民工的吸纳问题，是要城市形象还是要给农民工生存空间。
吴思：这挺大的一个产业，不知道来自哪的这么一个规定就把行业扼杀掉，砸了一堆人的饭碗。这个也是可以调整的，照顾这些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给他们增加就业机会。改了之后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国家发展极其缓慢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是有发展空间的，就擦皮鞋这个例子而言就有空间。
有了4万亿，还要有那些放开公民手脚放开农民工手脚，解禁捆住他们的东西，在农民工还有承受能力的这段时间内完成政策调整，让我们的政策做得更加合乎老百姓的需要，把那些不必要的或者是为了一些三流、四流的目的如城市美观等牺牲了一流目的的政策进行调整。
《新周刊》：这是不是就跟总理的蓄水池理论一样，中国农民工是一个很大的蓄水池，就是有事做的时候都来，没事做的时候都回去，他们有存活的空间?
吴思：农民工有的是创业人才，他们其实这两年金融服务方面略有改善，就是抵押担保公司多了，他们如果能有好项目的话抵押得了，就是有可能弄出一笔钱来，当然农民的真正的民间银行还没有出现，但是农民抵押担保公司还是有的，就是农民一旦有这个市场，有这个需求，他又有能力也能找到资金，应该是创业条件比过去好了，但是还是不够好，就是他们取消农业税以后再伸手向谁伸手啊，向农户伸手理由不足，向这些工商户伸手，他们又比较肥，伸手也值得，这就成为重点的关注对象，所以他们的日子既好过又难过了。
《新周刊》，我为什么对梁漱溟老先生有好感，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他的最后一个落脚点就是他写的《这个世界会好吗?》，谈论他对世界的理解。如果要把这个命题抛给你，你看现在的中国，会怎样作答?
吴思：我只能说概率，60％～70％的可能会好，还有30％～40％的可能会发生动荡。从长远来说，30年一代人两代人应该是总体是好的，只要能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槛儿，就会很长时间的好，但是如果过不了这个门槛儿，就会有波折，这波折可能是30％～40％的浮动的，只能这么猜想。
《新周刊》：你说的这个政治体制的门槛在哪儿呢?
吴思：中国改革30年的经验是什么呢?或者是建国60年的核心经验是什么呢?就这个过程我们要给一个词语的话，就是自由定律：自由的空间与经济繁荣度成正比。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都跳不出这个圈，放开了就活了’活了经济就繁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