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先祖父的一幅字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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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来电话，谓“五之堂”书店要办一个已故贵州名人书画展，届时展品编号收进珍贵的纪念册。让我提供一幅先祖父的书法参与盛举，并建议再选一名家之作参加。
先祖父炳正先生（1910-1998），字景麟，朴学家，上世纪40年代曾在贵阳高校任教。祖父是一位学者，在诗词、散文、书法诸领域造诣也较深，尤以书法成就为高。早年就邮购了《三希堂法帖》、《龙门二十品》、《华山碑》、《金石粹编》等碑帖，照他的说法是“幼习书法”；晚年更是购置大量法书名画册子。有一次，内子在渊研楼看到装订成册的祖父临品，码起来有两三尺高，惊曰：“你看爷爷功夫下得有多深，难怪他的字写得这么好。”我知道祖父治学间隙，调剂神经之妙法就是欣赏书画和练字，他的书法还是有些影响的。1989年香港创办的《名家翰墨》杂志，主事者现已是大收藏家的许礼平就请他题写刊名。祖父的字，力之先生曾归纳为“雅而逸”，我以为这个评语是精当的。
遗憾的是，我手上只藏有两幅先祖父的法书：一是1983年春节我首次返蓉看他，他取出这幅立轴送给我，写的是荀子《劝学》篇。当时我对书法没什么感觉，对内容却深留心田。回家随手夹在一册书里，父亲看到，亲手托裱好，并配制镜框。我结婚时父亲嘱我挂在新房，我以屋小为托辞没有拿走。直到2004年搬进现在住的房子里，才取回挂在书房里。另一件是1991年我与孟骞结婚，祖父给我俩写的一副对联，内容是他“临时想出来的”：“晚成大器夸明允，古有令名传孟光”联语。这副对联我一直挂在家里，见者皆称字、意“双美”。
从1983年至祖父辞世的1998年的15年间，我们至少见了八九次面，却从来没有开口向他讨过一幅字。我们在一起主要是谈读书，其次是时事（他对政治走向的关注大逾常人）。只有一次，我说喜欢他新写的“读骚未敢称名士，拜赐犹应号散人”这副陆诗对联。祖父即说：“以后我给你写一幅我最满意的字。”但他“最满意的字”却始终没有写出，我也没有再问。小时候听父母说：“人家的东西再好也是人家的。”又说：“施与比接受更幸福。”父母的教育对我影响至巨，所以小时候没有背着父母接受过别人的东西，后来也一直觉得张口向别人要东西是失面子的事，即使至亲也一样。1994年进京进修，一次去北京师范大学朋友处耍，谈到启功先生，对方说老人就住在前面那栋小红楼里。我知道启功与祖父友善，记得祖父当年要辞掉“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之职时，启功还对人说：“现在还找不到有谁能替代汤先生的。没有办法，他还得继续当这个会长。虽然不情愿，只是‘但恨不见替人’。”四川大学博导谢谦给我写过两封信，两信都说起：“我当年读启功先生的博士，推荐书就是老人家写的。我的博士论文老人家也是评阅专家之一。”因有这层关系，我就起兴去拜谒。那天老先生兴致高、谈兴浓。我起身要告辞时，他一则挽留，一则有些诧异。因为彼时他正坐在写字台前，笔、纸、墨、砚触手可及，几张已写好的字也放在我面前。他说：“你是到这里而未提出要书法的惟一一个人。”祖父西行后，他的遗物按《继承法》竟转到与汤家无甚关系的人手上。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它们”从成都的一家书店铺天盖地散出，真是心如刀搅。我知道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冰山一角而已。面对网友询问，我也只说一句，“这是吾家伤心事”，不愿多谈。
末了，讲讲祖父的这幅《劝学》篇。其时我已开始自修，老人是想通过它告诉我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他曾对我说：“学习有了目的，还要讲求方法，你这些年专攻散文，总算有了目的。至于方法，首先是‘博’与‘约’的结合。一方面是博览群书，一方面是专攻散文；而在博览群书之时，一刻也不要忘记专攻散文这一最终目的。否则‘博览’就会变成泛览无归；‘专攻’就会导致目光短浅，两者都会使你成为终身读书、一无所成的失败者。”这些年，我在读书上有些斩获，不能不说与这幅字的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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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炳正（1910-1998），字景麟，山东荣成人。语言学家、楚辞学专家。1935年大学毕业后，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研究班，受业于章太炎先生，在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上不仅深受章太炎先生影响，又能随时展而不断前进。章太炎先生曾称其“为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他治学严谨，能于小中见大，于现象中求规律，对屈赋中许多千秋难解之谜提出新的结论与答案，受中外学术界所重视。
从抗战时期直至1948年，汤炳正先生任教于贵阳师范学院，并在贵州大学兼课。汤先生在贵阳开讲《楚辞》，常常学生满座、拥挤不堪，甚至有坐在窗外听讲者。
汤先生后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楚辞研究》主编、中国诗经学会和章太炎研究学会顾问。擅诗词，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以写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彩云曲》而闻名于世。著有《语言之起源》、《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渊研楼屈学存稿》、《楚辞今注》（合著）、《楚辞欣赏》（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