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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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儒家的“天下”，中国人之人生观，极大受孔子影响，儒家观念建立在古代传统之上，为此争夺尊严，有鹅湖之会的论辩和新亚书院的坚守。

中国文化，离不开两大主题，坚守与论辩。

坚守与论辩，打开来说，前者反求诸己，后者反求诸世间法则，一者是内观省察之学，一者论辩外延之功。既可看到中国文化，孔子“为己之学”的关照，也可以看到孟子“推己达人”的气象。在内观与外延之间，这里，有两个例子值得玩味，一者发生在唐末五代的黑暗时期，一者发生在现当代的时代集丛之列。

诸位，把目光聚焦到唐末五代时期，暂时不看儒家，借鉴一些佛教的文化记忆。佛教文化，经历唐朝，完成本土化后，开始由盛转衰，到了五代时期，宗风破落，经教衰败，但永明延寿大师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尺，孤独坚持，博极内典，终成大部《宗镜录》，调和净土宗与禅宗两大流派，孤明先发，影响了宋(元)明时期的佛教思维以及观察佛教文化的思想基础。永明延寿大师的修持与著述，代表了中国古人面对大变革时代内省坚持的精神特质。

古中示今，也要今中现古。亲近中国文化，离不开孔孟之教，聊孔孟，绕不开新儒家，品评新儒家，不得不说杜维明。青年时期，受教于牟宗三、徐复观，面对欧风美雨，捍卫新儒家尊严，回应西学的挑战，创新与对话，新加坡的实践更使得儒者风华辉煌。面对西学的辩难，杜维明先生的著述与作为，体现中国文化人格外延的辉光。

古也好，今也好，佛也罢，儒也罢，都是面对大变革时代、大挑战形势之下，展现出各自想法与做法的明体达用。对于当代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同样要面临着时代大势，30年改革开放实践，中国企业与个人继受了各异思想积淀和思想储备，能否成为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呢?

“新亚”的精神与气度

1949年，在历史学家钱穆的主持下，一群来自中国内地的学者，极艰难地创办了新亚书院。

钱穆揭示其办学宗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1949年秋，为解决战乱中滞留香港的学生就学问题，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在九龙桂林街一所中学里租赁两间教室，开办一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第二年春，改为日校，并易名为新亚书院。钱任校长，唐任教授兼教务长。

“新亚”，取亚洲新生之义。

新亚书院，既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理想，又注重训练学生的专业知识，把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和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校教育结合起来。新亚书院初建之时，校舍十分简陋。学校没有图书馆，一张长桌占满了学校的办公室。招生也相当简单，学生不需经过严格的考试。招生人数也不多，仅五十余人(一说十余人)。但学校教学质量较高，延请当时在港台的一些学术名流来此讲学。

1950到1955年期间，文化讲座共进行139次。1953年，书院得到雅礼基金会的一笔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又创新亚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以文化创新、学术研究为主要任务。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英国文化协会、哈佛燕京学社、香港政府等纷纷资助，书院因而无论从规模、条件上都有明显改观。

随着新亚书院与国际上的交往日益增多，其学术开始得到国际上的承认。自1949年开始，钱穆主持下的新亚书院。共15个春秋，经过百废待兴，最终得到了欧美的认可，钱穆还以书院校长身份受邀远赴欧美讲学和考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先后到此任教或讲学，他们或港台其他一些新儒家，都视新亚书院为中国儒学复兴的基地。

大师，似乎总是站在时代流俗的对面，为中国文化。坚守，激人心，鼓气象。

鹅湖之会，宋明理学的颠峰

传统文化，需要文化传统，才能形成有力的社会预期。

可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诸位不可忽视，就是“为己之学”。《论语》里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如何理解?解读“己”，是一个人一生的大学问，而且年岁越晚这个问题越棘手。

要了解，

“己”是一个确定一个人如何看待周围环境、人生、世界的标准。比如说一个环境中有十个人，每个人有自己的价值想法和要求，如果你以其他九个人的标准来衡量，并确定自己的标准，那将陷入彷徨。如果一个人以自己的体会为逻辑起点，那就找到了基点，但是不完全的自我，不是“不拔一毛而利天下”纯而又纯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这个“己”中有家庭(父子)关系、有等级(社会性)关系、文化传承关系等，一个自我与社会互动的“己”。这是一个“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己”。

最早，标明“为己之学”这说法的人，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

在宋明理学的历史记忆中，王安石远远不及“濂、洛、关、闵”诸家，但他政治改良失败的人间苦楚，朱熹与陆象山都感知品尝过。与君王“轮对”的不受重用，是好事，造就了朱、陆照远不照近的思想超拔性，以及不同的儒家思维格局。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由吕祖谦邀集，意图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两派争执。实质上，是朱氏“理学”和陆氏“心学”的一场争论。它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

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

对此，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

“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一方面，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

另一方面，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

会上，朱、陆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双方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如今，这座古寺也许是因为有这么一次重要会议，也许是因为朱熹住过，将其作为“书房”，作为教书育人之地，因而也叫做“鹅湖书院”。

“鹅湖之会”与韩国李退溪、奇高峰“四七之辩”并称为东亚儒学的两大争论，也成为探讨东亚文化的两大精神资源。

渐修与顿悟，一直中国文化、东亚文明争辩的两大课题，不仅代表宋明儒的论战颠峰，也是当代中国人认知“中西之辩”的定力来源。

书院，拥有当代意义

宋明时期的书院，是讲习之场所，也是养士之机构。

书院容纳了大量的文士，有千余名文士主书院讲席，更有一些文士以讲学为志业；各地的才俊被网罗到书院，来往的文士也常常造访书院。书院是一地的文化中心。胡适的《书院制史略》值得特别注意，此文主要内容分为“书院的历史”和“书院的精神”两部分。

1923年12月，胡适在东南大学的演讲道：

“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胡适作此断语之际，正是新文化运动展开之际，破坏旧传统是其重要内容，胡适的角色也是革新主将，更重要的是他是北京大学教授。此言论能让人看到“五四”并不是全盘反传统。也能让人看到他对书院非同一般的见解；而此种见解的得出，对西方大学教育的参照比较是大有推助之功的。譬如他总结“书院的精神”为“代表时代的精神”、

“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其中第三点更能见西方教育理念的映照。

中西映衬，更加说明了书院的当代意义。

书院文化，之所以有研究的必要，一方面是因为书院，这种特殊机构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功不可没，有其独特的价值；另一方面是由于书院对现今的大学教育模式有某种借鉴之用。传统的书院教育，也能为现代大学教育提供一些思想资源：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这不只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的精神追求，也是当代中国人的脚下之“根”和心中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