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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龙海(以下简称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你就与余又涵、李山、丁乙等一些当代艺术家一起参与了轰动一时的《凹凸展》,从那时起,是否已经在心里埋下了先锋的种子?请谈谈当时的情景?
吴晨荣(以下简称吴):在我大学时期,正值中国开放初期,是外来文化对我们冲击最大的时刻。当时丁乙、秦一峰及我们一些先锋青年在现代艺术创作方面都有实践,因此在1986年时,予生组织《凹凸展》,大家都积极参与了。在官方艺术一统天下的时代, 《凹凸展》作为一个前卫艺术家自发举办的集绘画、雕塑、装置、行为等为一体的现代艺术展览,其爆炸性是可想而知的。我仅是一个参展艺术家而已,因为不满意保守的艺术观念与手法,感到艺术应该是可以更加自由与新奇的,就用布、架子、石膏像等材料做了一个装置作品。现在想来这件作品实在初浅,但这也启发了我以后对艺术与生活的独立思考:应该去做自己喜欢和有感受的东西。
袁:在当代艺术家中,你是为数不多的具有理论思考写作的画家,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无畏先锋》有一定影响。它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吴:“89现代艺术展览”之后,中国现当代艺术开始全面兴起,最大特点是拷贝西方现代艺术,当时我就意识到这种艺术从根本上是没有价值的。为此我开始重新研究东西方艺术。《无畏先锋》的写作,正是源于我对艺术界对中国现当代艺术片面性判断而作出的反应。我认为,北方批评现实的泼皮与政治波普并不完全代表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因为上海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多元艺术无疑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而这个事实却被严重忽略了。这一方面说明了学术判断的全面性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话语权的问题,因为其他地区学者对上海现当代艺术并不了解,这说明上海理论家缺乏,没有人做此信息收集与研究。而我是上海现代艺术的亲历者,这些情况很熟悉,因此记录与分析他们的艺术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方便与真实的了,因此在2003年我完成并出版了此书。
袁:你既是一个大学教授,又是一个当代艺术家。近些年策划了《不同的选择》、《当代・笔墨》、《上海抽象艺术大展》、《上海国际城市雕塑双年展》等众多有影响的展览。你是如何做到的?每次策展,选题如何定位?
吴:我是60后,是理想的一代,又是个教书匠。开始做展览是因为大家有艺术探索,但作品进不了美协展览,所以只能凑钱甚至自己贴钱办展览,因为我组织的展览学术性强,所以影响就大了,机会也就多了。现在艺术展览非常多,有的就是把作品拿来挂好就算是策划了一个展览,所以绝大部分展览既无影响也无价值。当然也有一些展览确实影响很大,如体制或实力机构的,投入了很多资源与资金,各路神仙也都出动,但还是很快就过去了。原因是什么?而我做展览首先考虑学术,比如《当代・笔墨》,是因为我感到中国传统水墨已经严重不适应时展了,而以西方审美判断为标准的实验水墨在文化上也已失败,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在文化上完全自信的探讨当代水墨的平台。所以,《当代・笔墨》对海派文化发展有价值,艺术家认可,社会也认可,历史也会认可。首届展览当时就有几十家报刊杂志给予了大幅度报道。2006年的《上海抽象艺术大展》也是如此,因为我提出了“中国思考”这样一个文化性的概念,学术定位对了,就有价值……
袁:有评论家对你的作品评价为“率意而为,气势撼人……”在和你接触中,我也时时感到你的诗人气质。我发现你的画每过一段时间会有一些变化,是在超越。还是不稳定?近些年。你的作品为什么都以“气韵场”命名?
吴:我喜欢自由与性情的艺术,这与我的个性有关,也与我的追求有关,因为我喜欢人性的艺术,自由的艺术,天真的艺术。真实与自然也是我为人的原则。你能注意到我作品的一些变化,我感到非常高兴,那正是我所期待的。固定有利推广,但我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的作品应该是随着思考不断发展的。我比较喜欢毕加索,就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艺术固定,所以作品不是太极致也不是太成熟,反而留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固定在我看来是很可怕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意味着艺术的停止……我的作品以“气韵场”命名,表达了我这样的思考,中国的当代艺术不能以西方价值观与审美为标准,必须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记忆中寻找新的自我,宣扬中国文化精神。“气韵场”概念来自古代画论“六法”,其对艺术作品首位要求就是“气韵生动”,它无疑是中国艺术审美的精髓,也是我抽象作品追求的目标。
袁:从石涛“笔墨当随时代”这句话来看,不同时代就会有不同时代的艺术。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个画家,你是如何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吴:“笔墨当随时代”,讲的是笔墨,根本的就是不同时代要有不同时代的艺术。具体的讲,就是代表古代的必然是传统的经典艺术;机器时代,出现的必然是现代主义艺术;信息化时代是计算机、互联网与纳米技术的时代,诞生的就必然是当代艺术。当然,今天的人也能用传统的方法画梅兰竹菊,但是,画得再好,还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些作品不能代表这个时代的艺术,也不能反映这个时代的文化。
袁:中国抽象绘画,从吴大羽、李青萍等先驱,到当代赵无极,都做出了榜样的贡献。从世界美术发展史角度看。抽象艺术已是“过雨云烟”,那么。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展,繁荣起来的上海抽象艺术来讲,其意义又在哪里?吴:早期油画家吴大羽、李青萍等就曾经有抽象艺术的个别实践。而作为一种潮流性的文化现象,则开始于80年代,当时抽象艺术在全国都有发生,然而,在北方由于缺乏其生存发展环境,很快被批评现实主义的写实艺术所取代,而它却在上海得以驻留并逐渐得到很好发展,因为上海是最能接受消化外来文化的国际性城市,所以它的艺术当代性与特别性就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上海抽象艺术从早期的“拿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理念的艺术风格。因为,从中国美术史来说,它肯定是中国美术生态与绘画方式的 种补充。上海的抽象艺术,就是中国的抽象艺术。其次,上海当代抽象艺术“群体”的出现,也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又一种选择,它必然会成为世界抽象艺术宝库中的补充。
袁:在抽象艺术领域中,你最敬佩哪一位?受谁的影响最深?你走的是中西融合这条路吗?你认为只有中西融合才能国际化吗?
吴:从绘画的角度比较喜欢德・库宁与汤布里的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让我感动,让我内心震颤与流泪。
我的抽象绘画,不是在走一条中西融合的道路。虽然康定斯基确定了抽象艺术的概念,但抽象绘画方式其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我的抽象绘画所阐释的理念与审美都是中国文化的,因此在文化的本质上与西方的抽象艺术是不同的,是中国概念的。
关于你讲的中西融合与国
际化的问题,艺术的中西融合在我看来确实是一种国际化的妥协方式,但这种方式肯定是缺乏文化归属感的,因此也是没有意义与长久生命力的。所以国际化并不能简单地以中+西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艺术只有真正具有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与时代性了,才会得到其他国家人们的尊重,才会是国际化的东西。
袁:当代艺术的价格一度到了离谱的地步。已成为大款们追逐的目标,艺术正在慢慢被商业渗透,你如何看这种现象?
吴:冷静的看,我倒认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过去,当艺术品进入流通市场,它是一个主体,它的价值与价格可以通过许多可参考的标准来确定。但是,今天的市场与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资本运作的市场,艺术品有时仅仅是作为机构与有钱人资本运作的一个载体,因此我们已经不可能用原来的标准来确定它的价值与价格了,它必然会与资本与市场发生各种关系,所以它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我们艺术家应该要清醒,这个是与艺术没有关系、与学术没有关系的事……
袁:近些年,你的作品参加了许多国内外的学术性展览。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社会影响也逐渐扩大,很多艺术机构与美术馆开始收藏你的作品。你是如何看待你作品的市场价值以及未来的发展?
吴:60后学院背景艺术家的特点就是写实功夫特别好,我从事抽象艺术,是因为我对艺术学术问题特别感兴趣,对形而上的个人化语言特别感兴趣,虽然中国写实艺术市场远远大于抽象艺术市场,但我还是选择了抽象艺术的学术研究与创作。近些年,我的作品能够比较多地参加一些学术性展览或被收藏,我想这是对我学术精神的一种认同,同时也说明抽象艺术也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至于我作品的市场性价值问题,我始终认为那不是应该我去考虑的事,虽然这和我有一些关系,但根本还是画廊与市场的事情。其实,有学术的艺术必然是有价值的,你看,不管是真学术还是假学术,现在的艺术市场运作都是打着学术旗号进行的,所以,做好学术的艺术,必然是有市场价值的,至于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一要看你的学术能够走多远,二要看你的市场运气有多高……
袁:画家最终目标是实现自己的风格图式,如何把握一张画或一个画家的个性?从你自己的实践来谈谈?你认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到底需要怎样的素养?
吴:我认为一个好的画家是没有必要去刻意考虑这些问题的。中国的文化很深厚,艺术又无边,你只有认真去了解与感受,才可能具有独立的思考,通过不停的实践,你的作品个性与风格必然会慢慢水到渠成。我认为一个真正艺术家至关重要的素养就是人品人格与文化理想,有此才会有高度,才会有包容的气度、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才会有真诚与善良,才有可能经受住体制与功利主义泛滥等的影响与打击;缺乏真诚与善良的艺术,即使技术很好,也不可能真正打动人心。所以艺术的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有关文化与人品人格的问题。
袁:你一年能创作多少满意的作品?能说说观众应该如何来理解欣赏和解读你的作品吗?
吴:我一年创作的作品大概在50件左右,但我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完成一幅作品后,过不了几天就不满意了,因此,我会经常修改自己的作品,有时还会毁掉,自己满意的也不多。对于我作品的解读,首先我认为观众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抽象艺术与具象艺术不同,它不是唯一图解说明性的,而是与观众发生互动关系的。因此看了我作品,如果你感受到了其中的率意、大胆、天真与激情,以及蕴含其中的“气、韵、意、神”,体会到我的自然、率真、热烈的情感信息,那么我说,你已经看懂了我的作品!那正是我所表达的和所期待的,你是我的知音了……如果观众还需要进一步从学术层面了解我的作品,大概有以下几个特点:顺其自然的哲学理念与自然而为的创作方式,在看似杂乱无章的“场”面上制造着有机而必然的“序”;追求气韵为尚的形而上的审美,注重作品的自然表达与整体气韵关系;思考“人性与社会”的矛盾关系,强调画面的笔触、色彩与肌理的情感穿透力。
袁:北方画家都很抱团。办展也声势浩大,上海画家却一直处于“松散”状态。即使很有价值的展览,宣传的力度也差强人意,“松散”的状态对上海的艺术发展有什么影响?
吴:从社会性效果和影响看,任何事情,只要抱团,必然会产生大的影响,艺术推广与艺术家宣传同样也是。确实,北方画家很抱团,办展览声势浩大,画光头,画艳俗,马上会出现一批又一批潮流,把中国的艺术市场搞得天翻地覆。但是,如果我们从艺术学术和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我认为上海画家的松散状态反到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从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角度是非常有利的,是一种好的氛围。因为在当代艺术的价值判断方面,艺术的独立性、个体性是非常重要的,任何趋同的、模仿的、潮流的艺术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此,上海艺术家创作的独立性,艺术的多样性以及低调的态度,正是体现了艺术独立性的品格,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上海能够出现林风眠、吴大羽等诸多艺术大师的原因。
袁: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中国的艺术已经非常红火。成为了亚洲的艺术中心,并引起了世界的注目。对此,你对今天中国的艺术现实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吴:今天中国的艺术确实非常繁荣,是百年难遇的好时代,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自信。但这些繁荣在我看来总体还是市场性的,如果从艺术、文化与历史的学术层面看,真正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中国当代艺术我还在期待中。因为一个文化真正繁荣的时代必然会出现一大批文化艺术大师,而这个我们也在期待中……我们的艺术现实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占有公共资源的体制艺术继续存在,体制艺术最大的弊端就是为领导的要求创作;另一方面是被市场追捧的所谓当代艺术,其本质是以西方价值与市场判断和资本为依托的,其实也是迎合潮流而缺乏独立性的;再有一方面就是独立自由艺术,既不属于体制,也没有资本支持,但他们有独立品格与文化理想,我寄希望于他们,但他们现在实在是太边缘太弱小了,所以这必然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