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愁思赋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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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悲秋”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相较于《诗经》和屈原的《离骚》，宋玉的《九辩》以异质同构的模式和对社会、人生、自然的自觉意识开启了悲秋主题的先河。宋玉正是利用思维的跨越性，以想象和联想为核心，充分调动宇宙的能量，为抒情服务。本文主要利用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异质同构”原则和“整体性”原则对宋玉《九辩》中的悲秋主题及相关意象进行分析，旨在研究宋玉悲秋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宋玉悲秋；宇宙能量；异质同构；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3）10―0095―02

“悲哉！秋之为气也。”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悲秋”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相较于《诗经》和屈原的《离骚》，宋玉的《九辩》以异质同构的模式和对社会、人生、自然的自觉意识开启了悲秋主题的先河。宋玉文学意识的觉醒，让他充分意识到人的本质及自我能量的可怕，他甚至被自己的发现惊呆了。他能够认识到自己是自己，别人是别人，自然是自然。并且意识到文学就是表现出自己，表现出自然，表现出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尤其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凸显自我。宋玉在此基础上更深地表现了民族的觉醒，表现出民族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对民族与自然关系的感悟，深化、细化了民族情感。70年代末，黑格尔提出“理念大厦”的口号，并宣称理念内部充满了矛盾的扩张，并能够外化成各种物质形态；但马克思却认为，黑格尔的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如果换成唯物主义辩证法，这种思维就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也许很久以前，当时的宋玉就已经参悟出 “能量大厦”的观点，即能量能够外化为各种物质形态。就是说，宋玉意识到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本质是借自然力量强化人类的情感能量，意识到文学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能量不断激增的过程，并且借此使其表现手法体系化、细致化、深刻化、内敛化。

宋玉正是在这种清醒的意识中，逐渐摸索出人的能量与自然能量的统一点，也就是西方心理学所说的异质同构理论，但是他又不得不生活在力图控制自然又无法控制并敬畏自然的矛盾中。最终，宋玉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这无法改变的矛盾中找到了完美的契合点，即文学需利用宇宙的一切能量，借自然的力量强化人的情感力量，这也就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宋玉的悲秋也正是建立在这种本质的基础上的。从宋玉开始，中国的悲剧传统正式登上了文学的历史舞台。

一、宋玉悲秋与“异质同构”

“悲秋”，是普遍存在于中国民族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即由人生一事联系到自然的草木一秋，节候更替，生物的自然生长与灭亡都不免引起人们对生命盛衰的慨叹。说：“物质的进化总是由低阶段向高阶段进化，只是不同的学者和思想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所说的物质进化，也就是生命哲学的表现，即生命的本能和生命的冲动，例如火山爆发和对人生价值实现的强烈追求。但是在进化的同时个体生命必须受宇宙和自然的制约，因而，生命个体敬畏自然，恐惧自然，并由此形成民族心理“悲情”的集体无意识。正如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人生就是学习死亡”，提到这种集体无意识，就不得不说到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意境。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将意境的定义描述为“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这就说明，在文学作品中，情与景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文人受外物的感染，抒发感情，这种主观的情感因景而生，又反过来作用于景。就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宋玉正是利用思维的跨越性，以想象和联想为核心，充分调动宇宙的能量，为抒情服务。也就是说，宋玉能够运用自然的能量来创造各种意象，为自己抽象的情感找到一个形象的物质外壳，思维作为一种超能意识的特点也正是通过这种文学意识的觉醒而显现出来的。格式塔学派是20世纪兴起的，它对心理学派有着广泛的影响。关于审美体验，这个学派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学说，即“异质同构”说：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物理性（非表现性），一种是表现性。在格式塔心理学派看来，审美体验就是对象的表现性及其力的结构（外在世界）与人的神经系统中相同的力的结构（内在世界）的同型契合。也就是说，在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人的视知觉组织活动和人的情感以及视觉艺术形式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一旦这几种分属不同领域的“力”的作用模式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就能够激起人的审美经验，这就是“异质同构”。例如，一个土块的破碎能够自然而然地唤起人们对同样生命幻灭的恐惧，一棵小树的枯死也同样能够唤起人们对死亡的悲叹。正是在这种“异质同构”的作用下，“非物质的心理事实”与“客观的物理事实”达到了某种契合，从而使外在的、客观的事物表现出内在的意蕴来.。这一理论从“心-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将人的生理领域、心理领域和外在对象视为彼此关联的整体，是现代文艺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突破性创新”。从某种角度来看，宋玉充分运用自然能量来强化能量的方式正与格式塔学派异质同构的观点不谋而合。

下面我主要借宋玉悲秋的几个意象来看看其思想根源与自然能量的异质同构性。

在《九辩》里，宋玉借自然的力量塑造了好多意象，如秋气、秋水、秋夜、白露、严霜、凋树、落花、暮秋、黄昏、月缺。这些来自于自然的力量与宋玉的情感力量产生心灵的契合点，大自然的生存规律和宇宙循环的本质给了宋玉综合的悲感，宋玉的悲情又经过整合移于自然景物，这也就是格式塔所说的异质同构性。自然的力量对人类情感的力量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悲剧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宋玉登临的哀婉悲秋，自然中景物的变换，节候的更替，让他感悟体验了生命盛衰的过程，生命的个体存在于浩渺的宇宙自然中时，天地的广无边际，山水日月的永恒往复，就会引起人们生命短暂、人生渺小的凄然感叹。然而宋玉正是将这种对自然力量的正视和敬畏巧妙地用于表现情感，并强化情感。宋玉似是能在这自然的节气中反照自己，感受同样的生命律动。无生命的事物尚且如此，那么鲜活灵动的生命体如“鸿雁”、“寒蝉”、“鸡”这样的自然力量则更能唤起宋玉心中的审美体验。“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雍雍而南游兮，鸡啁哳非悲鸣。”“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创作主体进入客体之中进行关照，客体因之也以其情感投射物的形象呈现在作者面前。燕子辞别的舞蹈，寒蝉无声的静默，鸡低婉的悲歌，都刻画得生动传神，并能进一步融入作者主体的人格精神，将“物性”与“人性”巧妙地融于一体，以强化其悲怨之情。作为同样两种生命体的存在，它们似乎心心相通，雁的思归也正是我渴望归乡的情感驱动，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心物同构。

二、宋玉悲秋与“整体性”原则

在宋玉悲秋意象生成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究，那就是宋玉在运用自然力量深化情感力量的创作过程中，他完整的辞章却并不是把对象大卸八块，再随意拼凑成一个意象；相反，他使用一种模糊不清的朦胧、直觉、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对象，把对象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力图把握其全景和深层内涵。单个意象如此，多个意象的组合更不例外。宋玉《九辩》中其悲秋的意象首先建立在“异质同构”的基础上，并企图合力获取辞章的整体美和意境，但这个过程绝不是对各个意象精密透视之后的组合。这正符合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性原则，即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整体决定部分要素的性质和意义。著名文学批评家艾略特曾说：“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一句话说，是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要做到最终的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能立刻唤起那种情感。”在这里所说的，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正是“整体性原则”的具体体现。无论是情感还是意象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都有一个主旋律，全文则围绕该主旋律层层展开。

下面我们主要结合《九辩》进行分析。作者宋玉在首章即写出了暮秋让人悲伤的景象，为下面抒写怨情安排了一个适当的环境，并提明“我”离乡背井，客居他乡，为下面字句中“意”与“象”的融合及辞章的进展做好铺垫。纵观全文，宋玉所塑造的“整体意象”综合起来为其所要抒发的“整体悲感”服务。其整体悲感主要来源于对自然和人生辩证哲学的敬畏，和中国文官制度对文人造成的永恒悲感。

谈到宋玉的整体悲感，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中国人骨子里的悲剧性格。中国是一个四面环山、一面环海的封闭式国家，它地大物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的经济方式，落后的生产力无法对自然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因而自然对于居住在这里的食草民族有着强大的神秘感，致使他们崇尚自然，并且对自然有着本能的恐惧感，他们力图控制自然，却无能为力。从宇宙本质的观点入手，人作为物质形态，就必须履行宇宙能量等级跃迁的本质，即在保存现有的生存状态基础上，极力改变现存状态，并努力进军更好的状态。但是按照这种理论，能量越强，漏洞越多，生命也就越脆弱。这也就是文学、艺术、哲学、人生的永恒矛盾。人们总是奢望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基础上发展进步，但是事实并不能遂人愿。人作为物质形态，他们必须遵循生命哲学，源于生命的本能和冲动趋使他们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但是庞大的自然又让人们意识到生命的渺小，一种无意识的危机感油然而生。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人与自然的矛盾和物极必反的人生辩证哲学是中国人民悲剧性格的主要来源。自宋玉的文学意识觉醒之后，这种普遍的悲剧性得以登上文学的舞台。

另一个根源也就是中国的文官制度。提到文官制度，儒家思想可称其为始祖。组成文官制度的主要是两个元素，一是帝王专制，二是贫穷的文人。自古就很少有明君与贤士能够密切配合的例证，名君与贤士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体现了当时政治的主旋律。在社会制度中有人制和法制之说，所谓人制就是明君和贤士配合来完成统一，这也就有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漏洞，即专制；所谓法制，就是法律说了算。当时的中国实行人制，使得中国的文官制度也渐趋畸形，文人除了当官无事可做，“学而优则仕”（《论语》）和“学成文武业，卖给帝王家”（《西游记》）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畸形的文官制度致使中国文人都有怨妇情结，他们总以被丈夫抛弃的妻子和无家可归的弃儿形象出现，似茫茫人海的漂泊者和失业者。中国文官制度的畸形趋势让中国文人成为政治的乞丐，他们总是羞羞怯怯地向君王呼喊：“圣明的君主，请赏识我吧！”他们的低姿态，似是在向君王摇尾乞怜。他们不敢直面向帝王申诉反抗，这也正是文人多以含蓄、委婉的笔触抒情的原因。正是中国文人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使他们能够作为中国民族的头脑，将其本阶级的悲剧通过文化和思想扩散为整个民族性格的悲剧。宋玉作为专职文人和文学意识觉醒的领头人，也通过悲秋将抒发贫士不遇的郁结展现在世人面前，并成为此后历代文人效仿的焦点。

悲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源则是整个民族的文化情感积淀，它主要源于整个民族对自然感悟的升华。这里所说的对自然的感悟，来自于整个食草民族，并反作用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发达的史学为文人提供了一种沧桑的历史纵深感。宋玉在传统中国悲秋文化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人格，赋予了秋意象丰富的精神内核。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共性，又体现了宋玉强烈的个性特征。在这里，宋玉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将农民、最低阶层对人生、自然的感悟加以锤炼和综合，使其更加深刻化、内敛化，并以此借文学和思想的力量感染整个民族。

这三种悲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成为“悲秋”的精神内核，并以“构”的形式贯穿于《九辩》始终。它就仿佛一条隐形的丝线，将文中各个意象巧妙地串联在一起。所有意象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宋玉悲秋意象的整体性原则。这些外在的自然力量，被宋玉以情感符号的形态串联在一起，以一个整体的形象来抒发综合悲感。

三、结语

宋玉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伤春”、“悲秋”的传统，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借景抒情的基调和基本表现手法，其对情景交融及意境的创造也起到了一定的典范作用，自此宋玉悲秋成为重要的文学典故。本文主要结合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原则和整体性原则对宋玉悲秋的主题和意象进行分析，力图在自然力量和情感力量的融汇上进行新的尝试。试图对这位古典文学悲情的集大成者借自然能量开辟的情感表现的新天地加以分析，对人与自然的一致性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开启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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