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叔叔的故事》浅窥王安忆的小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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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王安忆是当代文坛一位十分难得的作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她始终都在努力地探索和创新，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以期能在艺术世界里有更大的突破，在这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虽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但作为一位有着较强艺术才华和艺术追求的作家，她的成就也是毋庸置疑的。在这期间她创作了一批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因此在近几年的当代小说界和文艺理论界也受到了不小的重视。王安忆对创作中的诸要素有一个从直觉到自觉的过程，而且，从90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的小说观。本文将具体选取一篇，笔者认为比较能集中体现王安忆小说观的作品――《叔叔的故事》，以它为线索来对王安忆的小说观进行浅窥。

关键词：王安忆 《叔叔的故事》 讲故事 独立性 技术 小说观

王安忆是当代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从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一直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一度成为国内各大权威文学奖项的新宠，是当代一位颇受关注的作家。台湾出身的旅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于其小论文《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中，谓“王安忆是继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1]，高度评价王安忆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以及自身创作实践的行进，王安忆一直都在努力探索和创新，以一个勇者的姿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以期能在艺术世界里有更大的突破。本文将以其1990年初刊于《收获》上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为主要线索来浅窥王安忆的小说观。

一.创作动机

中国古代一直都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说法，在《叔叔的故事》这篇耐人咀嚼和反复思考的中篇小说中，似乎就体现了作者王安忆这种大气而深沉的气质。

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2]。在《桃之夭夭》中也有着类似的开头：“关于她的出身，弄堂里有许多传说。”[3]然后才开始了关于笑明明故事的叙述。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王安忆似乎是有意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讲故事的角色。笔者认为，这是王安忆小说一个颇具特点和意味的叙述方式，她总是试图以一种尽量客观、尽量真实的创作视角向我们展示她的作品，用《叔叔的故事》里的话来说就是“讲故事”。

90年代初，王安忆在反省自己80年代的小说创作时说：“我总是去选择那些深刻的、高远的、超然于具体事务之上的思想，作为我观察生活的武器。而实际上，对真实的生活我心里已渐将淡漠了。因此，当生活中有巨大的冲击来临时，……这些观念瞬息间粉碎了，没有东西支撑我去对世界作出判断了。我有一整年的时间没有写小说，我甚至觉得以后再不能写小说了。”[4]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窥见王安忆的创作困境的，因此在《叔叔的故事》的一开头她便这样写道：“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关于我的父兄…我选择了一个我不胜任的故事来讲，甚至不顾失败的命运，因为讲故事的欲望是那么强烈，而除了这个不胜任的故事，我没有其它故事好讲。或者说，假如不将这个故事讲完，我就没法讲其它的故事。而且，我还很惊异，在这个故事之前，我居然已经讲过那许多的故事，那许多的故事如放在以后来讲，将是另一番面目了。”[2]一个“终于”道出了创作的急切和兴奋，同时也展现了，王安忆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沉寂之后，想要重新上路、力求突破和创新的欲望。

在《叔叔的故事》里，王安忆延续了她一贯的第三人称叙述风格，而且似乎还有意加强了这种叙述的表现力，“他与我并无血缘关系，甚至连朋友都谈不上”[2]。笔者认为，这样的叙述人称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原因：第一，是为了获得一种相对客观和公正的立场，让作家尽量免受创作主体的主观影响，从而在作品中获得一种相对客观和真实的审美效果；第二，是为了获得一种叙述的方便，默认的全知全能，可以使作家在讲故事的时候，免去不少需要绞尽脑汁的过渡和交代，或者是某些“言不尽意”的东西，从而获得了一种叙述的方便；第三，就是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里提到的，“恰巧在这一天里，因为一些极个人的事故，我心里也升起了一个近似的思想”[2]“他的警句和我的思想接上了火，我的思想里有一种优美的忧伤，而我又要保护我个人的故事，不想将其公布于众，因为这是与情爱有些关系的。所以我就决定讲他的故事，而寄托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自私的、近乎偷窃的行为，可是讲故事的愿望多么强烈！”[2]，一方面是因为叔叔的故事于我能产生某种类似于共鸣的情感，另一方面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动因；第四，是迫于作家工作的性质和使命的要求，“传播并接受某人的警句，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将真实的变成虚拟的存在，而后伫足其间，将虚拟的再度变为另一种真实。现在，故事可以开始了……”[2]，传播和讲述故事，似乎本身就是写小说人的天职。

这样的身份定位和创作动机的缘起，构成了王安忆小说观的起点。

二.小说自身的逻辑

阅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应该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这是一篇很特别的小说，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会感觉作者和你贴得很近，作者似乎已经从以往惯常的隐蔽的幕后策划的身份中跳了出来，然后和你面对面坐着一般地，在给你一边讲故事，一边剖析着她的故事是怎样成型的，是怎样一点点思考和筛选的，包括这其中的困境和抉择的痛苦。因此，在故事的行进过程中夹杂了很多与叙述格格不入的议论成分。

王安忆常常把写小说比喻成盖房子，笔者认为在向人们展示艺术的脉络和肌理，袒露和剖析故事成型的缘由，故事材料的选择等方面，《叔叔的故事》和王安忆对现代派小说《百年孤独》的阅读和鉴赏是有着相通之处的,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就是“《百年孤独》不是在造房子，它是在拆房子，但绝对不是像所谓‘后现代’那样一下推倒算数，不讲任何道理，它拆房子很有道理，有秩序，有逻辑，一块砖一块砖拆给你看。当它拆下来以后你才看到房子的遗迹”[5]，它们向人们展示的都是这房子的内在结构和肌理。而在这其中夹杂的大量的议论成分，笔者认为是为了探索和剖析的需要，是属于表现手法层面的东西，为了服务于思想传达的一种需要。

这比起王安忆以往的小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和突破，在这里王安忆似乎是放下了一些东西，一些被她称之为“游戏”的东西，变得更真诚了，就只是那样简单的想要向我们讲一个故事，一个别人的，被她在小说中称之为“叔叔”的那个人的故事，就像她在小说中说的那样“要把这一个故事说得清楚、完整、合乎逻辑，成了我这一阶段生活的惟一目标”[2]“我将根据我已有的叔叔的材料，尽可能合理地想象这个故事，使其不致离题太远”[2]“否则，叔叔的故事就不完整了，对于我们讲故事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遗憾和失职。”[2]关于故事的完整性，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特别另起一段对其进行强调，“叔叔的故事的结尾是：叔叔再不会快乐了！”。[2]

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窥见作者的努力和突破的，她似乎是在努力地使自己归零，归位到一个最初的讲故事者的角色，她的目标也只是要把一个故事讲清楚、完整、合乎逻辑。这在80年代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的王安忆是很难能可贵的，不管这种尝试是否能够最终到达彼岸，笔者认为，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值得绝对肯定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讲，与其说这是一种归零的心态，倒不如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高度，是对小说艺术本身规律的一种尊重和遵循，体现的是一个作家对创作诸要素由直觉到自觉的转变和成熟。我认为在这一点也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小说作为艺术门类的一种，肯定是具有它自身的逻辑性和独立性的。王安忆的转变和发现也正好是和她自己的小说观相契合的，在王安忆的《心灵世界》中，她就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5]。这样的认识在《叔叔的故事》中同样是有表现的，“故事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它自己已具备了发展的动力，不允许任何犹豫不定和模棱两可，它只有一种选择了，无论对与错，它已别无选择。”[2]通过这样的努力和探索而获得的蜕变，在王安忆以后的作品中是可以窥见相应的痕迹的。同时，这样的蜕变，也可以说是王安忆以后作品成就的一块重要基石。

三.小说的情节和语言

在《心灵世界》中，王安忆反复提及小说的技术问题。乍一听，这似乎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写小说，在传统的观念中不是应该跟作家的天分，生活经历，阅读积累和文学素养，以及社会历史的大环境这些因素有关联的吗？这么偶然、艰深、神圣的工作怎么会和技巧，这种可以后天学习的东西挂上钩呢？但王安忆以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经验和理论的自觉性，确实又把这两者联系的有理有据。而在《叔叔的故事》中，这种所谓的技巧主要体现在王安忆对故事材料的选择上。下面，笔者将从情节和语言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

王安忆在《心灵世界》中，关于小说的情节和语言，有这样的一段论述：“现实生活的情节我称作‘经验性情节’，小说的情节则称之‘逻辑性情节’。日常的语言我称为‘具体化语言’，小说的语言则为‘抽象化语言’”[5]。这里王安忆主要探讨的是现实世界的材料和小说世界里材料的关系和区别，从某种角度上讲，经验性的东西是人人都有，而且通常是零散式的、感悟式的，他们会成为诗歌和散文很好的材料，但往往很难连缀成一篇情节连贯跌宕起伏的小说，这大抵就是生活中不是处处有传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因为小说的发展是需要线索和动机的，而这些正是现实的经验所缺乏的。因而，就需要作家主观能动的选择，把这些经验性的情节进行设计和整合，再适当的加以想象的因素，让它在一定的动机的驱动下进行发展，从而形成一篇逻辑合理的小说。

在《叔叔的故事》中，这种考虑是很明显的。在“我”列举了一大推关于故事主人公叔叔的材料后，有这么一段论述：“我只须从叔叔三次叙述中挑选一次，作为我讲叔叔的故事的材料；或者是将三次结合起来，这符合我们一贯遵循的创造典型人物的原则。我想：我选择第一次叙述中的那一个真诚的纯朴的青年，作为叔叔的原型；我选择第二次叙述中的那一个具有宏观能力且带宿命意味的世界观，作为叔叔的思想；我再选择第三次叙述中的那篇才华洋溢的文章，作为情节发生的动机”[2]在这里，王安忆就非常明确的提到了情节发展动机的问题，它必须是符合小说发展逻辑的，而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再现。因此，构成情节发展的材料是需要在小说的内在发展动机下进行设计和整合后，才能用来构成情节的。

语言的问题同样如此，现实生活中的语言往往是具有局限性的，用王安忆在《心灵世界》里的表述就是：“现实生活的表达语汇是一种具体因而狭隘的语汇，它无法直接地运用于艺术”[5]。这是一个很显然的问题，如果现实生活中的语言能够不加选择，不经过思想和艺术的过滤就直接运用在艺术中，那么艺术似乎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而王安忆认为：“完美的艺术应该是这样，自成一体。完美的艺术必定有一个完美的语汇系统”[5]。从这里是可以窥见王安忆的艺术追求的，真正的艺术一定是独立的，自成一体的。因而，小说中的语言虽然是来自于日常语言的，但这种艺术性和超越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这些就体现了小说家在组织创作小说时候的技术问题，用王安忆自己的观点来说，这是可以进行后天学习的。

结语

《叔叔的故事》通过“我”对“叔叔”的生活的叙述，写了“我”与“叔叔”两代知识分子在人生经历和生活态度上的不同，并试图对一个时代进行“总结与检讨”。被学界认为是一部对当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也被不少评论家认为是王安忆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和飞跃，是其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

本文的着眼点主要在形式的层面，而不是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是通过对小说的创作动机到小说自身的逻辑，小说的情节和语言等三个方面的分析和探讨，来窥探王安忆的艺术探索和小说观的。运用的主要是作品和理论互证的方法来进行探讨的，进而得出了以下结论：小说虽然和它所依存的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艺术的本质上讲它依然是一个自成一体、独立、自给自足的世界，是有着自身内在逻辑和规律的东西。

参考文献：

[1]王德威主编.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M].麦田，城邦文化出版,2008.

[2]王安忆.叔叔的故事[M].业强出版社,1991.

[3]王安忆.桃之夭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4]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5]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刘玲俐，襄樊学院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0812班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