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企业转型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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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出口行业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出口企业的创汇需求逐渐淡化，就业创造功能或将终结，出口企业转型势所必然

中国出口企业所面对的将是一个历时甚久的变局，整个国民经济可能因此需要作出痛苦的调整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如同一户穷人家，家里兄弟众多。一天，当家的把大伙召集起来说：“咱们家要富起来，不是没可能。有一个办法，咱们看别人家需要什么，咱们就造什么，然后卖给他们，这样既能给咱们家挣钱，还能买工具来垦咱们的地，多找生计。”

30年前，一贫如洗的中国，就这样选择了“出口外向型”作为经济起飞的途径。

30年间，“穷兄弟”们办起了出口企业，给中国“挣了钱”――2008年上半年，每三块钱的GDP里就有一块钱来自出口；又给国人找了“生计”――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

然而，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出口企业还要继续承担这两大任务吗？

针对这个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张雪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研究员徐忠和《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给出论断――出口企业的创汇需求的逐渐淡化，就业创造功能或将终结。

三位研究者赴苏、浙、粤、鲁四省，通过对以纺织、轻工、电子和机械等重点出口行业为主的330家进出口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撰写了《我国出口企业的就业创造与成本变迁》（下称《报告》），论述了中国出口企业必须面对的新形势。

《报告》指出，创汇已不再是一个紧迫要求。因为当年囊中羞涩的“穷人家”已经“盆满钵满”――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口6666亿美元，积累了全球最多的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在就业方面，出口企业无疑已做出巨大贡献――2006年，与外贸直接相关的从业人员已达8000多万人。

也正出于就业的考虑，当中国出口企业遭遇2008年外有全球经济放缓、内有宏观调控吃紧的两难局面时，领导层深入基层密集调研，听取“难”声一片，动了“恻隐之心”；从防过热、抑物价强调紧缩，到出口退税回调、为中小企业放松信贷等一系列措施的转变，不难看到“照顾”出口企业的用意。

《报告》认为：治标之策或可解一时之困，但中国出口企业所面对的将是一个历时甚久的变局，整个国民经济可能因此需要作出痛苦的调整。

创造就业能力渐弱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出口产品就是在出口劳动力。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出口企业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此后几年，出口企业如海绵般吸收着大批劳动力。2005年，就业增长达到了一个高峰，被调查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增长了28.3％。

这些就业岗位更多惠及外来打工人口。2005年所调查企业外省员工数平均增长52.7％，几乎是总体增幅的2倍。

但此后两年，越来越多的企业进行了裁员。2005年有28.8％的被调查企业裁员，2007年这一比例升至36.4％。与之相比，辞退了外省员工的企业比例更大――2005年29％的企业外省员工人数减少，2007年则有41.7％。其中，又以纺织行业减员最甚。

每年新增岗位的幅度也在下降。2006年和2007年，被调查企业职工人数平均分别增加20.2％和11％。相应地，外省职工的人数增速也放慢，分别只有29.8％和19.5％。（见表1）

《报告》认为，这说明，外省打工者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不太高的工作，一些小企业为节约成本按订单组织生产，没有有利可图的订单就不生产、订单减少就缩减生产，在此情况下，最先解雇的是外省打工者。

出口企业这块“海绵”吸收就业的能力在减弱――这反映了外需的增长赶不上出口增长的速度的事实。不难预见，这一趋势若持续下去，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内陆的劳动力输出省份。

“进城热”后继乏力

出口企业新增就业的放慢，解释之一是劳动力有效供给增速下降――招不到那么多人了。

几年前，招工似乎再简单不过――只要在门口贴个招工布告，总有源源不断的人上门求职――其中大部分是所谓“农民工”。吸引他们放下农具走进工厂的重要原因，是高于农业劳动所得的企业工资。

几年来，出口企业员工的工资逐年增加，2005年-2007年三年增幅分别为8.7％、11.7％和9.1％。

但与各年的名义GDP增速相比，各省的出口企业工资增幅均偏低。如2005年广东名义GDP增长了35.3％，而出口企业的工资增幅仅有11.6％，不足前者的三分之一。2007年，除了山东差距较小，苏、浙、粤三省出口企业工资增幅都比名义GDP增幅低9个百分点以上。（见表2）

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在提高。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助农民增收；2007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也迅速上升。这意味着，农民选择进城打工，要放弃的代价越来越大。同时，通货膨胀居高，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在上升。一旦他们发现城市工资上涨并不快，很可能就会打消进城的念头。于是，近来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

《报告》认为，过去几年中出外打工者已达较大基数，故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将放慢――所谓“劳动力剩余”的时代，可能进入尾声；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尽管仍保有一定竞争优势。

难以转嫁的成本

出口企业新增就业放慢，另一个原因是企业有效需求变小――不愿招那么多人了。

近年来，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的高企、工资的上涨都给出口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成本压力。但成本高了，价格却上不去。

据调查，虽然近九成企业的主要产品成本有所上升，却只有不到六成产品的出口价格得以提高，能把一半以上新增成本转移给下游企业或消费者的企业只有四分 之一。

可见，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中国出口企业的议价能力有限。《报告》中首次对中国沿海地区出口企业通过提价转移成本的能力进行了估算：企业大约只能将24.70％的上升成本转移给下游企业或消费者。若是该行业本来就产能过剩，或是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多，则转移成本的比例更低。（见表3）

既然提价难度很大，压缩成本就成为企业扩大利润的必然选择。如何做到？一半以上（50.6％）的企业认为要通过“提升管理和生产效率”。

换言之，用更少的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减少无谓的浪费――提高现有雇员的技术水平、加大资本投入等，而不会像以往那样大举招工。

再加上200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不景气，国家宏观政策也着眼于放慢出口缩减巨额顺差，生意更难做的企业更需考虑缩小雇工规模。

“成本正常化”压力

在以上两方面的趋势下，出口企业大规模创造就业的景象恐难重现。

不过，即便是裁员，也不见得能有效削减出口企业的成本――如果说出口企业成本有上升压力，主要也来自人工成本之外。因为人工成本在所调查出口企业总成本中占的比例并不大。

即使是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也是到2007年才超过了四分之一。综合各行业，2007年人工成本仅占总成本的17％――虽然保持了上升的势头，但主要是对原有低工资的调整，这样的调整还会持续。中国的出口企业成本继续降低的空间已很小。据调查，86.43％的企业成本低于国外同行或基本持平，其中13.56％的企业成本低很多；大部分企业（63.5％）认为进一步降低成本的空间不大。

不过，问到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多的企业回答的是“市场”和“人才”，超过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

这说明，出口企业并不局限于计较“成本”，而更看重一些供求基本面的影响。

国外买家是否有消费的意愿和能力，直接关系到中国出口企业的饭碗――这是不能左右的外部因素。但企业自身人力资源的素质，却能决定产品档次和生产、管理的效率――正如那句电影台词，“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

与此同时，大部分企业并不认为“资金”“环境成本提高”“工资上涨”“土地”等因素是太大的挑战。的确，从土地，到劳动力、银行信贷，再到能源等大宗商品，这些投入品的价格都被政府人为压低。这正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竞争优势的主要原因。

此外，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人民币币值的长期低估，都在为中国出口“保驾护航”。

这种“保护”难免要引来竞争对手的“不平”。海外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一些国家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并非有意与中国为难。

“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限制“两高一资”行业出口、人民币加快升值等一系列政策的相继出台，显示出被政府压低的主要投入品的价格向市场定价靠拢的趋势――扭曲了的成本，可能终将回归正常。

而走出了低成本“温室”的中国出口企业，生存之本更在于提高劳动力使用效率、企业管理水平和产品的质量规格。

为购并“搭台”

面对种种挑战，出口企业自有应对打算――但《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企业并没有打算转向内销，大部分企业仍力求在本行业中通过提升产品、扩大规模等方式立足。

可以预见，“优胜劣汰”将会是中国出口企业即将上演的一幕，那些仅在扭曲要素价格的“温室”中才能生存的企业将退出舞台。正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先例，这段时间正是企业并购的良机。

因此，政府的要务就是为企业的购并创造良好的条件，取消在此方面的一些制度限制，尤其应防止地方政府干预企业跨地区购并的问题。

政府也无需过于担心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给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由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劳动力的价格――工资并不会大幅上升。相比之下，需警惕的是刚换届后的地方政府新一轮的投资冲动，更有可能煽热经济，推高通胀。

《报告》认为，中国发展多年来所形成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大量的熟练劳动力，以及较好的基础设施，都是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不可替代的优势，中国的出口企业仍然大有可为，而正确的政策导向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