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搭建了一个中立的平台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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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ISC）是诞生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国际环保公益机构，在世界20多个国家开展过90多个项目。2007年ISC进入中国，先后在广州、北京、上海设立了地区办公室。作为一个美国背景的NGO，ISC似乎懂“中国特色”，几乎所有的项目都特别注重与中国各方，包括政府、企业、学术界、公益组织一起合作，其在扬州的低碳社区项目，还得到了扬州政府划拨的2000多万专项建设资金。一个国外NGO怎样融入中国扎根发展，这是大多数机构会面临的“梗”。在这方面，ISC的经验值得借鉴。
借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主席乔治·汉密尔顿George Hamilton来中国之际，本刊记者和他详细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的“中国特色”，乔治·汉密尔顿告诉记者，在进入中国之前，他花了整整一年来了解中国。
谨慎探底
可持续社区发展协会（以下简称ISC）从何时开始进入中国？
我2006年来到中国，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了解中国的情况，走访了100多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和高校，希望能确立在中国的环境健康、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资源能效等领域提供真正的支持和影响的工作策略。2007年ISC在中国注册，参照美国已有的发展模式，再结合中国本土情况，在有限的资源下开展工作。那段时间我遇到了很多充满激情的NGO组织领导者，但是我发现有的NGO的能力还是有限。NGO有很多类别，在北京等地方有不少发展成熟的组织，但在广东就相对较少，特别是一些独立的组织相对较弱，缺乏足够的外部资源和经验。
你们来到中国，选择怎样的方式与政府和民间组织合作？
我们向来倾听来自不同群体的声音，政府的、社区居民的、NGO组织的以及企业的声音，了解之间的联系后，提出我们的工作策略，聆听他们的建议，但保持我们的独立性。人们认可我们所提供的支持是因为我们保持立场中立，一切为了解决问题。我们搭建了一个中立的平台去解决问题。我认为我们ISC的角色是帮助本地机构更容易做到正确的事情。也许15、20年以后，当这些机构都拥有了相当的能力时，我们便能功成身退了。
目前，我们主要工作在能力建设。比如我们在支持工厂可持续发展方面有一个很好的项目，一方面能综合地帮助工厂解决环境、健康与安全的问题，一方面提供方法和工具帮助他们实施可持续发展生产：我们向工厂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让他们有能力和途径去提高资源利用率；每年接受我们培训支持的工厂员工有几千人次。而当政府或者国际品牌向工厂施加压力，敦促他们改善环境和条件时，他们能懂得如何做到。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工厂有能力更容易和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你们在江苏和广东提供怎样的培训？
我们在江苏和广东两省开设了“环境、健康与安全培训中心（EHS）”，选择这两个省份是因为有许多跨国企业在这里设厂或者他们的供应商在这里设厂，我们是一个国际组织，与许多跨国品牌都建立了合作关系，那些企业无论在哪个国家进行生产活动，都会积极履行工厂能效评估，推动他们的供应商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与我们的意愿吻合。通用电气、阿迪达斯、沃尔玛等企业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在中国的分公司或工厂非常配合我们的国际工业能效培训和推广（中国项目），他们的管理人员还与ISC工作人员、能源专家一起为中国其他公司的管理人员提供能源管理培训。
在江苏，我们先后和四五个城市的市长以及其他官员洽谈过能源管理、环境管理的项目，我发现中国的官员很有热情和动力去做项目，但是他们希望我们能提供直接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期又一期的培训，我想这就是中国和美国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吧。
目前，你们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我认识到，在中国，政策不是主要的问题，如何执行政策才是。有的省份根本达不到中央政府和法律规定的环境指标，例如减少碳排放的指标。我们那时候意识到，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帮助各省各地提高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而我们选择在广东省率先开展与企业、政府、民间组织的合作，是因为广东省工业化水平非常高，被誉为“世界工厂”，温室气体排放量比较高；同时，我们了解到广东省相对开放包容，允许我们在这里进行与节能环保有关的试点项目，因此将广东设为我们的第一个试点省份再合适不过了。
在广东我们发现工厂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和能源消耗的主体，会由此产生许多环境健康问题。工厂的碳排放与污染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城市则是一个涉及未来的问题。于是我们将工厂和城市确立为我们工作的重点方向。
环境问题就是全球问题
可持续社区应该能为社区成员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这需要健康的生态系统、良好的管理体制和经济安全，目前中国的情况如何？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完成了令人惊叹的转型，这从中国的政策变化可以看出来。比如说，越来越多的政策关注环境健康、粮食安全、水污染领域，这反映了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关心，与此同时，这些问题也正是过去中国把全部重心放在经济发展的副作用。所幸，现在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在努力挽回和构建。
我们机构的理念是，能否有一份好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人们还需要有质量的生活。这就离不开好的环境、安全的食物、健康的孩子。可持续的社区应该是居民在满足基本的物质基础之外，还能互相信任，互助互爱，共同解决本地问题，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社区的核心。
中国提出建设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多年，然而困难重重，在你看来，是什么阻碍着中国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快到难以后退一步，思考如何发展城市。我觉得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政府建立更多更紧密的社会网络，把社区、公民、企业工厂、本土民间组织联结起来，为所在的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各出其力。社会网络的建立会使工作进行起来更有弹性，有助于一些宏大的计划落地。在中国我看到了社会各界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与热情，但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实际进展。ISC也希望能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做点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做了那么多项目，分享成功的可持续社区发展经验，传播可持续的价值，协助企业进行能源管理创新。
中国的环境问题目前非常严重，是否有好的解决办法？
只要中国下决心要治理，环境变好是有可能的。美国上世纪50年代也遇到过严重的污染，无论是水体污染还是空气污染，那是一个环境很糟糕的年代。从60年代开始，我们慢慢清理了河流污染，改善了空气污染。有位中国官员跟我讲过，中国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去解决问题，因为环境问题太密集地发生在这二三十年间。这证明政府是有决心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也很有希望解决环境健康问题。ISC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机构来到中国开展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有治理经验和技术可以与中国共享，帮助中国实现低碳转型，因为我们知道环境问题不仅涉及到健康，还涉及到气候变化，那是对整个地球的影响。
在开展跨国合作项目中，你最大的感触是？
环境问题就是全球问题，我们认为多国间、乃至全球性的合作有助于共同管理我们的环境，各国各出己力，能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我们在美国有许多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项目，连结了300多个城市几千位城市规划人员，通过同行学习，让实践者有能力并更容易实施解决方案。但是光在美国做项目是无法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所以我们在中国、印度等等国家都有相对应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美国、中国、印度是三个大国，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们非常重视在这三个国家推广能源管理，提供环境问题治理方案。
ISC推动中国和美国政府共同推广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工具，在中国所使用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是与国际接轨的，也同中国国家标准接轨。中国在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推广可再生能源方面比美国积极得多。我们在向工厂经理人、工程师介绍我们的温室气体核算工具时发现，测量并分析温室气体在中国工业中变得越来越常见。我们在中国推广的这一套核算标准与在美国已使用的标准是一样的，并没有降低或提高。
中国最新的五年计划制定了很严格的国家环境标准，在政策制定上，中国已经表现出比美国更大的决心。
我们就是NGO，也在跟中国政府合作
你如何看待中国NGO发展状况？
在中国，NGO应该还处于初期发展的阶段。最近广东省颁布的一些政策，例如开放NGO注册，并开始与NGO合作，对国际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就是NGO，也在跟中国政府合作。NGO除了能力建设，还需要专业化，包括如何与政府沟通合作解决问题。相信随着时间增长，中国在这方面专业的人才和知识也能与日俱增。中国目前的NGO还都比较年轻，需要时间成长和建立信用，我对NGO在中国的发展表示乐观。
目前，你们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什么？
ISC的资金来源非常多样，包括政府拨款补助、企业捐款、基金会和个人捐款。ISC中国的运作资金主要来源于总部，总部负责分配资金给各个国家的ISC分支，为各国的项目提供资金。
在中国和在美国开展环保项目各有什么不同？
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很多环保计划都是自上而下开展的，往往由中央发起，地方贯彻；然而这种模式的一大弊端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脱节，中央将一切都规划得很完美，在制定全国节能减排计划时将目标定得很高，比美国的目标还高，而且态度坚决，要求地方政府积极配合。可是基层人民理解不了这些政策，导致计划难以落地。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中国政府那样的权威性，但是各个州乃至各城市自发性很强，善于制定因地制宜的节能减排法规，以自下而上的形式，为联邦政府作出示范，以推动全国性的立法。
美国的环保NGO在美国环境事务和议题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美国，环保组织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他们会提出与环境有关的倡议，并监督污染排放者是否遵守环境法律，是否有超额排放等违法行为，为污染排放机构提供能力建设支持，认可清洁生产的工厂，实施公众环保教育项目，推动政策改变。
NGO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就好像一个发声渠道，帮助公民表达关于环境事务的意见，也让普通公民的声音被决策者听见，并建设性地帮助决策者制定解决办法。NGO常常能增强各方合作，并倡导以解决方案为中心，成为政府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政府没有精力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更需要与企业、NGO和学院等多方合作共同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