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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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银行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对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样本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股权集中、银行风险和银行规模也影响了银行高管薪酬的决定；股权集中和银行风险强化了银行高管薪酬与绩效之间的敏感度，而股权制衡则弱化了薪酬绩效敏感度。
关键词：高管薪酬；银行绩效；薪酬绩效敏感度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performance affects the compensation of executives in commercial banks according to the data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ies som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ensitivity. Overall，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salary incentive for the executives of banks and the performance， at the same time，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risk and scale of banks influence the executives' compensation of banks.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risk strengthen the sensitivity， while the balance of equity weakens it.
Key Words：executives' compensation，bank performance，the sensitivity of the executives' compensation and performance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4-0020-05
一、研究背景
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产生了企业内部的委托关系。企业股东（委托人）与高管人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是企业中主要的委托关系。由于不完备契约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同时由于高管人员与股东之间目标和利益的不一致，使得高管人员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可能会采取有利于自身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并不是最大化企业股东的利益而有可能会损害股东的利益。为了尽可能减少或避免高管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分歧，减少成本，股东应当给予高管人员一定的激励，其中，高管薪酬是最主要的一种激励机制。将高管薪酬和企业业绩相联系是西方国家体现激励制约机制和解决问题的一种通行做法。经过多年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认为高管薪酬应该与企业绩效相挂钩，这样能够协调高管人员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使得高管人员有动力去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得股东利益也最大化。
二十世纪中后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Murphy（198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业绩正相关；Jensen和Murphy （1990）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其考察了各种高管薪酬对业绩的敏感性，结果发现股东财富每变化1000美元，高管人员的财富就变化3.25美元；张俊瑞等（2003）对国内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建模分析。而另外一些学者却发现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较小的相关性，如Aggarwal和Samwick（1999）发现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几乎无关；周佰成和王北星（2007）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魏刚（2000）发现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并不存在“区间效应”。由于企业薪酬绩效敏感性研究实证结果的差异，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影响薪酬绩效敏感性的原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John和Qian（2003）对于银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随着企业负债比率的上升而下降，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下降；Jensen和Murphy（1990）得出相同的结论，发现企业规模越大，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就越低。Harvey和Shrieves（2001）发现大股东的存在增强了企业薪酬绩效敏感性而高管的年龄却对薪绩敏感性有显著的负影响。国内，张必武和石金涛（2005）实证研究了国内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改革对高管薪酬水平及薪绩敏感性的影响。
而在银行方面，Barro等（1990）较早研究了银行高管薪酬，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银行高管薪酬变化依赖于银行绩效的结论；与此相反，Houston和James（1995）却发现银行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较弱的相关关系。Crawford等（1995）实证研究了银行管制对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近些年来，国内银行高管的薪酬急剧增加，有人提出疑问，银行高管人员的薪酬为什么那么高？银行高管薪酬是否与银行绩效相联系呢？针对这些问题，国内学者做了诸多努力和探讨。但是国内对于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很少，代表性的有曹廷求和段玲玲（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农信社绩效之间较弱的正相关关系。邵平等（2008）探讨了国内上市金融企业高管薪酬绩效敏感性的因素分析。
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业高管薪酬等信息的披露较为完善，因此关于银行高管薪酬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银行本身的不透明性，银行高管薪酬等数据的披露很不全面，因而制约了该领域相关研究的展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国内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数据披露存在的不透明性，因此国内对于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研究仅限于一些上市银行或上市金融机构，与已有的同类型文献不同，本文利用对山东省中小商业银行的调查数据来考察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相关问题，期
望能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选取与研究方法
已有国内外关于管理者薪酬及其与业绩之间敏感度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上市公司数据（魏刚，2000；李增泉，2000）或者特定样本公司数据（杨瑞龙，2002）；使用银行数据研究管理者薪酬（邵平等，2008）的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希望运用246家中小银行数据完成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分析，为理论界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我们于2008年对山东省内的银行机构公司治理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对象包括28家农村合作银行和218家农村信用合作社；问卷内容分为基本情况、股东和股东大会、理事与理事会、监事与监事会、内部管理控制制度、激励机制、行长及其他高管人员、外部环境、财务指标等9大部分226个问题，涵盖了银行机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内容体系。本文从中选取股权结构、银行风险、银行特征、高管特征及高管薪酬5个方面的7个变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所用的计量经济学软件为Stata10。
（二）变量定义
表1详细描述了7个变量的定义方法。
高管薪酬指标，我们采用调查数据中在银行领取薪酬的最高前三位高管的薪酬总额；银行绩效指标，我们采用了国际上惯用的roa，roa为银行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控制变量方面，我们加入了股权结构、银行风险、银行特征和高管特征等变量。股权结构方面的变量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和外部股东持股比例 ，第一大股东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并保证对银行的控制力往往会派驻管理人员，但是根据监管要求被派驻的管理者只能在银行领取报酬而不能在第一大股东处领取报酬，因此第一大股东具有提高管理者报酬的动机，我们预测这种动机将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而上升；外部大股东经过对控制和收益的权衡之后，会倾向于从银行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产生降低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动机，希望将绩效更多地转化为股利分红，故预测方向为负。
银行风险与高管人员的薪酬安排息息相关。不良贷款比例 衡量了银行的资产质量，而这种资产质量是由行长或主任的经营决策直接导致的，那么作为银行经营后果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否会影响高管薪酬敏感度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预测方向为负相关。
Jensen和Murphy（1990）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就越低。而对于银行而言，银行特征（银行规模）是否对高管薪酬和薪酬绩效敏感度有影响，我们在实证结果中将给出答案。在此我们假设银行规模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与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负相关。
高管特征（行长年龄）也是影响高管薪酬和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可能因素。Gibbons和Murphy(1992)通过对1971―1989年1493个公司2972个管理者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接近退休的管理者往往会拥有较强的薪酬绩效敏感度。我们选择了 这个虚拟变量，将35岁到55岁分成4段，分别以自然数1-4表示。
（三）模型构建
在定义了主要变量之后，我们进行了模型构建。为了检验银行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即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我们以高管薪酬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以银行绩效roa为被解释变量，将股权结构变量s1和outs、银行风险npl、银行规模size和高管年龄age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计量回归模型I：
其中，ln（mc）为高管薪酬的自然对数，是被解释变量；roa为主要解释变量；s1、outs、npl、size和age为控制变量。
为了检验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因素，我们同样以高管薪酬的自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加入银行绩效roa、股权结构变量s1和outs、银行风险npl、银行规模size和高管年龄age等变量，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变量与银行绩效roa的交叉乘积项，构建了计量回归模型II：
其中，ln（mc）为高管薪酬的自然对数，是被解释变量；roa为主要解释变量；s1、outs、npl、size和age为控制变量。
基于以上模型，本文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具体研究步骤如下：（1）我们用银行绩效对高管薪酬进行回归，探究银行高管薪酬与绩效之间的敏感度；（2）我们用银行绩效、银行风险、银行特征和高管特征等对高管薪酬进行回归，以说明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性的影响因素。
三、统计与计量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高管薪酬的自然对数最大为4.419，最小值为1.386，均值为3.171；银行不良贷款率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586，说明银行风险个体差异很大。银行规模取值从10.831至14.185，均值为12.7，个体差异不是很大。银行绩效roa值从0.001变化到0.026，个体差异很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小值为0.002，最大值为0.096，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最大值为0.327，最小值为0.010。
（二）相关性分析
在具体回归之前，我们考察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只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1和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为0.7295，银行绩效roa和银行规模size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较大，为-0.4118。考虑到相关性较大的变量对于模型回归结果的可能性影响，在后文的计量回归中，我们对每个回归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每个回归的VIF均在8以下。因此，本文的计量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计量回归
1. 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回归。表4给出了银行高管薪酬对银行绩效的计量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高管薪酬的自然对数。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了逐步回归方法，得出表中的四个模型。表中四个模型均采用加权的最小二乘估计方法。银行绩效指标的系数，即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在四个模型中均为负，并且在1%，5%或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负相关。许多学者对于薪酬与绩效之间敏感度的研究结果要么是显著正相关（Barro等，1990），要么是相关性很小。而此结果与之前学者的研究结果存在很大不同。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股权变量方面，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模型1中的系数为负，在其他三个模型中的系数为正，但只在模型2中是显著的，显著水平为1%，这说明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高管薪酬不断增加，因为第一大股东在银行内的控制力越大，其对高管薪酬的制定影响力越大，越有利于激励高管最大化股东利益。而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outs在模型2、3、4中的系数均为正，但是全不显著。这表明股权制衡的存在对高管薪酬的制定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银行风险npl在模型2、3、4中的系数均为负，在模型2中不显著，但是模型3、4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换句话说，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负相关。外部监管机构对银行的监管使得银行高管薪酬的决定并不能仅仅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必须在监管机构规定的风险框架内进行。如果银行风险越高，那么高管薪酬就越低。
银行规模size对银行高管薪酬有着显著的影响，其系数在模型3、4中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随着银行规模的不断增加，高管的薪酬水平也不断增加，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高管人员倾向于扩充银行业务和不断增设营业网点。
高管年龄age在模型4中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是并不显著。我们并没有发现高管年龄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2. 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由于在模型中加入了交叉乘积项，因此我们再次对模型II中涉及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从其他解释变量与roa的交叉项来分析，五个交叉项均与高管薪酬负相关（由于篇幅所限，省略图表）。但是因为交叉项的相关系数比较大，所以在计量过程中，采用逐步引入交叉项的方式来避免多重共线性带来的问题。由于银行规模和高管年龄与银行绩效的交叉项的存在使得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VIF值严重大于10，达到66，甚至240，因此我们在下面的回归结果中并没有加入二者与银行绩效的交叉项。
为了考察股权结构等对银行高管薪酬交叉变量的影响，我们在表5的模型5―7中加入了它们与银行绩效的交叉乘积项。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的交叉项s1*roa系数为正并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如果第一大股东在银行的控制权越大，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就越大。该结果与Harvey和Shrieves（2001）的实证结果一致，他们研究发现大股东的存在增强了企业薪酬绩效敏感性。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的交叉性outs*roa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股权制衡弱化了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银行不良贷款率与银行绩效的交叉性npl*roa的系数为正并在1%水平上显著，银行风险强化了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这与我们的预测相反。
四、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山东省中小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数据，进行了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之间的敏感性分析以及银行高管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性因素分析。实证结果显示：首先，样本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相反，股权集中、银行风险和银行规模也影响了银行高管薪酬的决定；其次，股权集中和银行风险强化了银行高管薪酬与绩效之间的敏感度，而股权制衡则弱化了薪酬绩效敏感度。本文由于数据所限只能进行截面回归，如果面板数据可得，可以综合运用多种处理方法和计量方法，建立在面板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可能会更
加准确和完善。
参考文献：
[1]Abowd ，1990， “Does Performance-Based Managerial Compensation Affects Corporate Performance?”，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 Review，Vol.43， pp.52-73.
[2]Aggarwal and Samwick， 2002，“Empire-Builders and Shirkers: Investment，Firm Performance，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 Working Papers.
[3]Barro J and R Barro，1990，“Pay， Performance， and Turnover of Bank CEOs”，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8，pp.448-481.
[4]Harvey and Shrieves， 2001，“Executive Compensation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Choices”，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Vol.24，pp.495-512.
[5]Houston and James， 1995，“CEO Compensation and Bank Risk: Is Compensation Structured in Banking to Promote Risk Taking?”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36， pp.405-431.
[6]Hirschey，1999，“ManagerialEquity Ownership and Bank Performance: Entrenchment or Size Effects?” Economics Letters，Vol.64，pp.209-213.
[7]Jensen and Meckling， 1976，“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3， pp.305-360.
[8]Jensen and Murphy，1990，“Performance Pay and Top-Management Incentive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 pp.225-264.
[9]John and Qian， 2003，“Incentives Features in CEO Compensation in the Banking Industry”，Economic Policy Review，Vol.9，pp.109-121.
[10]Kang，Kumar and Lee，2006，“Agenc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The Rol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Business，Vol.79，pp.1127-1147.
[11]Kato and Long，2005，“Executive Compensation， Firm Performance，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Firms Listed i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Dicussing Paper.
[12]Murphy，1985，“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Mana-
gerial Remuner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Vol.7， pp.11-41.
[13]Murphy，1999，“Executive Compensation”， Working Papers.
[14]Sigler and Porterfield，2001，“CEO Compensation: Its Link to Bank Performance”，American Business Review， Vol.19，pp.110-114.
[15]陈学彬.中国商业银行薪酬激励机制分析[J].金融研究，2005，（7）.
[16]曹廷求，段玲玲.治理机制、高管特征与农村信用社经营绩效[J].南开管理评论，2005，（4）.
[17]邵平，刘林，孔爱国.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因素分析―金融业的证据（2000-2005）[J].财经研究，2008，（1）.
[18]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0，（3）.
[19]张必武，石金涛.董事会特征、高管薪酬与薪绩敏感性――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J].管理科学，2005，（4）.
[20]张俊瑞，赵进文，张建.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相关性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