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也要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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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起飞的翅膀才刚刚展开，我们的社会就已经开始衰老了。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历时一年所做的《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有这样一个结论：35年前，中国有赡养能力的成年人与老年人的比率是6：1，按照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35年后这一比率将锐减为1：2，一代人的功夫，中国将比美国更老。
近几年，“大力发展养老产业”蔚然成风，我们见到最多的就是热钱源源不断涌入，圈地盖房，在风景如画的地方建设堪比高星级酒店的养老院，但入住率却不足6成；而另一方面，处于最大量需求的居家养老服务，却总是处于起步阶段，即使有公司进入，也鲜有盈利。
因为养老产业结构配置不合理，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很多身体健康，生活优渥的空巢老人雀占鸠巢，如果居家养老服务到位，这部分老人原本是不用进养老院的；而很多生活困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却被挡在养老院的大门之外。这种乱像造成了整个行业发展滞缓，虽然政府三申五令强调，养老服务业却总是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的养老服务业需要一个大调整的阶段，尽快建成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也缘于此，推进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已经成为王振耀担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后的一项重要工作。
做大做强居家养老
2010年大年初三，当几位老年问题的研究者到北京的高级干部公寓里为退休多年的老部长们拜年时，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老人的晚年生活还是令他们大吃一惊。
在这个居住着上百位高级干部的社区中，80岁以上的老人占40％左右，因为保姆回家过节了，七八十岁的老部长需要自己步履蹒跚地去买菜，指望儿女回家用轮椅推他们出去透透风，到处找人雇请临时保姆……这些跟平民百姓一样的需求如今却得不到满足。
据说，他们曾在2009年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求解决社区的养老服务问题，却一直被搁置。这个阶层的人尚且如此，平头百姓的境遇可想而知。
这些老人所需要的服务就是典型的居家养老服务。由全国老龄办的中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绝大部分老人由于各种原因，还是希望在家安度晚年。该报告称，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的比例已经达到49.7％，85％以上的老年人有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北京市老龄办曾经做过一个大规模抽样调查，其中问到选择什么方式养老时，只有6％的老人表示在生活不能自理时去住养老院。
“根据20多年的工作经验，我认为真正能够下决心并住到养老院的老人，可能只有1％。”中国社科院老龄科研所特约研究员伊密坦言，不少人认为社会化养老就是去养老院，到那里之后，老人们可以丢掉家务烦劳，一起吃，一起玩，活似一座乐园。事实上，在笃信“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环境下，很少有人愿意住进度假村似的养老机构，因为那里没有“家的感觉”。
老人不愿去养老机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国家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少老人退休金不多，尤其是农村老人，晚年生活没有保障，只能在家里或社区养老；其次，公立养老机构太少，远不能满足目前的需求；再者，一些民营的养老机构收费偏高，很多老人负担不起；最后，不少养老构设施简陋，功能单
，服务水平较低，人性化措施不够，老人在这里生活会感觉呆板、压抑，不能满足需求。
就目前来说，居家养老服务是需求最大的服务，却总是发展不起来。在政府力推下，北京的居家服务被描述得非常美好：床位不离家，服务送到家。但只有少数社区坚持开展居家服务，服务内容也多以清理、做饭、送餐等为主，集体活动很少；北京热炒了一阵的社区“小餐桌”服务，最终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因繁琐，细碎，利润低下等原因不了了之，真正实施者寥寥无几；更多的社区针对80岁以上的老人开展了一些居家服务，有些还是免费的，但也因服务时间有限，服务内容不够丰富，服务人员不专业等多种原因，多数沦为形象工程。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很多社区服务实施者并没有真正弄明白老年人的需求。据记者了解，大部分进入者所提供的大多是送餐、清洁等服务，由于现阶段“花钱买服务”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而居家养老者多为低龄老人，很多人并不需要这些服务，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记者了解，实际上大多数老人选择居家养老，生活照料只是很小一部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和需求，他们时间闲暇，身体健康，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很多老人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他们喜欢书画、唱歌、跳舞、摄影、上网甚至自驾游等等；可见，“住不是他们的主要需求，他们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需求。这样的老人不愿被关在家里，他们需要依托更多的机构、组织、场所，更需要的是一些活动的组织，比如一起学习，娱乐，健身，活动的地方。
因此，居家养老空谈了很多年，政策也三令五申，少数进人者却往往铩羽而归。
但也有聪明的商家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看似细琐，实则潜力无限的商机，并开始行动了。比如北京康梦圆老年公寓独树一帜地打出了“俱乐部”的招牌，他们以居家自理老人为主，成立六大俱乐部，为老人提供了一个彰显才智、焕发第二春的人生大舞台；记者还注意到，一个住游老年俱乐部，把全国各地的养老机构连成网，老年人通过购买服务卡，以旅游或者度假的方式，在全国选择他喜欢的地方短住。
“一些发达国家学者来华交流时，不断提示我们制定养老政策时，一定要充分考虑中国老年人的特点和国情，少走西方国家起初大建养老院而今又回归家庭、回归社区的弯路。”伊密强调，完善社区服务，兴建托老所、日间照料中心等为老服务设施，使老年人不离开家也能得到全方位照顾，当是中国社会化养老的主要方向和出路。目前，北京市规定，居住人口在1万人以上的新建小区要建托老所。
政府兜底失能人群
对于如何发展养老产业，各地都出台了相对完善的政策，大体是政府主要承担保障性养老服务。中端服务和高端需求实现产业化。
政策如此，但实际的执行情况却并不尽人意。以政府兜底的“低端”为例，据记者了解，北京的公立养老院入住者不乏居高职者甚至有钱人，而大量低收入老人和失能老人却被排除在外，对于民办养老院，北京市政府也有补贴，具体是每个床位每月150元，超过80岁的老人为200元。而记者走访的大部分民办养老院，基本以收健康老人和半失能老人为主，这样又把失能老人排除在外了。
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全国有半自理和非自理老人1894万，一个非自理老人最少影响两个家庭，中国目前至少几千万家庭被非自理老人困扰。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已经看到，并且不断提议，对于养老服务业，政
府的首要责任是“兜底”，补贴养老的钱应该先用于中低收入人群和失能老人。
“对于需要长期医疗帮助、想进养老院的失能老人，政府应该制定严格的评估标准，只有经济困难家庭的老人才能入住公办养老机构。”伊密指出，政府补贴养老的钱应该优先用于中低收入人群，而且补贴应该分级。但现在的情况是，一些有钱。有关系的富老人更容易住进公办养老院，造成社会二次分配的不公。
有“老年人的福地”之称的天津鹤童老年福利协会创始人之一方嘉珂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要让那些高龄失能老人能够有质量、有尊严地老去。直到1997年他到德国观摩了那里的护理型养老机构，并且受益至今。
让方嘉珂深受震动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已经全球化的德国从事养老护理第一线的人，全部是德国本地人，这是法律规定的，因为只有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才能更好照顾这些失能失智老人。
其次，德国的护理员每天工作8小时，三班倒，所有的人上下班都是自己开车来。护理员这个职业在德国薪水并不低，和其他职业一样，护理员也是体面、快乐的上班族。
最让方嘉珂叹为观止的还是德国标准化的护理流程了：三月的德国天还很冷，护理员都是穿着短袖工作，整个楼宇温暖如夏，照顾到老人怕冷，那里强调了室温，护理人员呈流水线熟练工作，给赤身的老人晨晚间护理、伤口换药等，他们团队式组织，1：12－15(一个护工流水照顾12到15个老人)的人员配置，流程化管理，丝毫不见忙乱和所谓的服务不到位。
那里的进餐场面，也是方嘉珂乐于转述给别人听的：众多老人围坐在一起，每天四次，几乎总是在吃。食物品种之丰富、加工之细腻、以及个性化的设计，再次令方嘉珂叹为观止。
“那里的老人都活得很有尊严。在全天候拍摄的数目中，我竟然只观察到了老人轮番登厕的过程却从未见到具体的粪便。除了他们采用纸尿裤、便器消毒设备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外，我还要为那些护理人员掌握如此高超的前置技能而佩服。”方嘉珂告诉记者，德国之行使鹤童成为国内第一家按标准化流程为老年人服务的专业护理院。
鹤童的定位是高龄失能老人，创办15年以来，在北京、天津和四川等地，已经有了8个长期照护专业护理院，奉养着600多名高龄、患病、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护甚至临终关怀的老年人。这些老人平均年龄80岁，其中长期依靠轮椅的占42％，大小便能够自理的占4％，完全卧床的占22％，行动自如的仅8％。经过长期的积累，鹤童在德国标准化流程的基础上开发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化规程，对老人进行分级鉴定，辅之以不同的服务}同时开办护理员学校，培养了大批合格的护理人员。
十三年来，规范的服务能够让很多失能老人幸福地、有尊严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卧床十年的人没有褥疮，躺着进来的人大部分可以做起来，坐着轮椅来的人相当一部分可以自己滚动轮椅走起来，90％的老人在医院的“生死令”下延长生命数年之久。
在很多专家看来，鹤童现在所做的正是政府应该承担的部分责任。伊密主张：公办养老院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不接收健康老人，只收住经济困难的失能老人。公益性养老机构应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辅以社会资助和民间资本投入，实行低价有偿服务，营利性养老机构就走市场化路子，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动员社会力量投资养老机构，为高端老年群体提供服务。
“养老虽然是一种社会福利性事业，但不可能完全由政府包办。对于民间资本举办养老机构，政府应给予更多鼓励和扶持，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