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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到中国的内陆城市出差,下飞机后便前往出租车上客处候车,但现场秩序混乱不堪,周围尽是上前兜售生意的“黑的”司机,而那些所谓的出租车调度员们则站在一旁视若无睹。我并未接受“黑的”司机们的邀请,坚持乘坐正规的出租车。
载我上路的那位出租车司机刚开始心情并不好。他告诉我,自己排了整整三个小时的队,中间还要时不时被蛮横的黑车加塞。
“为什么不整治并取缔这些黑车呢?”我很疑惑。
“因为这是调度人员收入的重要来源。他们从我们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他回应道。
出租车一路飞奔向城内,车内的气氛也一度陷入沉默。突然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如今这个社会一切都只是向钱看了,你觉得吗?”
我点头表示赞同。
最后计价器显示的车费是80元,而此前那些自称价格优惠的黑车司机们却报价150元。我很感谢这位司机,给了他一张100元的纸币。他想要找钱给我,但我拒绝了。
毋庸置疑,每个社会都崇尚金钱。那些真正贫穷的人往往别无选择,只能节衣缩食,利用手中的所有来换取金钱。但若已脱离赤贫,却仍然将金钱视作一切,则不啻为另一种贫穷—精神的贫穷。
中国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如今该目标已几近达成,这一事实不得不让人感到由衷地赞叹。但颇为讽刺的是,那些从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超速发展中受益最多的群体恰恰是“向钱看”理论最为坚定的拥护者。
过去中国的官方媒体经常公开批评类似理论—我第一次听到“向钱看”这一名词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撰文批评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现象。而如今“向钱看”已超越其他所有理论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纲领”,但对类似现象的讨伐之辞则很少在电台节目中听到了。
中国大作家林语堂先生在其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中谈到了中国人在调和这类矛盾上的驾轻就熟。他举例称,当时和尚与寺庙的收入都十分丰厚,来源则是富人和穷人的香火钱,而前者所需要做的就是念经做法,代表施主祈求神灵庇佑。
“许多大寺院每年收入着实可观,而许多和尚手头也颇为富裕,这是近年来发现的许多不良案件之原委所在。”他在书中写道,“一九三四年,曾有一位尼姑胆敢具状上海法院,控告一位大和尚。甚么都可以发生在中国!”
林先生称,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而言,唯一可以战胜金钱诱惑的就是面子。
“人情,一切太讲人情,这个吾们的‘面子’!”他在书中指出,“但它又是志气的刺激物,力能克服中国人贪爱金钱的心理。它曾使一位教员先生感觉老大没趣,因为他的外国校长坚决要增加他的薪水,从十八元增至十九元。他情愿受取十八元,否则须二十元,不然则宁可自杀,却不愿被呼为‘十九块人’。一位丈人以不肯留其无聊赖的女婿吃顿夜饭,这样下了他的面子,恐怕丈人的本意仅欲使其女婿改过做个像样的人;或许当此女婿垂头丧气,踽踽独行的归途中,倒就是他的努力向上的起点。”
然而在今日之中国,面子是否仍凌驾于金钱诱惑之上呢?我并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