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坚强,我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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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少年

“开始的时候，我讨厌担这么多责任。”一个凉爽秋天的早晨，天才亮不久，奥马尔一边走去上班，一边说，“但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我别无选择。”

奥马尔天还没亮就悄悄起床了，天天如此。家里只有一间房，父母和6个兄弟姐妹――最大的是18岁的姐姐，最小的是弟弟，才2岁，大家就睡在铺在地板上的薄床垫上。

奥马尔蹑手蹑脚地走进小储物间，打开灯，在橱柜最下面一层仔细地挑选着，那里摆放着他的全部衣物：三件T恤、一件卫生衣、两双袜子和两条裤子。他穿好衣服，梳了梳头发。

在厨房，奥马尔发现柜台上放着一杯散发着浓郁香味的阿拉伯咖啡，那是母亲早起祷告时留在那里的。这个骨瘦如柴的17岁男孩，没时间也没钱吃早餐。

一辆运送农产品的小货车停在蔬菜店附近的路边，等待着奥马尔。他爬上去开始卸货，用瘦巴巴的胳膊抬起装有茄子和香蕉的箱子，托起装满土豆和洋葱的麻袋，将它们从小货车滑下人行道。卸完货后，奥马尔开始分拣果蔬。他的手指熟练地将烂菜叶挑出，将垃圾拿出门外，然后开始扫地。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里，他便做完了一切，打开店门，准备营业。“奥马尔很勤快，更重要的是，他很有礼貌，”店主约瑟夫・纳克莱评价说，“这是我留下他的原因。”

奥马尔没有告诉老板，自己在叙利亚读书时成绩优异，考大学绰绰有余，也不会跟人说他在完成九年级学业（他的最后一年正规学校教育）后，已在攻读物理疗法学位。奥马尔的父亲儿时患病，半身不遂，在与给父亲治病的大夫的沟通中，奥马尔对物理治疗产生了兴趣。“战前，我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他边说边将一串香蕉挂在钩子上。

奥马尔开朗而坚韧，喜欢用行动向人们表明，自己适合做繁重的工作，而且毫无怨言。他想，在充斥着绝望的叙利亚难民的劳动力市场里，只有吃苦耐劳才能确保有事可做。

每天都有叙利亚难民来蔬菜店里找工作，大部分都是不到17岁的男孩。“我已经有一个叙利亚伙计了，”纳克莱先生会指着奥马尔说，“你们去其他地方问问吧。”

奥马尔偶尔也会帮邻近的女顾客把杂货袋扛回家，那些女士们对叙利亚难民已心中生厌，往往给他几毛钱小费打发了事。奥马尔总是面带微笑，礼貌地接待顾客，只在回答问题时才说话。偶尔会有顾客问起他的家庭，他每次都给出简洁的答复“哈都里拉”，意思是感谢真主。

私底下，奥马尔的乐观却摇摇欲坠。他经常又饿又累，每周有6天从早上7：00工作到晚上9：30，即便星期天也依然要工作半天，这样下来他一个月能赚400美元左右。奥马尔每天中午有1小时的午餐时间，他通常回家休息。工作的时候奥马尔是不能坐着的，店里唯一的一张椅子放在收银台的后面。

新家长

每年10月的忠孝节是伊斯兰历法里的重要节日之一，奥马尔的妈妈拉戈达・库尔迪翻弄着连衣裙的口袋，想找出糖果分给三个最小的孩子。这位38岁的母亲找出一片口香糖，分成三小块，放到5岁的双胞胎努尔和萨阿德、2岁的马吉德张开的小手上。“慢慢嚼，可以甜得更久。”母亲温柔地说。

奥马尔的爸爸阿卜杜拉・纳赛尔・库尔迪42岁，身患残疾的他如今还被糖尿病和高血压折磨着，总是疲惫不堪，难得离开家门。

随着一家人来到黎巴嫩，家里的角色也互换了，他们开始依靠一个儿子生活。库尔迪先生不得不适应将家长权威交给奥马尔的日子。

10岁的哈默迪是家里唯一上学的孩子。奥马尔要过问哈默迪的功课，询问14岁的弟弟阿哈默德是否找到工作，并照看18岁的姐姐卡蒂嘉。

库尔迪女士长久以来已习惯于依赖丈夫生活，现在，她开始将家庭必需品的清单直接交给奥马尔。2012年爆发的战争改变了一切，所幸，他们全家人都平安抵达黎巴嫩避难。从这时开始，17岁的奥马尔从男孩变成家长，他不仅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更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

失学

2013年2月，奥马尔的家人来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全家人挤在一套仅有一间居室的公寓里。房子在一楼，奥马尔的父亲生活起居方便了很多。卫生间没有淋浴器或水龙头，家人只好站在马桶与发霉的墙壁中间，从桶里舀水洗澡。

一些女顾客送给奥马尔几个盘子、杯子、锅碗瓢盆，他也去捡别人丢弃的家具。有一天，一个男子丢弃了两张紫色豹纹沙发，正好被奥马尔看到，他便将它们拖回出租房。和多数叙利亚难民相比，奥马尔一家还算幸运，他们有房子住，有稳定的收入，而且都活着。

库尔迪一家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作了登记，现在，家里每人每月都能领到食品代金券。这些券可抵现金，每天大约能买一顿饭。

库尔迪家的孩子已经失学两年了，因为家里负担不起他们的学费。只有10岁的哈穆迪进了一所面向难民的教会学校。学校开设美术和音乐课程，美术课上给学生提供蜡笔和水彩。一间教室的屋顶上放着捐赠的玩具，学生课间在那里玩耍。

“我们兄弟姊妹中，就数哈穆迪最开心了，”奥马尔说，“小的几个因为只能整天呆在家里而心烦气躁，垂头丧气。如果我像哈穆迪这么大该有多好，可以开开心心，无忧无虑。”

不想去土耳其

10月的一个下午，奥尔马回家吃午饭，看起来很憔悴。他把从商店里带回来的蔬菜放下来，小弟弟向他跑来，奥尔马抱起他，咯吱他的肚子。

“你看起来好像昨晚没睡觉似的。”妈妈说。

奥尔马走到窗边拉起窗帘，向街道上张望，指着经过的汽车给弟弟看。库尔迪先生做了一个手势让他坐下。“上午我们跟你住在土耳其的叔叔聊过了”，库尔迪先生说，“他觉得我们应该搬过去。”奥尔马抗议道：“去那儿我们怎么过活？我在这儿是有工作的。”库尔迪太太支持丈夫：“你的叔叔说土耳其有很多工作，而且房租只要150美元。”父亲步步紧逼：“想想看，奥尔马，150美元，我们就能有点额外的钱了。到时候还有你叔叔在那儿陪着，我们不会孤单。”

奥尔马揉揉眼睛，看起来很烦。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房东下了逐客令，嫌他们家孩子多，太吵。对于奥马尔来讲，黎巴嫩不会出现什么了不起的机遇，但他也无法想象如何带着一家人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度安家落户。

“要是我们去了土耳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奥马尔说，“我又得重头再来。我们现在不愁吃喝，我还有工作。再说，我们怎么去土耳其？”

一家人静静地坐了几分钟。奥马尔想到，经历了数月的艰辛，最终把全家安置在这里，未来会怎样呢？

午间新闻报道了叙利亚的情况――几张被炸后的房屋照片，模糊不清，拿着枪的人在屏幕上一跃而过。谁都懒得去把声音调大，那个画面看起来像是一部无声恐怖电影。

奥马尔终于起身，午休结束了。他必须坚强，唯有他可以抚平家人的伤痛。走在上班的路上，奥马尔说：“这是真主让我做的事――迅速成长起来。”

[叶全真摘自美国《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