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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天命之年,杨文全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从台北搬至宜兰乡下。那是他完全不曾想象过的生活,虽然过去十年,他一直在台湾大学城乡基金会宜兰分会兼职,并于两年前获得台大城乡所的博士学位。“我一直在做宜兰的农村规划,认为整个兰阳平原都要友善耕作。这个答案很清楚,可是怎么设想,怎么规划,怎么努力,事情的进展仍十分缓慢。在得到家人的同意后我搬来宜兰,想知道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使得友善耕作无法在这里快速展开。”这个农村规划师带着做新农村运动的心情下乡,期望透过实务突破研究上的瓶颈。
第一年先是适应乡村生活,第二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种稻。比很多想要种地却在租地上四处碰壁的新农夫幸运的是,他从第一个引进日本谷东俱乐部的留日环境法硕士,返乡务农的先锋,也是目前宜兰友善耕作的代言人赖青松那里,一下子拿到了2.5甲(25分)水田。“一个人第一年最多种4分吧”,杨文全决定释出剩下的地,给其他跟他一样想要耕作却租不到地的都市新农夫,并发起草根组织“俩佰甲”。这个有点公社性质的组织,致力在兰阳平原推广友善耕种,以志工为基础,不仅帮新进场的农民找地、租地,还提供技术资源与“心灵陪伴”。“兰阳平原有1万6千甲的水田,如果我可以促成其中200甲用友善耕作的方式,我相信到那时整个兰阳平原就都友善耕作了。”杨文全这样解释。两百甲是一个目标,而“俩佰甲”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这个组织降低了第一年进入农村的新农夫的门槛,让想要尝试耕种的人都可以来试试,去年已有6组农夫加入,今年新增加15组,成长速度非常快。
研究学问几十年,到中晚年才开始付出劳力,问杨文全是种地辛苦还是做研究辛苦?“当然是做研究了,虽然是自己很有兴趣做的事情,但太劳心,生活也不健康,要付出很大的身体代价。”杨文全不假思索。那种田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晚八九点休息,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趁着天光下田,工作两小时太阳出来了就回家,舒服得好像做运动。种地的现实感也让杨文全感到幸福和满足,播下种,每天都看到它在生长,120天后有收成,碾出米,自己吃,送亲戚朋友吃,或者卖给别人,收到现金,所有一切都好真实。再加上“俩佰甲”有三四十个伙伴,播种时一起,收割时一起,销售时也互相协助,一起吃喝玩乐,一起工作,“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我以往做农村规划时无法想象的,就像是五十年以前的台湾农村。”
再解决生计,就更没有后顾之忧。杨文全于2013年9月底辞掉在台大城乡基金会宜兰分会做规划设计师的兼职工作。第一年返乡种田,靠的是半农半X的“X”养活自己,来年衣食住行的花费则全靠种田。“到农村要生存下来其实不难,它真正的挑战是大部分人还是喜欢都市的生活,无法完全跳离都市生活。对都市的便利性和物质上的需求每个人都不一样,选择来宜兰的人和选择去花莲的人对都市的需求就很不一样。宜兰离台北一个多小时,花莲离台北两个多小时,且开车比较不方便,依赖都市生活的人会选择住到宜兰,不依赖的就到花莲。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田,可真正敢于去追求的人并不多,这是返乡这件事最大的难处。”
海峡旅游 :台湾近几年这股返乡潮流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杨文全:从外部环境来说,台湾的企业在转型,长期以来做各式各样的产业代工,因为大陆崛起,这种工作机会进到大陆,原有的工作环境改变了,简单的劳力加工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新一代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到工厂做工。不做这些工作要做什么呢?当然台湾有很多人做文化创意产业、搞研发,甚至出现很多都市服务业,如餐饮、调酒等工作机会。因为政治民主化的关系,“解除”以后社会风气变化很大,快速地开放自由,新一代的选择很多元,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最近几年上班族的薪资没有调涨,水电原油等各种生活成本反而增加。如果上班只是为了养活自己,年轻人何不朝向自己的梦想前进?我想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越来越多人愿意返乡,有人经营民宿,有人耕作,有人经营农产品品牌,只工作不上班。
台湾的农村也跟工厂一样,面临转型。因为加入WTO,农产品的全球化让台湾传统的追求量产的农业,20年来一直走下坡,完全没有竞争力嘛。农村的衰败产生了很多缺口,让新的方式可以进入。有的走休闲农业,带进观光客;有的讲究种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要有独特性。
再者,台湾三十多年来对于环境保护的社会运动和观念的传播已经深入民间,非常多的人投入生态保育的运动中,有的到山上,有的到海边,有的到森林,进入农村的这批人采用友善环境的耕作方式,这是一股大潮流。当然最近几年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加速了这件事。
海峡旅游 :有都市社会阅历的人返乡对乡村带来怎样的影响?
杨文全:新加入农村的这些新住民(在别的城市居住的人,因为喜欢某个地方就搬到那里生活)虽然都喜欢田园生活,可是他们对于生活环境、品质的要求,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农村所具有的。随着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生活上的需求会慢慢变成现实,比如现在开始出现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村的庙会的艺文表演,像我自己也去参加社区里的阵头演习,台湾的八家将我也有去表演。农村因为这些人进来而有了新的活力,传统的民俗也注入了新的可能性,这在台湾各地都看得到。应该说现在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未来这种影响会更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一直认为这批人是为农村的第二代第三代打前锋的。传统农村的劳动力年纪都大了,第二代也都在都市,现在这批返乡人将自己的专业能力带到了农村,为农村带来新的产销方式。当新的方式有越来越多人做,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传统农村在都市里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会看到,他们本来就有田,比我们有优势,他们也具有都市人所有的人脉、专业技能。所以现在是都市人返乡当新住民,下一波可能就是真正的农村第二代第三代返乡,或许五年十年后就会引发这样的潮流。
海峡旅游 :这一行动会赋予农村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吗?
杨文全:应该会,可是现在并不明显。老一辈的人都还在,现在进入农村的人大部分三十几岁,说实话,这些人对农村发展并没有实质的影响力。再过十年,这些人都四五十岁了,到那时,农村里就剩下这样一批人,自然就会变,只是会变成什么样,不知道。像我们这样进入农村的人现在都在想,庙要怎么办,文化活动会是什么样的,可是真的很难预期,也很难描写。不过我相信,当定居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会绘画,有的人是建筑师,当这些人进入乡村生活,一定会对那里的建筑风貌,庙宇的绘画产生影响。
我们也举办市集,所卖的东西和传统市场里的很不一样,有很多有机蔬菜,手染的布,自家做的面包,面包可能是某位法国留学回来的人,把中式的米汤加入法式糕点的做法里,有很多创新的东西。农村传统市场里卖的东西已经很少这样由手工制作,大部分都是工厂加工产品的贩售。
海峡旅游 :被这种市集吸引的都是哪些人?
杨文全:台北来的都市人。地方上的人,就是附近的村民都不会来这种市集,因为文化的特性很不一样,他们并不习惯这样的文化。
海峡旅游 :会不会变成都市回去的人带回对农村的改化,但吸引的是都市人,传统的农人还是做自己的,两拨人各玩各的?
杨文全:我们当然不希望只是这样,因为有机会我们总想改变农村,可是传统农村的惯性太强。这些使用农药的老农夫,当年可是新农夫呢,他们用农药、机械、化学肥料,为台湾人口快速成长确保了稳定的粮食供应,贡献很大,现在要他们改变,有点像否定他们的一辈子。我想也不需要他们做出改变,新的农村运动当然要年轻人来,他们只要交出田就好了。
明年有一位老农夫要跟我们一起用友善耕作的方式种水稻,他有两甲地,我们的一个伙伴和他一起耕作他的地,成果一人分一半,我们再帮他卖他那一半的米。当农村里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老农夫们会好奇起来,比较开放的农夫就愿意放弃自己原来的方式尝试我们的,可是这样的农夫毕竟是少数,不过即便只有一两个也很重要,那是改变的开始。透过和他们的合作,我们也比较知道怎么慢慢进入传统农村。必须更多地参与到传统农村里,才有办法进一步为它注入新的生命。
海峡旅游 :返乡的人,大部分是抱着改变农村的想法,还是只是希望过田园生活?
杨文全:应该说有两批人,一批是很有意识地想要改变农村,一批是很单纯地追求自己的农村生活。前一批大概是十年前就进到农村,那时没有返乡的环境和潮流,从理念、从意识形态上认为农村要改变的人才会进到农村,也才进得去,他们带的运动性更强,对于公共政策有更多的期待,十年前返乡的赖青松算是其中一个。后一批是跟着潮流实现自己的农村梦,这个时候只要心里有梦想就会产生行动,想要种田的人就可以返乡。
“俩佰甲”的伙伴比较多是追求田园生活的,三四十岁的成员占八成。这个年龄的人大部分有小孩,因为希望为孩子找到一个好的成长环境而选择来宜兰的慈心华德福就读。这些人在社会历练了十来年,为孩子做这个决定,或者说为自己做这个决定,有比较成熟的考虑,非常稳定。
可是即使是单纯地想追求自己农村生活的人,当他们进入农村,也已经在影响农村了。有一群人到农村,用不是传统的农民习惯看到的方法做事,会让他们产生好奇,那就是影响的开始,特别是我们卖的米价钱比他们高,又卖得很不错,这种影响力我不知道怎么估计。
海峡旅游 :您前面提到的新农村运动具体指的是什么?
杨文全:传统农村原本使用农药、化学肥料出产量的生产方式已经没有竞争力了,新的农村运动是对传统形式的超越。超越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人在过去十年发展休闲农业,带领观光客认识农村、农业,甚至体验;有人从事友善耕作,生产出友善土地的农产品。我们当然期望新的农村是一个健康快乐的,文化素质更加提升,生活水准也更高的美好田园。可是具体会是什么样子?要看进来的人怎么努力把它改造成那个样子,并不是说谁可以决定这件事。
传统农业经历了五六十年,目前的产业转型也才十年,我想新的农业周期大概也要一个甲子吧。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不过是第二个十年的开始,未来十年应该非常精彩,赖青松这批人已经做了十年,他们证明了友善耕作是可能的,现阶段加入的人,也在为后面来的人证明是可以活下来的。
海峡旅游 :政府对台湾乡村的改变做了哪些事情?
杨文全:2013年的休耕政策改变了。以往一年可以休两期,不用耕作,政府给补助津贴,1甲地有4.5万 新台币,一年就有9万块,这样的政策导致农人不种地,也不把地给别人种。现在的政策变成必须种一季,第二期才能领休耕补助,所以很缺农夫。也因为这样,我第一年种田才可以拿到那么多地,今年缺农夫的情况会更明显。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今年我们就有14甲地可以种,会有更多原本在观望的人加入进来,这个力量是很可观的。另外,农委会也有做漂鸟营,政府很努力想要改变这件事情,只是效果如何,很难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