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就业“三碰头”凸显三大矛盾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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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劳动就业问题，已经处于非常严峻和紧迫的关口，并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统计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3.1％、3.6％、4.0％和4.3％，呈直线上升状态；同时政府对下一年失业率的调控目标，也一再相应放宽，即分别为3.6％、4.0％、4.5％和4.7％。这些指标虽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但是如果考虑到统计口径等问题，那么许多权威专家认为，我国目前的失业率要远远高于上述指标。

造成我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并持续攀升的主要原因，目前经济形势分析界较流行的看法是“三碰头”论。即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碰头”，使劳动力供给的增加量远远高于其需求的增加量，从而尖锐和激化了既有的矛盾。

从劳动力供给上看，我国每年城镇新增1000万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在向城镇转移8000万劳动力后、仍有1亿劳动力的富裕，城镇登记和下岗失业人员仍然有2000万；从劳动力需求上看，按经济增长8％、就业弹性系数为0.15计算，我国每年能够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仅为1000万个左右；也即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缺口，未来的就业压力仍将持续和沉重。

学界在经济形势分析中提出的劳动就业“三碰头”论无疑是十分准确和生动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将“三碰头”论进一步引伸到对我国劳动就业问题的深层次分析――新“三碰头”论。即目前我国劳动就业形势的严峻，根源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矛盾的“三碰头”――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较差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矛盾、传统就业观念落后与新兴劳动力市场现实的矛盾、宏观管理改革滞后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矛盾。

从第一个矛盾――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较差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矛盾上看，到2002年底，我国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4.6％，而同期城镇化率仅为39.1％；两者差距45.5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城镇化率，一般都占到95％以上。因此目前我国13亿人口，有8亿住在农村，收入水平很低，生活条件很差，教育程度严重不足，因此无法满足城镇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就业要求。据统计，目前我国从业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仅占25％，而同一指标美国为86％、韩国为66％，差距是明显和巨大的。

这种状况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的影响是核心性的――大量粗级劳动力缺乏就业岗位同时也有许多需要高素质人才的就业岗位空缺或退而求其次。因为粗级劳动力在市场上，从总体上看，只能等待被动的雇佣，而自身缺乏创业的能力或冲动――资本的缺乏并不是最关键的。这在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市场上的表现尤为明显和突出。

在发达国家，90％的人是在中小企业就业的，我国也有75％的人在中小企业就业。但发达国家每千人中小企业的数量平均为50人，而我国每千人中小企业数量不到10人。有专家据此分析，如果我国每千人中小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某一比例程度，那么可以解决4亿人的就业问题。这种预测值得憧憬，但是她的实现，可能还有待于我国全民族文化素质的远期的逐步提高和均衡。

从第二个矛盾――传统就业观念落后与新兴劳动力市场现实的矛盾上看，这更多的是集中体现在城镇劳动力――包括存量劳动力和增量劳动力、或说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下岗分流人员和大学毕业生等的就业问题上。

例如，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存在着明显的“三多三少”现象。即下海经商、从事金融外贸的多，愿意去国有重点企业的少；到大机关、大公司、高等学校的多，愿意去基层、中小(乡镇)企业的少；到效益好、收入高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多，愿意去艰苦行业、老少边穷地区的少。

东南大学一位副院长说，目前大学毕业生缺乏正确的就业观念，就业期望值偏高，形成毕业生个人期望值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严重背离。

北京服装学院两位专家指出，目前大学毕业生要在六方面实现就业观念的转变。即：从重大城市向重中小城市转变；从重发达地区向重需要的地区转变；从重薪酬高的单位向重发展的单位转变；从重专业对口向重专业相近转变；从重择业向重就业转变；以及从重就业向重创业转变。

造成这种状况的宏观背景是：一方面我国的大学教育已经逐渐普及，即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逐渐走向了大众化教育；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或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对越来越多的岗位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文化或技术要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因素影响就业》一文分析指出：大城市居民、国企职工观念上还不适应新的就业机制；由于在旧体制下长期形成的福利和就业捆在一起，国企职工普遍不愿意去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服务业大量吸纳劳动力，但很多人不愿意做被认为是“伺候人”的服务性工作。

因此，虽然缺乏定量的分析或数据，但是传统就业观念落后与新兴劳动力市场现实的矛盾，其对劳动就业的深刻和重大影响，无疑是为社会所普遍公认和感受！当然，社会观念也在逐渐或先驱性的转变，典型如目前大学生的“零工资就业”就是一例。

从第三个矛盾――宏观管理改革滞后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矛盾上看，这重点是指旧的宏观管理体制之于劳动就业的消极或制约性影响。

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宏观管理体制对劳动就业存在着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主观的、积极的、核心性的影响。如2002年9月首次召开全国就业工作会议，并提出“要坚持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努力改善就业环境，支持劳动者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等。”二是客观的、消极的、次要性的影响。这主要是指有待于进一步改革的、不符合规范性的市场经济要求的旧的管理体制，对我国劳动就业市场的制约性影响。

对于后者，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目前扩大就业的体制障碍包括：1、登记制度。几乎一切自然人性质的工作都必须得登记注册，一些就业和创业因注册障碍而无法从事。估计中国城镇在这方面损失的就业机会在1000万个左右。2、税费负担太重。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可以说在世界各国中比较，是纳税和纳费最多最沉重的经济活动者。由此损失的就业机会估计在1000万个左右。3、审批烦琐。注册登记企业的前置审批有几十项，手续繁杂。由此造成的就业机会损失在1000－2000万个左右。4、城市建设和融资政策阻碍就业扩大。由于实施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的城市建设和商业发展政策，全国损失的就业机会可能达到500万个左右。由此简单加总，我们发现其数量已经基本相当于我国显性下岗、待业和失业人数的总和。

当然，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直在持续和深入。如近期北京市推出的《改革市场准入制度》的11条措施。

因此，劳动力供给增加的旧“三碰头”、与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新“三碰头”的结合――两个“三碰头”，就决定了我国的劳动就业，不得不经受一段较长时期的痛苦和磨练。

旧“三碰头”是表象，新“三碰头”是内因。我国劳动就业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有赖于社会经济深层次矛盾的逐步缓解和最终消除。其历程是劳动就业市场、乃至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同时伴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其结果是现代、规范和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劳动就业市场的诞生和持续。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这四方面的精确总结，无疑是更迅速、更有效的解决我国劳动就业两个“三碰头”难题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

因此，在客观看待我国目前劳动就业困境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清楚的看到，其逐步转型、发展以及必然的美好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