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全球化的一个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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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利用它们操纵的国际组织以及制订的国际金融、贸易规则，通过各种经济管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财富转移。
贫富分化是资本关系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后果之一。这种贫富分化不仅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也表现在种族、性别之间；不仅表现在收入分配上，也表现在消费上；不仅现有财富分配差距大，而且发展趋势还在进一步扩大。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是“与贫困做斗争”。该报告指出，过去40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1960年，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人均GDP是最贫穷的20个国家的18倍，1995年扩大到37倍。联合国贸发组织公布的数字也证明了世界上穷国与富国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而且速度在加快。1950年，最富有的国家与最贫穷的国家人均收入比为35∶1，1973年为44∶1，1997年为727∶1。富国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而在贫穷国家还有1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的25个增加到1997年的48个，这些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战后，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也扩大了。1989年，美国0．5％的最富有人口拥有全部财富的14％；1988年，美国2．75％的最高收入家庭拥有美国家庭财产净值的1／4。
在拉美，在东南亚
拉美国家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兴工业化样板国，可自那时以来，其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均在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期，拥有社会总收入一半的富有阶层占总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只占总人口的5％。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巴西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相当于410雷亚尔，1992年降到70雷亚尔，11．6％的劳动者月工资刚刚达到这个标准。
在东南亚，20世纪80～90年代，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从而扩大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但却无技术升级。作为工业化的沉重代价，大量利润转移到西方国家，加剧了本国的社会分化。以泰国为例，1989年～1995年是其经济增长的高峰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4％，增长速度不可谓不快，但泰国真正富有的人只占人口的20％，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高达55％，而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拥有国民收入的4．6％。
中国跨过警戒线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它的变化区间是0～1，数值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分配过于平等；0．25～0．35之间为中度不平等；0．4以上为高度不平等。2001年1月，国家统计局就曾告诫我们：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而目前已达到0．45。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998年的基尼系数为0．403，比印度1997年的0．378还高。在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与最穷的10％的人口收入之比方面，中国是12．7倍，印度是9．5倍；在最富的20％人口收入与最穷的20％的人口收入之比方面，中国是8倍，印度是5．7倍。1998年，我国更低的3／5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为31．2％，最高的1／5人口所占份额为46．6％。二者之比为1∶1．49，超过印度1997年的1∶1．33和美国的1∶1．48的水平，说明我国收入分配比美国和印度更为不公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更为令人担忧，2003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之比是1．5∶1，而我国却为3．3∶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难点在农民。
如果不按收入而按消费来衡量，我国贫富差距更为严重。家庭调查显示，在1990年～1998年间的人均消费方面，我国10％的最贫穷人口的年均消费仅增长2．5％，而10％的最富有人口的年均消费却增长11％。
全球化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分化
然而，分配关系只不过是生产关系的背面，贫富分化这种对抗性分配关系是由对抗性资本关系决定的。资本是一种自身增值的价值，可脱离了人的劳动，资本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己增值，它必须通过购买和使用劳动力才能达到增值目的，所以资本总是和劳动不可分，总是对剩余劳动有着贪欲。资本的积累就是劳动的异化，财富的积累基础是贫困的积累。经济全球化不改变资本的增值本性，相反使资本活动范围和利润来源多样化，形成了资本增值的国际循环体系。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发展迅速，各国深深卷入统一的国际循环体系，商品、服务、技术、信息和资本在全球范围自由流动，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发达国家利用它们操纵的国际组织和制订的国际金融、贸易规则，通过各种经济管道进行财富转移，国内的阶级分化在国家间以贫富分化的形式被复制出来。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主要流向那些有出口加工能力的国家，如，东亚国家就吸收了大量外来投资，经济迅速增长。但对于非洲来说，虽有自然资源，劳动力也很便宜，但它们的技术水平低，加工能力差，消费市场小，不为跨国公司重视，难以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落后了。全球化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有的名副其实处于发展中，有的实际上处于停滞中。
国际贸易与贫富分化
国际贸易也是造成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目前，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以中国为例，近年来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低迷，而我国国内玉米、小麦、大米三大主粮品种在国家保护价格支持下，购销价格居高不下。美国小麦每吨98．1美元，我国河南小麦每吨151．8美元；美国玉米每吨74．4美元，我国吉林玉米每吨96．4美元；美国大米每吨143．3美元，我国吉林大米每吨198．3美元；美国大豆每吨194．1美元，我国黑龙江大豆每吨207．2美元。除了价格，品质也是影响农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中国小麦中大约40％是硬麦，相对面筋度较高，但完全能跟国际上高面筋度小麦相比的不到总产量的20％，80％不如美国，也比不上加拿大、巴西和墨西哥。大米、大豆的品质与国际同类农产品相比也低。在这种质量和价格差距下进行自由贸易，中国农民焉能不穷？
贫富分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其后果首先表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意义在下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直在稳定增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是资本净流入地区，其中拉美国家吸引经合组织直接投资占到50％。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后，拉美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衰退，西方投资减少，并出现资本回流。80年代后期，西方资本流向东南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东南亚的投资又迅速减少。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也在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25％左右，目前降为20％左右。
穷国之“穷”加剧了西方资本和产品的过剩，而这又大大促进了西方经济的“泡沫化”。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日益脱节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西方国家的虚拟资本急速扩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贸易、金融关系总的表现是国际贸易增长大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国际金融交易总额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国际贸易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平均以每年23％的惊人速度增长，这与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造成的市场狭小与实物经济下降不无关系。“泡沫经济”酝酿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而危机又抑制实物经济的发展。金融高度扩张、金融投机增强、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日益脱离、票面资产与其货币基础日益脱节，由此引发的金融企业破产倒闭具有突发性和连带性。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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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与贫困并存对于维持资本的国际循环畅通这条“生命线”构成了致命的挑战。当繁荣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世界会产生两个奇特的现象：第一，为了维持繁荣，发达国家不能容忍贫困无休止地发展下去，对贫困国施以援手是必要的；第二，为了维持繁荣，不能让贫困国晋升到繁荣行列，对于那些有望“晋级”的发展中国家则要打压。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想通过资本国际循环的链条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