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关贸易的勃兴与衰落(1844―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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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宁波海关地居中国海岸线的中端，背靠富庶的江南地区，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西方势力很早就对其产生了兴趣。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宁波作为五口之一，于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宁波海关开埠后，由于腹地广阔，货源充足，曾经繁盛一时，其海关贸易如日中天；然而，由于上海和杭州海关的相继开埠，对宁波海关腹地的不断挤压和冲击，在经历了一时的勃兴之后，宁波海关逐渐走向衰落，再也无法重现当初的辉煌。

关键词：宁波海关；贸易；勃兴；衰落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183-04

宁波海关在中国近代称为浙海关。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征收赋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宁波正式设立浙海关，行署设在府治南董庙西边（今宁波中山西路鼓楼旁）。据雍正《宁波府志》记载：“海关行署，在府治南……”[1] 关口设在甬东七图，即现在江东的包家道头，又称浙海大关，俗称税关。这一时期的浙海关我们通常将之称为旧关。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宁波作为五口之一，于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经清政府总理衙门的批准，1861年1月9日浙海新关建立，在江北岸设立税务司，征收对外贸易税，俗称新关或洋关。英国人华为士被任命为第一任浙海关税务司。宁绍台道张景渠被任命为第一任浙海关监督。

浙海关之所以设在此地，这是因为宁波在近代是浙江的经济中心。由于交通、地理、人文等因素，近代宁波海关的对外贸易曾经盛极一时，但是由于杭州、上海相继开关的冲击，宁波海关后来便渐渐衰落下去，再也无法呈现当初的辉煌。

一、宁波海关贸易的勃兴时期（1844―1896）

1.五口通商：宁波港地居中国海岸线的中端，背靠富庶的江南地区，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西方势力很早就对其产生了兴趣。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宁波作为五口之一，于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

这一时期，宁波海关对外贸易之所以勃兴一时，主要在于宁波港腹地之广阔。此时，从宁波海关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绿茶和生丝。从宁波港运往上海出口的绿茶，都是从省内的淳安、平水（在今绍兴）、天童（在今宁波）和安徽的徽州等四个地区运来的。其中徽州绿茶往往占了宁波港出口绿茶总量的2/3 [2] 。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之前，徽州绿茶并非经宁波港出口，而是顺钱塘江运到杭州再由运河经嘉兴、松江运抵上海出口。同治五年（1866年）以后，凡经过杭州的各种茶叶都须缴纳每担1两关平银的海塘捐，但宁波却无海塘捐，且关税和仓租较低，各类运输费用也较便宜，因此自1866年开始大批徽州绿茶改走宁波港由汽轮运上海。这一局面，大致维持到1896年杭州开埠并废除海塘捐之前。浙江的大部分生丝产自湖州、嘉兴、杭州和绍兴，湖州、嘉兴、杭州等钱塘江以北地区出口的生丝，基本上通过发达的运河网直接运往上海出口，毗邻宁波的那些地区生产的生丝，只能满足当地的消费需求，只有钱塘江以南的绍兴等地就近通过宁波港出口，且数量很少。

但是，输入内地的洋货却大多从宁波港出口。这些洋货最主要的是鸦片、大米、布匹、五金、食糖、煤油等。在五口通商时期，经宁波港运入内地的洋货，几乎遍及除浙北以外浙江所有的府县以及安徽的徽州府、江西的广信府（今江西上饶市）。1868年的浙海关贸易报告指出，宁波所有贸易范围，自东至西约290英里，自南至北约350英里，除了浙江杭州以北靠近上海那部分外，因为那一带因地理就近江苏，因此浙江杭州以北就归上海去进行外贸业务，皖东南部则归宁波这一口岸，作为其外贸之供应和土货出口之口岸。可以想象，这一带的腹地也是相当广阔的。

在所有输入的洋货中除了鸦片之外，布匹的价值最大。从宁波港进口的洋标布深受衢州、严州、金华等地的欢迎，而大量毛棉匹头运入衢州、处州和江西广信等地。据统计，1871年和1872年两年运入衢州、广信、温州三地的匹头达32万件，而靠近上海的嘉兴、湖州从宁波港输入的布匹却较少，两年仅419万余件 [3] 。绍兴、杭州和徽州则是宁波港进口金属的主要销售地。

表1是1876年即温州开埠前一年经浙海关运入内地的货物数量，从中可知经浙海关运入洋货的范围，遍及湖州、嘉兴以外的浙江省所有地区以及安徽省的徽州、江西省的广信等地。

据上所述，在五口通商时期，由于宁波港的腹地的广大，其海关贸易因此而日隆一日。虽然有上海港口与之竞争，但总的说来影响不大。

2.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烟台条约，温州、芜湖于1877年开埠，在温州设立的海关称瓯海关。芜湖到徽州的距离比宁波到徽州的距离近，但它的开埠并未使徽州脱离宁波港而改到芜湖进出口货物。这主要是因为芜湖与徽州之间都是崇山峻岭，货运极为艰难，为此成为一道天堑而且多盗贼，谁也不敢冒险带鸦片等贵重物品而来。徽州绿茶仍然从宁波港运往上海，洋货也从宁波港进口。虽然这时的上海港在徽州的影响逐渐增强，但是自九江运入徽州的货物数量也有所增加，因此，大致抵消了上海的影响。

五口通商时期温州是宁波港的腹地，温州开埠后，温州及其附近地区的进口货物就由温州港来供应了。1878年即温州开埠的第二年，在（浙海关）发放入内地内地的验单中发往温州的货物就不常见了。但就总体而言，温州港的腹地还是比较少的。在1879―1896年的十八年间，经瓯海关运入内地的货物，主要集中在平阳、龙泉、处州、桐山、台州、乐清、松阳等温州地区，而且价值量不大[4] 。这一时期，处州府所属的松阳、云和、丽水、景宁、缙云、遂昌、庆元、宣平等地都从运入一些货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和温州同属于瓯江流域的处州府大部分地区仍不是温州港的腹地，而是宁波港的腹地。瓯海关承认温州供应仅是处州的一小部分，而几乎所有它的洋货供应都来自宁波，所以这时的宁波海关的对外贸易仍然是如日中天。通过与下表的比较，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时期的宁波海关其贸易额之巨大，这正说明了宁波海关对外贸易之勃兴（见表2）:

据表2我们可知，在1877―1896年的二十年中，经浙海关运入处州府的货物，不仅种类大大多于瓯海关运入处州府的货物种类，而且同一种类的货物数量也远远超过了瓯海关的运入数。其中，平均每年经宁波港运入处州府的棉布最少也达到6万多件，而温州运入处州府的最多时每年也只有2 000多件；处州府所用的煤油、铅、藤器、窗玻璃、檀香木、苏木等绝大部分也是从宁波港运入的。因此，在温州开埠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州府的大部分地区一直是宁波港的腹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宁波海关贸易勃兴的原因。

除了温州港和处州府的交通不便外，更重要的是招商局一家垄断了温州的对外航运，如不去别处，就一个月来三个航次。由于缺少竞争，运费就很高，如运一件匹头，从上海到宁波是7角银币，但要是通过轮船把这件货从上海运到温州则要达1 150银元。如此，经上海的货物大多都经过宁波出口，宁波海关货物的吞吐量比温州要大的多。过高的交通费用不利于土货的运出，而土货运出较少又影响到轮船公司的收益，为了盈利，轮船公司只能维持较高的运价，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土货运出受阻，这样就消弱了当地人们的购买力，反过来影响了从温州进口洋货扩大市场，从而使温州港的腹地仅仅局限于温州附近。所以，这一时期，温州的对外贸易与宁波相比较就相差悬殊。宁波港航线和航班稠密，港口的挂靠率高，因此交通费用低廉，货物进出港的时间减少，这样就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从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腹地的拓展。

此外，许多位于宁波、温州之间的象山、宁海、台州、温岭、玉环、海门等县，以往用民船运木柴等去上海并带回所需物品，到19世纪后期，由于和宁波之间的航运业发展，如今则概由宁波供应了。

二、宁波海关贸易的衰落时期（1896―1919）

在1896年之前，宁波海关由于腹地经济商品化过程的加快及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新的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宁波海关走的是一条逐步近代化的道路，但是在上海、杭州相继开埠后，宁波海关的贸易就一日不如一日，渐渐衰落下去。

1.上海开埠的冲击：上海港对于宁波海关贸易的冲击自近代就已经开始了。1843年，上海港开埠。开埠以前，它已经是国内埠际贸易的中心，货物吞吐量达200万吨左右。但对外贸易不仅远远落后于广州，而且也比不上宁波与厦门。开埠以后，这种格局很快发生了变化。随着传统的远洋贸易逐渐减退，代之而起的是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其中主要对象是英国，其次是美国。英国早就对开辟长江流域广大市场甚感兴趣，通商五口中又只有上海拥有长江流域这一广阔的腹地，于是，英国货逐渐由上海港进口，作为交换商品的土货也就通向上海汇聚出口。因此，开埠后短短几年内，经上海港吞吐的的对外贸易物资增长幅度颇大。到了1896年，上海港输往英国的出口货值已等于宁波港的111.7倍；1899年，上海港从英国进口货值也大大超过了宁波，占全国进口货值的59.7%[5]；而到了1900年，经上海港从英国进口货值已占全国从英国进口货值的87.8%，对英国出口货值等于经宁波港对英国出口货值的60.8倍[6] 。可见，上海港此时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口岸，当时的宁波港与上海相比较已经相形见绌。在这个基础上，它开始了加速近代化的过程，并逐步向国际贸易大港过渡，这更是宁波港所望尘莫及的，上海对于宁波海关贸易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上海港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构成对宁波海关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一个结果。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进一步加剧了港口发展的不平衡，以至于出现大起大落、畸形发展的局面；也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导致在上海港不断崛起的同时，有一批港口却日趋衰落，遭受厄运，宁波海关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自从宋元以来，宁波港一直是华东乃至全国的主要对外贸易港，上海港则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是近代以来，宁波港的进出口额却急转直下。宁波港的衰落当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其中腹地的缩小、港口的地理自然优势不再以及城市经济衰落等是其主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港的优势正好是宁波港的劣势，所以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这并不是答案的全部。在五口通商初期，宁波的商品经济远比上海发达；准资本主义的信用机构――钱庄信贷系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宁波商人精明能干，与外商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再加上宁波的手工业比较发达，地产品一直在顽强地抵制着泊来品。但是，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面前，这些优势毫无作用，外商的兴趣越来越集中于上海。于此同时，早期移居上海的宁波商人，也把一部分利于出口的地产品转运到上海出口，而另一部分原先在本地从事外贸的宁波商人，也迁往上海，并把外贸业务带走了，宁波港也就一变而为服务于上海的二级转运港。

随着上海经济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杭州成为上海港和宁波港的混合腹地。宁波海关（浙海关）税务司杜德维抱怨说：由于受到上海蒸蒸日上之影响，把宁波之贸易范畴日益侵占和蚕食掉。多少年前，它破坏了宁波的直接贸易，而如今又把宁波包围起来，逼我们去向内陆。省内许多大城市陆陆续续都与上海挂上了钩，睁眼看看使人不寒而栗。现在上海凭入内地验单，供应杭州煤、藤器以及铁器。上海还卖给绍兴商人大批大批货物。与浙西接壤之皖东徽州之铅，以往都是从宁波由内河运去，而如今也从上海直接运徽州矣[7]。

2.杭州开埠的冲击：1896年10月1日杭州正式开埠，所设的海关称杭州关。早在1877年，宁波海关（浙海关）税务司杜德维就曾担忧：钱塘江流域乃是本省人口众多、物产富饶、掌握和支配皖、赣两省贸易之地也，若落入上海怀抱之中，则宁波港惨矣[7] 。二十年后，这种担忧变成了现实，到了杭州开埠，沪杭之间交通便利，宁波的通商范围，日小一日了。

自同治五年（1866年）以后，徽州绿茶向经宁波海关输出，出口量维持在7万~9万担之间，价值都在150万海关两以上。1896年杭州开埠后，徽州绿茶经宁波海关的出口量急遽下降，1896年为78 660担，1897年、1898年分别下降到12 468担和3 561担，1899年只有299担，到1900年已不再从宁波海关出口了。不仅出口如此，进口同样如此。杭州开埠之后，自宁波海关运入徽州的洋货不断减少，布匹由1896年的15 96件下降到1898年的3 599件，煤油从1896年的37 050加仑减少到1898年的11 950加仑，火柴已不再通过宁波海关进口，其他商品如糖、铁、铅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8] 。人们对此评论道：其（徽州府）所运入内地之货，大半由徽州钱塘之支江，运至屯溪，该地系徽州商务总汇处。该府东北一带，所需之洋货，皆由杭州输入[9] 。由于进出商品均要经过杭州关，徽州从此成为杭州的腹地，凡安徽徽州一带，其货物出入向经由此者（宁波海关），至是皆改向杭州，而此港销售之区域，不得不缩小几分矣[10]。

开埠之后，杭州和浙西地区的经济往来进一步紧密起来。“近来（1899年），安徽、江西与杭州及杭州通往沿江城镇的江干，与省内之金华、衢州、严州以及绍兴之间交通运输日益频繁”[9] 。据1913年出版的中国商业地理的论述，当时的杭州贸易区域已是很大：自其境内，以至钱塘江南绍兴、严州、衢州、金华、徽州之货物，无论或出或入，莫不经此焉，（杭州）贸易区域为杭州府下海宁州、绍兴府、严州府、衢州府、金华府等地[10]。

1899―1919年，经宁波海关（浙海关）进入内地的洋货显著减少，如1899―1901年间每年运入浙江内地的洋货价值近255万海关两，而到1917―1919年间每年仅为72万海关两，下降了3倍多；进入安徽和江西的洋货下降得更多，1899―1901年间每年分别为82 567海关两和107 257海关两，到1917―1919年间减少为12 423海关两和11 430海关两[11] 。当然，后期洋货入内地的数量下降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但洋货入内地的下降趋势在20世纪初就已经很明显了。而就经杭州关进入内地的洋货来看，虽然也受欧战的影响，但总体趋势却是在上升的，尤其考虑到随着铁路和水运的发达，很多货物是通过厘金局而不是通过杭州关进入内地的，实际贸易量要大于海关贸易统计的数值[10]。

单纯从价值看，每年平均经杭州关进入安徽的洋货价值为20多万海关两，而经宁波海关（浙海关）进入安徽的只有4.16万海关两。根据浙江口岸进入安徽的交通线路看，经宁波海关（浙海关）和杭州关进入安徽省的洋货一般是运到徽州去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20世纪一二十年代徽州是杭州的腹地。

绍兴紧邻宁波，此前虽也从上海进出货物，但数量不大。随着1896年杭州开埠和1908年沪杭铁路的修通，绍兴也开始大规模地向杭州和上海直接进货，成为宁波和杭州、上海的混合腹地。例如当时的锡、糖、进口洋布等向来由香港运至宁波，再运绍兴，但是从1911年后，则改由沪、杭运往绍兴更为方便快捷。不过，绍兴的若干重要出口商品，如平水茶和棉花仍从宁波海关出口。杭州开埠后，还将其触角伸入宁波港附近的某些县份，余姚、钱塘江之货物，素以宁波为汇聚场所，但自杭州开埠以来，其范围也在日益缩小。所以，从1896―1919年的这段时间，宁波海关由于受到腹地变小的影响，其对内对外贸易逐渐地衰落。

参考文献：

[1]雍正.公署・海关行署[G]//宁波府志:卷十一.

[2]浙海关贸易报告（1877）[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187.

[3]浙海关贸易报告（1871―1872）[Z],P145.

[4]Wenchow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1879―1896[G]//中国旧海关史料:第8-24册.

[5]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9.

[6]张心徵.中国现代交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05.

[7]浙海关贸易报告（1877）[Z],P171-172.

[8]Ningpo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6―1898[G]//旧中国海关史料：第24-27册.

[9]杭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Z],1899:732.

[10][日]胜部国臣.中国商业地理下卷[M].霍颖西,译.广智书局,1913:78-69.

[11]Ningpo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9―1919[G]//旧中国海关史料:第24-27册;Hangzhou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1899―1919,第25-2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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