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与依附――谢灵运的双重人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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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小名客儿，世称谢客，以晋时袭封康乐公，又称谢康乐，是我国山水诗的开山祖师，晋宋时代的文坛巨匠。谢灵运的人格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他既追求独立不羁的个性，同时，他又具有依附的人格。谢灵运的人格不仅呈现于日常生活，还呈现于文学作品。下面试对谢灵运独立和依附的双重人格及其成因作一简单的研究。

谢灵运自小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追求独立不羁的个性，向往自由的境界：“人生谁云乐，贵不屈所志。”（《游岭门山》），他在《登永嘉绿嶂山》说：“《蛊》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四句诗中两处引用了《易经》中的典故，《易・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谢灵运用典的本意在于表白自己“不事王侯”的孤高脱俗的操守，所以诗后四句接着说：“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他甘愿不为人知地抱朴守道即“抱一”，也不愿丧己于物，失性于俗。

谢灵运继承了先祖“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氛。”（《述祖德》）兼有匡时济世之心和不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他在诗中说：“……怀兰秀瑶。皎洁秋松气，淑德春景暄。”（《日出东南隅行》）以此来比喻他自己的品德像秋天的松树一般高洁。“德不孤兮必有邻，唱和之契冥相因。”（《鞠歌行》），这两句语本《论语・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是说有德之人不会孤独，必有志同道合的人愿意与他为邻。谢灵运虽然“淄磷谢清旷，疲惭贞坚”（《过始宁墅》）没有坚守清高旷达的品格，终究误入仕途，但他还是一再说要坚持高洁的节操：“君子岂定所，清尘虑不嗣。”（《游岭门山》）“伊余秉微尚，拙讷谢浮名。”（《初去郡》）等等。在离开京都赴永嘉时，他勉励亲友“各勉日新志”（《邻里相送方山》）每天都要使自己的德行有所进步。

谢灵运本性向往自由，他守道顺性,任诚师天,抱朴处顺,率性自然。用顾颉刚先生的话说，就是其“无论为仕为隐，总在‘适己’”。谢灵运自己也说：“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游赤石进帆海》），他还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游名山志》）“性”的本义，即指人的自然天性。郭象《庄子・逍遥游》注云：“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他在《山居赋序》中说：“抱疾就闲，顺从性情。”他还说：“违真一差，顺性谁卷。”（《赠从弟弘元》），“守道顺性，乐兹丘园”（《答中书》），表示要顺从自然万物和自己的本性。他还说：“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岸亭》）等等。唐代大诗人杜甫在《石柜阁》中对“适性”作过这样的理解：“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吾衰未自由，谢尔性所适。”就是像谢灵运那样优游山水，像陶渊明那样放浪园田所带来的精神上的自由感。

谢灵运的这种“适己”，表现于行动即为“宁做我”，张扬自己的个性，哪管他人诽谤。然而在现实政治的束缚下,自由的天性被扼制,为了保持自己的高洁人格,他不得不以自己的狂傲,以自己的放荡不羁、惊世骇俗来反抗现实。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所谓“狂”，即狂放，志气高远，偏激外露，而行有所不副其言。所谓“狷”，即狷介，谨厚拘守，不屑做不洁之事。两者都不合中道。谢灵运就是这样一个“狂”者。《南史・谢灵运传论》说：“灵运才名，江左独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顾绍柏先生说：“纵观灵运一生，他基本上处于仕与隐的矛盾之中，他隐而又仕，仕而复隐，仕不专，隐难久，不满，反抗，直至酿成大悲剧。……他对现实的反抗是实实在在的。《南史》卷十九谢灵运传论说他‘猖獗不已’，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反抗不止。他常常做出一些越出名教轨范的事，在朝堂，举止‘多愆礼度’，在日常生活中，他爱标新立异，‘衣裳器物，多改旧制’。第二次隐居故乡时，曾与隐士王弘之等人到会稽郡千秋亭饮酒，裸身大呼，太守孟知之，以为不成体统，派人加以制止，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南史・谢灵运传》）这种蔑视封建礼法的举动不可谓不大胆！”又说，“逃避现实，栖隐山林，是谢灵运反抗的又一种形式。”确实，谢灵运虽屈于刘宋皇权之下，然心中实在是极其痛苦。他不甘心一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是不断地反抗着。

一个人的人格高下，是根据他的存在状态来判定的。如果一个人能保持独立的存在状态，他的人格就是健全的。所谓保持独立的存在状态，就是在群体社会中保持自己经济政治的独立性。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一种独立人格的闪光。杜甫有诗云：“有木名凌霄，攫秀非孤标。偶依一枝树，遂抽百尺条。开花寄树梢，自谓得其势。一旦树摧毁，独立暂飘摇。”就是以凌霄为例，告诫人们不要失去独立的人格。反之，如果一个人依附于他人而存在，他的人格就是不健全的，可称之为“依附人格”。

谢灵运的个性人格有独立性的一面，同时又有依附性的一面。在封建社会里，“士人在经济上缺乏独立性，政治上就必然具有依附性。一个人缺乏独立性却具有依附性，就很难想象会有人格上的自主。历史上就不乏士人以人格为代价去换取功名富贵的例证。有些士人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就只能拿起道德这一武器来同王公大人抗衡。……可是，用道德这一武器夺取的至多只能是精神上、道义上的胜利，而在现实中，他们注定是贫穷、失意的承受者。……‘富贵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则在己求之而无不得者也’（《张载集・经学理窟・学大原上》），把富贵之能不能得到付之于天，而始终不放弃对道德的追求，这是士人们最可贵的信念”。

可是，古代士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大都希望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而不甘于贫穷失意。而士人的前途是同时代、特别是同王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因而他们不得不依附于王权政治，不得不努力克制着心中的痛苦和人格的分裂。对于谢灵运来说，他表面上好像很独立特行，实际上却是缺乏个体自由的，无法从变革期那张政治之网中摆脱，而且他的这种依附性更为明显，具有双重性。

其一，谢灵运对谢氏家族的依附。谢氏崛起于东晋朝政多事之秋，谢尚、谢安、谢万、谢玄、谢石诸人各展才能，德行事功与文采风流并重，标名一时。谢氏家族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占据绝对优势，还具有百年望族的家学传统，在文化上也占据着绝对优势，自晋迄陈二百余年，谢家雅道相传。谢灵运就出生在淝水之战的第二年，正是谢氏家族的鼎盛时期。谢氏家族给了他所有士人都梦想得到的一切――高贵的出身，富贵的生活，良好的教养，一流的教育，渊博的知识，以及种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权，如作为一个世家子弟可以仅凭门第出身就“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特权等等。同时，家族也赋予他克绍箕裘、光耀门庭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和完成这一使命的强烈的家族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谢灵运不仅仅是依附于谢氏家族，而是与谢氏家族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家族的事业就是谢灵运的事业。

其二，谢灵运对皇权政治的依附。无论是在东晋，还是在刘宋，世族都是与皇权政治密不可分的。世族要靠皇权巩固其高门世族的地位和各种特权利益，皇权要靠世族的支持来维护其统治地位。刘宋以后，皇权给予高门世族这一重要社会基础以充分的礼遇和经济上的实力，但尽可能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力，使世族对皇权的依附性加强。世族成员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必须降低身份向他们靠拢。

随着庶族皇权政治优势的加强，世族在政治上越来越衰弱，越来越依附于皇权。世族地位的跌落使谢氏成员进一步懂得维护门第之重要，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谢灵运既须在政治上依附王权才有可能有所作为，又须为家族利益不得不依附于王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谢灵运辗转依附于刘毅、刘裕，均无所作为。投靠刘义真，也是误入歧途。后又蹇偃于宋文帝手下，终获罪死于非命。谢灵运的命运代表着谢氏家族最终衰亡的命运。谢灵运一生追求独立，向往自由，却始终如风中飘萍，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随风流转，直至灭亡。谢氏家族成就了灵运，灵运又因谢氏家族而亡，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参考文献:

1．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

3．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单位：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