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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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史上，清朝乾隆年间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回归”和“穴结”伴随“盛世”而悄然出现。而最能展现其“回归”和“穴结”特色的当是《四库全书》的纂修。在这场气象宏大的学术文化工程中，身为总纂官的纪昀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巨人。他朝夕筹划，校勘鉴别，进退百家，与陆锡熊一起完成了《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编纂，成为我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之作。

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一次，乾隆帝发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者”，而这部书当初是纪昀亲自校理的。于是龙颜大怒，专谕诘责纪昀：“何以并未删去?”令其速“删改换篇”，并“自行赔写”。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曾“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乾隆帝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又发现“其中讹谬甚多”，遂下令复校内廷四阁全书。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文渊、文源二阁全书的复校工作相继告竣，其中讹错换篇者不在少数。文渊阁、文源阁全书复校工作结束后，纪昀又带领原班人马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校阅文津阁全书。纪昀前往承德校勘文津阁全书，实际上是乾隆帝对他的一种处罚。历经数月，文津阁全书的复校工作全部告竣，又查出誊写错落、字句偏谬者不在少数，均分别视不同情形，妥善予以处置，从而使文津阁全书的质量得到了有效保证。

《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编纂也是一次文化浩劫。宋明人著作涉及辽金元少数民族史实，一概在查禁之列，投降清朝之人的文集因其人无节操在禁毁之列，最著名的如钱谦益的作品，而对节操凛然、主张坚决抗清的明人的作品也因会煽动民族情绪而入禁毁行列，如杨涟、左光斗、史可法等人的作品，一些戏剧、小说因为事关风化也不许留传后世。乾隆四十三年(1778)，颁行《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以后又陆续有补充规定出台，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终止。一些禁毁书籍或被四库馆臣认为价值不大的书籍仅被列入“存目”，存目均有目录提要，不收原文。而被送入火炉销毁、不留任何痕迹的书籍不知有多少。最糟糕的是，四库馆臣任意删改书籍，改变文献的原始面貌，而根本不加任何标注，现收入《四库全书》的有些书籍的可靠性遂成疑问。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廷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的书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约8万块。同时清廷还大兴“文字狱”。据《清文字狱档》记载，《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摘自11月9日《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