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万亿”引发的改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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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一旦实现了8万亿元这个数字,中国将紧随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就在全球发达国家财政收入1%左右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中国今年前五个月财政收入增速惊人。“下半年保证10%的增速应该没问题。”国税总局一位官员表示。

财政收入的振奋与淡定

八万亿元财政收入、世界第二的财政收入经济体,这些数字的确振奋人心。然而,比之于GDP保八的增长目标、“22年间劳动报酬占GDP比例下降近20个百分点”等事实,财政收入近乎四倍于GDP增速的增长态势,不说让人心生不爽,起码也是喜忧参半。

理论上说,财政收入多了,国家宏调能力必然增强,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利于增益民生。但问题是,如果财政收入过多,也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麻烦:譬如会给财政支出带来压力,进而为经济总量失衡埋下隐患。更为重要的是,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过多,则必然意味着企业与民众那头的部分相对过少,对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期,若社会财富不能藏富于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就成了无源之水,最终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八万亿元财政收入尽管是个预估,但这个数字与近年来过高的财政收入比是相称的。事实上,政府财政收入增速高于、甚至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达11.7%,而GDP增速为8.7%,这已经是差距很小的年份了。此前,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9%左右,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分别为20.4%、25.7%、20%、21.9%、31.4%。

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破题之选

财政收入增长超过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以及高过国民收入增长,可以说是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那么,眼下而言,我们就需要在看到财政成就的同时,及时扭转过高的局面,为过热的财政增速降温―――就此而言,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破题的不二之选。

每每谈及财政收入过高的增速,相关部门的说法无非是“加强征管”、“累进税率制”、“价格因素”等,但实际上,我们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财政收入过快增长显然是资本所得过高的“副产品”。因为财政的大头是税收,投资与产出形成的税收,成了垒高财政收入的主体。财政增速如此之快,而且是在居民薪资痛感明显、贫富分化呈现加剧趋势的语境下,它所隐喻的分配困境一目了然:一是劳动所得仍显得过于单薄,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导向有待纠偏;二是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比率有待优化,这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的必备功课;三是市场化收入空间狭仄,行政力量对经济的控制力在强化,“被优待”的民营类企业日子并不好过;四是分配政策改革亟待推进,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具体调整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政府收入并不仅限于财政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这些收入与预算内收入差距并不大,当财政收入飞速增长,此类收入必然也是水涨船高―――而这些并不是天上掉的馅饼,仍来自于国民收入总蛋糕。因此,八万亿元财政收入虽是个喜讯,却也为收入分配改革再添迫切的注脚。

中国减税富民的最好契机

财政收入比例过高,国人享受到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落后,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必然制约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从国外经验看,减税是必要之举。

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表明“国富”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富”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同样不应忽视。如果将8万亿元的天量规模作为转折点,那么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再调整已势在必行。

“国富”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全社会资源去应对突发性危机。从2008年开始高达4万亿的资金投入,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在金融危机之下,率先实现企稳复苏,并最终保持高速增长。当下,欧洲经济体陷入财政压力之中不可脱身,美国也不过是在靠印刷钞票度日。对比之下,在全球担忧经济“二次探底”之时,中国充足的财政“弹药”显示了威力。

当然,强调“国富”的优势并非意味着财政收入应该最大化。恰恰相反,以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而言,8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规模已经是过犹不及,已到了分配体制改革的转折点。事实上,国家财政收入的高与低不应该追求绝对数值,而应看相对数值以及公众对于财政资金使用的评价。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美国当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9%,日本当年GDP为52900亿美元,财政收入8019亿美元,所占比重约为15%。中国2008年GDP为33700亿美元,财政收入为8837亿美元,所占比重约为26%。数字对比可以看出,如果以GDP作为当年全部新增社会财富的话,那么中国行政部门所占的比例要远远超过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

财政收入比例过高,意味着企业和居民的税费开支较高;但与此同时,国人所享受到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一现象必须引起警惕和反省。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必然制约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由于财政收入占据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导致企业和公众自身财富积累缺少、对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所以面对危机就不得不依赖于行政救济。就此进一步强化了财政收入增长的必要性,遏制市场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升,最终导致市场自救宛若“扶不起的阿斗”,形成恶性循环。

事实上,“国富”远超“民富”的问题近年来一直被社会各界热议,也早已达成共识,即要实现财政、企业和公众间的合理分配,削减前者、补贴后二者,实现藏富于民。但讨论至今,当下最大问题其实在于执行推进,而绝不应该再因讨论而有所迟滞了。

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看,减税是必要之举。但是针对企业和公众的减税,特别是针对个税起征点的改革建议,却止于学界的呼吁而已,很难见到相关部门的积极响应,甚至有官员认为减税会导致赤字而反对实施。事实上,中央财政可以赤字运行恰恰为减税让利提供了制度空间,因为财政可通过发行国债度过转折期。

之前有媒体报道,预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年内就将出台。各界同样热盼这一方案尽早出台,但更期望方案本身能更具可执行性,特别要对既得利益群体采取约束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