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队长变身职业钉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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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当陆大任出现的时候,保安走过来跟他打招呼:陆大哥,你好啊,你看,这地方没什么事情了,你到别的地方暖和暖和吧。
陆大任站在一堆砖石水泥瓦砾上,后边是一片枯黄的草地,再后边就是国家体育场“鸟巢”了。风从北边呼呼地刮来,确实冷。
48岁的陆大任把他的花白长头发在脑后扎成了一个小辫,不然的话,头发会随风飘起。前些天,他在此处度过了好些个冷得令人难忘的夜晚。“我得穿着厚厚的鞋,两个鞋垫都不管用啊。”
陆大任穿着绿色军大衣,头顶枣红色的帽子,有时还会戴一副淡蓝色的一次性口罩,只遮住鼻子,露出嘴巴。他总是以此造型呈现于媒体。这让人感觉比较老土。但当他把军大衣脱下来,露出花格子围巾,和简约的夹克,再加上一副精致的眼镜,你会觉得外表后面是另一个人。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受聘为人“死守”店面,抵挡强拆队伍的“进攻”,成了“职业钉子户”这个扩展名词的诠释者。
颇有戏剧意味的是,“职业钉子户”陆大任却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拆迁队长。从拆迁队伍进入拆迁户群体,为后者出谋划策并身体力行地对付前者――有人说,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阿凡达》嘛。
史上最牛招聘
这一切缘于秦荣。出生于1981年的秦荣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如今在北京一家合资企业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北京打拼数年后,她有了些积蓄。“我有创业情结。”于是,秦荣和男友打算在工作之余做点小事业:开餐馆。
2008年,经过考查,秦荣把目标锁定在了北京地铁10号线安贞门站边上的店铺。当时吸引她的一个商业概念是:此地宣称要打造离“鸟巢”最近的酒吧一条街。
秦荣看中的店面属于“大房东”新奥集团,店面已经转租给“二房东”,“二房东”是东方凯晟。秦荣跟东方凯晟签了3年合同,租下了此店面,开了一家鱼堡餐馆。
一年多里,秦荣精心打造餐馆,前前后后投进去近50万元,期待一个好的回报。
但在2009年9月份的时候,她突然听到这片店铺要拆迁的事情,可把她急坏了,她去找东方凯晟。对方说,怎么会有这回事呢,快到交房租的日期了,先把3个月的房租交了再说。
秦荣觉得蹊跷,这房租可不能交。她找到“大房东”新奥集团,证实了这并非谣言,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
“这是合同欺诈。”秦荣说。拆迁意味着近50万元的投入将碎为齑粉。
几经交涉,东方凯晟答应赔偿秦荣,赔偿费是3.5万元。“我觉得太不合理了,绝对不能接受。”
但能怎么办呢?秦荣想尽各种办法,找相关部门找媒体,但都没有用。有媒体告诉她,不是我们不想帮你,但现在全中国都是拆迁,都是钉子户,没有“新闻价值”啊。
拆迁按计划进行,一个个店铺成为废墟,最后只剩下包括鱼堡餐馆在内的3家店铺。
秦荣想继续做钉子户,但她没时间,她和男友都有工作,没办法24小时坚守“城池”。
经常上网的秦荣想到了发帖。她在天涯社区发出了一个帖子:招聘“钉子户”。她为应聘者开出的薪酬是每月1000元,包吃包住,外加赔偿款2%的提成。此帖被网友称为“绝对史上最牛招聘”。
一“帖”激起千层浪。很多人打电话表示想应聘此职。
秦荣记得很清楚,第一个来应聘的是一个曾经做IT的失业者。“他愤愤不平,希望帮助我们,但我觉得他实在不合适。他只做过公司职员,而且是八几年出生的人,还没我的社会经验丰富呢,起码我还开了店,在江湖混过。我知道,跟那些人打交道,阳春白雪根本就是不行的。”
“钉子户”的职位在那虚置着,一时无人胜任。
拆迁生涯
秦荣在焦急等待合格应聘者的时候,陆大任正在北京朋友家里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视。陆大任是山西太原人,刚从山西某单位内退,老婆和两个孩子已经移民澳大利亚,他也在办相关手续。他虽然职务是山西某单位的人员,“其实就是挂个名,我都不去上班的。”陆大任曾经在远房亲戚的房地产企业里负责拆迁工作多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拆迁队长。
某天晚上,陆大任看到央视新闻频道正在播唐福珍事件,紧接着播的就是秦荣接受电视采访说招聘钉子户的事情。他觉得这个新闻有意思。
陆大任是个好奇心强的人,人生经历丰富。他是在部队上长大的孩子。照他的说法,他的父亲和山西大学领导关系好,他在80年代初进了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在学校还当过学生会主席。作为被重点培养的对象,他还被挑选到部队里去锻炼,到过广西,临近与越南交战的前线。被挑选去的人,都有背景,“家里都是师参谋以上级别。”在部队里,他们是难以管教的一群人。“谁管得了啊,这些小孩父母的级别都比这些教官们高得多。”
“这件军大衣就是当初在部队上留下来的。”陆大任指了指衣服说。
大学毕业后,陆大任对最初分配的几个单位不满意,改签了好几次,进了他现在内退的单位。
如陆大任所说,他一直在单位挂名,大多数时间在外边做自己的事情。跟着远房亲戚做房地产生意,是其中一项。
他从1997年开始做拆迁工作。刚开始那几年没遇到什么麻烦。“用新房子换旧房子,大家都挺乐意的。”赔偿款的谈判不是很难,商谈的上下幅度也都是在几万块钱以内。
从2000年之后,陆大任觉得拆迁开始有难度了。随着房价的上涨,“老百姓一算账,赔的这点儿钱还买不了房呢。”
慢慢地,他觉得,拆迁的过程中,“需要一些强制手段了。”
强制拆迁都有哪些手段呢?“断电断水是很常见的,还有就是挖地沟,把要拆的房子给圈起来,往沟里灌点儿脏水,没给你灌大粪就算好了,扔石头,扔死鸡,搞点震动的东西,让你睡不着觉,让你神经过敏。拆迁这个东西以恐吓为主,闹得你鸡犬不宁。你正在屋子里说话,哗――就有一块东西从你眼前飞过,有的都不知道里面放什么东西,有时候放臭虫,放蛆,恶心你。调虎离山之计是常用的,找个关系好的人叫你出去吃一顿,吃完饭回来发现,房子没了。”
拆迁户也有难对付的。陆大任遇到过“燃烧弹”。“用大号的葡萄糖瓶子装了汽油,有时候还弄上点辣椒粉、芥末粉什么的,用木塞子塞上,点燃了扔过去,那边可能放了煤气罐、沥青、轮胎什么的,这个麻烦。”
陆大任开玩笑说他可以教钉子户做“燃烧弹”,以备“防御”之用。“就叫钉子牌燃烧弹。”
拆迁队有“放火”的时候。“有一户人家,不给拆,他们家雕梁画栋的挺漂亮。屋子后面有一堆草,就着了,把房子烧了。怎么着的?谁都知道是谁干的,你就抓不住把柄。公安局肯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早就串通一气了。很多拆迁队的后边都有地方黑手。”
陆大任在拆迁生涯中遇到过死人的事情。“那件事情很蹊跷,我现在都没弄清楚。那次拆迁,经过几次协商,终于弄妥了,把钱给了男主人。大家抽着烟,看着房子轰隆就倒下来了。这时候,女主人就冲了出来,大喊大叫,铲车刚好过去,她一头撞上铲车,血溅出来,死了。当时围观的人都傻了。”
面对这些事情,他总结的经验是:“死人的事情得赶快解决,千万不能拖,能提前一分钟搞定就提前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他自己掏腰包赔了6万块钱。
那是2000年的事情。他干了多年拆迁,都有点儿麻木了。“一开始,觉得闹事麻烦,时间长了,觉得就是一个工作,没人闹事倒觉得奇怪。”
鱼堡之战
陆大任从拆迁获得的利润是相当可观的。记者问他,拆迁赚了多少钱?他抽了一口烟,慢慢地说:“我是没出息的,这么些年,也就挣了900万,我都是笨人了。”
他说他应聘钉子户,不是为了那点儿钱,“想看看究竟这类有趣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哪有那么多其他想法。”
陆大任是在看了新闻之后某个晚上7点来到鱼堡餐馆的,风也是呼呼地吹,已经被停电的餐馆点着蜡烛,闪烁着点点火光。“不知道的话,还以为是烛光晚餐呢。”
陆大任见到了秦荣。“我说,秦老板,我把话说完就完了,你有没有信心战斗到最后?现在年轻人玩儿的事儿多着呢,我觉得她是不是头脑一热,闹这么一件事情,而且我凭直觉,这样的可能性还比较大。”
“我一听他说有没有信心战斗到最后,觉得很有挑战性,透露出他的自信,我想,就是他了。”秦荣回忆当时的情景。
虽然这样想,秦荣并没有立即答应。陆大任说给她24小时考虑,24小时之后,这件事情自动就没了。
之后又有两个人来应聘,秦荣对此印象深刻。一个是从天津来的大学生,学校里有甲流,提前放假了,他想来体验一下做钉子户的感觉,秦荣觉得他太嫩,不合适。还有一个是60多岁的人,秦荣觉得太老,也不合适。
秦荣在24小时内通知陆大任:他被录用了。
陆大任来到他的岗位上,跟一起守店的几个伙计认识了一下,然后是熟悉环境。“当时给我的感觉这个地方还不如我当初的工棚,不是一般的冷啊。”
他主要负责晚上的值班,在没水没电没暖气的北京冬天,那种难受程度可想而知。来自山西的他喜欢吃面食,还不习惯跟着大伙一块吃米饭,吃得也不太好,晚上一冷就容易饿。他只好来回地在外边走来走去,走到发热为止。肚子实在撑不住了,就弄碗方便面吃,“一饿就找不到东南西北。”
刚开始那几天的情况都还平稳,没发生什么事情。后来陆大任见到东方凯晟的负责人,来人对他说,我们也有值班的。“那我们就共同值班吧。”陆大任说。
秦荣那些天上班也不安心,心里总有一根弦绷着,她知道肯定会出事,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她上班的时候会打电话到店里,问问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餐馆的周围经常会有奇怪的黑衣人出现,这让她更紧张。
2009年12月22日,正在国贸一带上班的秦荣接到店里一个伙计的电话。“他跟我说,荣姐,出大事了。我赶紧打了车就往店面的方向赶。”
伙计指的大事是好几个保安把餐馆的门给堵住了,贴了封条,不让他们进去。死守餐馆的陆大任也被五六个人架着给抬了出来。“他们很专业,把你控制住,又不伤着你。”这是他对这些保安的评价,“他们的力气多大,把门都拉坏了。”
现场一片混乱,鱼堡餐馆旁边的湖南米粉店的老板还被打伤了。陆大任有整套装备,他不断地展示写有“钉子户”和“Nail”的白旗,进行抗议。
有人报了警,警察来了。趁警察来的时候,众人发动“进攻”,夺回了餐馆。
保安见势不妙,跑了。愤怒的人群开始发泄自己的情绪,把汽车都给砸了。“他们真是连滚带爬,慌不择路啊。”陆大任说到此有某种成就感。
陆大任让秦荣感到满意又有些担心。满意的是,陆大任确实经验丰富,知道该怎么对付拆迁方,知道怎么造势,让大家关注。另一方面,她雇佣了陆大任,万一他出什么事情,比如受伤了什么的,怎么办?
幸好,这次激烈的冲突成为了转折点。接下来那几天,双方都以斗嘴为主,“表演性质的东西比较多。”陆大任说。
接着,“大房东”新奥集团的负责人出现了。陆大任的分析是:“大房东出现,这件事情就有曙光了,拿钱的人来了,有权处理问题的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抓住机会。”
在陆大任看来,东方凯晟就是个皮包公司,“账户上可能连5万块钱都没有。”秦荣也了解,“这样的情况,即使法院判下来,对方也是没有执行能力的。”
“大房东”新奥集团为此做了担保,在法院判决之后,如果东方凯晟没有赔偿能力,他们来进行赔偿。
秦荣在等待着法院开庭,她希望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鱼堡餐馆已经成为过去式,现在,那里是一片废墟。
故事结束了么?
这件事情之后,很多被强制拆迁的人来找秦荣咨询。秦荣也知道,像她这样得到较好处理方式的,毕竟是极少数。“我是幸运的。”
当时除了秦荣之外,还有另外两家钉子户,他们甚至坚持得更久,最终被强制拆迁了。
其中有一家湖南米粉店。陆大任站在废墟上说:“我当时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做个铁栅栏把门封上,有了这个铁栅栏就不好拆了啊,这就叫囚笼政策。但他们说考虑一下,一考虑就被人给拆了。”
这些天,陆大任在北京一带到处转转,顺义、怀柔、昌平……他自己去做了个小调查,看看有多少人面临类似秦荣这样因为“二房东”的问题而遭遇强拆的租户,“以‘钉子户’为职业不太现实,把这样的人集中起来讨论一下倒是可行的。”
鱼堡餐馆这一“战”让陆大任扬名。
今年同样是48岁的山东人庄鉴铭看到陆大任所做的事情,心情激动。他曾经在博客里招聘过钉子户,但没人响应。他到处打听,终于联系上了陆大任。
“他真够点儿背的。”听了庄鉴铭的讲述,陆大任说。
庄鉴铭以前是山东潍坊市政府的公务员,下海来北京十几年了。2003年,他在北京办了一个煎药机厂,遇上拆迁,厂房得挪地另建。新厂房在另一个地方建起来没多少天,又面临拆迁。两次拆迁让这个厂损失了2000多万元,庄鉴铭没法再干下去了。“守着这堆破烂都好几年了。”
2007年,庄鉴铭想着奥运要来了,就改造了海淀区的一座建筑,建成了丽正宾馆。2009年,厄运第三次到来,他经营的宾馆又被通知拆迁,补偿数额少得很,他都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在这座已经没有客人入住的阴冷的宾馆里,陆大任给庄鉴铭细细分析情况。千言万语归结到最后就是:守住房子。
陆大任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房子没了,故事就结束了。”
这么多的拆迁故事,什么时候结束呢?
《南方人物周刊》 卫毅